未尝劳作苦，怎识读书香

杨世进

      马上就要开学了，朋友圈一条朋友的感叹获得许多人点赞：神兽又要回笼了。言语之中透露着家长希望孩子们回归学校回归课堂的急迫心情。春节期间，好多的人见到我都是说：三哥，咋整啊，管不了啊！这崽子一天除了手机就是手机，就是不学习。

       是的，现在的孩子们，有哪一个没有手机呢？三年的疫情，将学生从学校课堂硬生生的塞回家中。为了上好网课，许多的家长被迫为孩子们配备了高性能的手机和平板电脑。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么。然而实际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大部分的学生并没有因为学习的工具高端而提高成绩，更多的是孩子沉迷于手机游戏。为了玩游戏，网课上开多个界面：你讲你的，我玩我的。下了网课，有的孩子竟然游戏玩到深夜。为此，许多的家长非常的苦恼。

       职业原因，我接触过许多这样的孩子，因为游戏而荒废了学业。我曾亲眼看到一个孩子为了能够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忽悠他的母亲说：妈，你别管我了，我不乐意上学，将来长大了哪怕就是讨饭我也不怨你。我心想等你长大后悔的时候，你又会恨恨的对你母亲说：为啥不管我，当初我小不懂事，难道你也不懂事么？有孩子曾对我说：别人家都在玩，我为什么不能玩？不玩游戏，我觉得人生没什么意义！

       细思极恐啊，前辈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救国救民。我们这一代为了换一个粮本而读书，跳出农家院，改变自身命运。而现在的他们，什么才是他们学习的动力呢？

       鲜衣美食，可乐游戏。父母提供了安逸的生活，爷奶宠惯的骄纵，网络创造了足够的诱惑，有了这些，有谁还愿意寒窗苦读呢？正所谓：未尝劳作苦，怎识读书香？看着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我不由得想到了自己求学之路的艰苦。

        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从懂事起就帮家里干活：割猪草，捡拾牛马粪便帮爸爸基肥挣工分。即便是从小学升入初中，我也没有停止过劳动，放学后不是干这就是干那。

        记得上初二时，我没有一天上过早自习。当年教我化学的王绍先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常常嘱咐我早到一会，别老是迟到。嘴上答应着，可我还是做不到。那时候家里缺粮少柴，我每天要很早起来去村子西边的山上偷偷地砍松枝当柴烧，因为平日里有看山的护林员，我必须早起。等背着一柴篓松枝回家，再到学校时早已经过了上自习的时间了。记得那是一个冬末的早晨，天还没亮，我背着柴篓，走过村西山脚下的水库边，水中的鱼在睡眠中被我的脚步声惊醒，齐哗哗的游向水库中央。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的命是多么的苦，都不如一条水里的鱼。鱼儿能够自由的安睡到现在，而我为生活所迫已经走出村子赶了四五里路。

       还差几个月就初中毕业的时候，由于家庭贫困，哥姐烧了我的书包，说家里就我是一个白吃饱，为啥不去挣工分养活自己？是啊，姐姐只上到二年级，二哥上到四年级，大哥初中毕业就参加劳动了，我有什么理由还白白吃饭呢？妈妈身体不好，姐姐早早就接过了妈妈的重担，操持家务，踩着小板凳为我们一家烧火做饭。大哥为生产队的牲口打饲草，十七岁就挑过一百八十多斤！二哥十四岁便每天步行二十来里路去县城南边的赵家港做小工建设昌黎第一座炼人炉。哪天不是顶着星星去，披着月亮归呢？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哥姐们早早就失了学，用他们孱弱的臂膀支撑这个家了。书包烧了，可是我不甘心，想与哥姐抗争，坐在冰冷的炕上，裹着一条被子，看着从灶堂里抢出来的两本书。奈何大冬天太冷了，坚持了没几天我便乖乖地站在生产队长敲钟的点下等候生产队长派活。

       所谓的点就是一段废钢轨，挂在一根木桩上，队长捡块石头一敲，当，当，当，那时候的村民住的十分密集，社员们听到声音便纷纷走出家门来到点下，听候队长的调遣。那天，天贼拉拉的冷，我怯怯地排在大人们的后面。队长给别人派完了活，人们都散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我小心地跟队长说：大伯，给我派个活吧。队长看了看我：别扯淡了，你这么小，能干啥？赶紧去上学。一听上学，我的眼泪吧嗒吧嗒地：大伯，我真的不上学了。就这样，我成了第三生产队一名最小的社员，等级最低，七分，与副队长的女儿同级。

       我在生产队里干的第一个活计是在一个唤作姚各东的地方撒粪肥。那里离村五里开外，几辆马车把队里的粪肥拉到空旷的农地，间隔着卸成小堆堆，我的工作便是同另一个社员将粪肥均匀地用锹撒在地里，来年春上一翻，肥便埋在土里了。我们两个，每人负责一行。呼呼的北风，空旷的农地，虽然冰一样的铁锹把又冷又滑，我难以握紧，但我的要强，我的倔强，还有我的七分工值，仍促使我用尽全身气力，学着那位社员的样子，奋力地将冻得铁块似的粪肥撒向空中，撒向无尽的冬野。整整半天，粗重的农活累得我瘫软无力，活计干完已是午后，坐在回家的马车上，马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敲击着我苦涩的的心，冷风很快将我汗水湿透的冬衣又冻得冰铁一般，我瑟缩着，上下牙齿打着颤，又冷又饿的回到家里。

       相比于冬天的农活繁重，夏天的农活也不轻省。每次在田间除草，那位生产队副队长都会分给我与他们一样的活。譬如他们锄一条垄，让我也锄一条垄。关键是这条垄相当的长，足足有一百五十米。玉米已经有小腿高，大人们锄的很快，边锄边抽根烟站立休息，而我即使是跟头把式地猛追，也总是落后一大截，待到锄完一垄，我的手已经磨出来好几个血泡。

       其实劳动苦些累些，我倒不觉得怎的，最受不了的是副队长的不公平，每次他都分派我重活，派他女儿轻巧的活计。别看她个子比我矮，干的比我少，可是挣的却是同样的工分。我不平，我好歹也是个男人啊，同副队长理论，他却蛮不讲理，不给我涨工分。有一次队里要去村东杨家坟地里栽白薯，以前他都是要我下四五米深的土井中取白薯秧子，那天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七分，你女儿也七分，今天你让她下去取吧。结果被他边骂边用柴蒌追着砸。

       副队长又黑又凶的脸孔，刻薄地对待，并没有使我的劳动生活别无生气。队上一位家庭成份是地主的老者，干活之余经常与我交流一些东西，让我觉得仿佛我没有离开课堂，诸如：一百匹马，一百块瓦，大马驮三，小马驮两，二马蛋子俩驮一个，问大马小马二马蛋子各有多少？我想：不就是三元一次方程组吗？有什么了不得的呢？于是地头上，树枝当笔地做纸，划拉一番，将答案交给老者。老头看我很快就给了他答案，很是吃惊，接着就又用鸡兔同笼之类的题来考我，往往我不用在地上划拉，就直接口算给他答案。在老者肯定答案正确之后，便见他摇着头，嘴里喃喃着：可惜了，可惜了。老人家不知道村西的小拱桥，就是我挖野菜回来时为工匠们算出的扇形半径和角度。

       劳动很繁重，辛苦我自知。有时常常把我这个又瘦又小的少年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也让我明白人活着的不易。好在一年后我终于不用受别人的欺压了，来到父亲的身边劳动，打石子。而这一打，又是一年多。

       那时候父亲管理生产队的副业，收卖石子。父亲虽然是右派身份，但是我记事起，父亲总是被大队公派出公差，率领全村的精壮社员去修村西水库，修邻村正明山水库，修汀泗涧水库，修滦河，修七里海，修海河。大概是父亲在人们心目中有点威望吧，每次父亲都是以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这些场合。

       打石子的场地，是我们村的石场周边。这个石场所在的山是我们村的，俗称西山。不知道什么时候公社占去搞副业，一占就是很多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村的村干部明白过味来：自己村子的，为啥让别人占着捞钱呢？于是，几个村干部一合计，上演了一出抢场大战。先是派人推倒了着着火的铁匠炉，又派人在道上堆满了石块渣土。公社的人们理亏：本是人家的东西，自己无端占了很多年。但是公社又不甘心就此放手，他们原来的采石场长外号叫做张大炮的，用报纸卷了一个喇叭筒，放在嘴边，哑着个嗓子，用顺口溜讽刺我们村的干部：搞好搞不好，全部在领导，上去上不去，别怪卵子大坠的。声音怪怪的，拖得长长的，引起围观人们的哄笑。

       有力的行动，总胜过苍白的语言。我们村的干部们齐心合力，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夺回了本属于自己老百姓的东西。石场的石匠大部分是我们村的，也有个别外村的。我的大哥在采石场清理渣土，父亲负责收石子卖石子。石子卖给建筑大楼的单位。这副业原来也是大队的，也是由父亲管理，可是我家属于第三生产队，所以队长就从大队的手中将我父亲争取过来。收卖石子的副业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第三生产队的。

       采石场边上有许多的象我这般大小或是比我大的人打石子。一把铁锤，一个铁皮圈，一个石砧，便是我们的劳动工具。姐姐，二哥，我，都加入了打石子的大军之中。大哥推渣土时留心捡出来的小石块，使我的劳动成绩提升许多。最多的时候，我一人一星期便能砸出一大马车石子，那可是能卖九块钱啊！如果是再小一点的石子，一车能卖到十四元！要知道那时候我们生产队一个大人十分工才值两三毛钱！我们姐弟四人成为场子里最能干的人，齐心合力，每天都能砸出几抬筐。想着每天便能进账块八角的，我累并快乐着，能为这个家逐渐富强起来带来的成就感，抵消了我失学两年带来的苦痛。八零年我家新盖的三间房，就是我们姐弟几个一锤一锤砸出来的。

       千万不要以为是打石子是一份很容易的工作。夏日里，毒日暴晒，光着脊背，汗水下流，浑身都是汗蒸发后结下的盐巴，用指甲刮下，嘴巴一舔，咸咸的。一段时间下来，我又黑又瘦，身上晒得脱下几层皮，就像是蛇蜕，只是没有它的那么厚，那么完整。白天砸石子顾不得这些，拼命地干活，中午也很少休息。只有晚上回家经过水库的时候，在水里泡一泡，洗去身上结的盐巴，也洗去一天劳作的疲劳。

       夏天的砸石子的日子相对来说还好过些，最难熬的日子是冬天。且不说锤子砸在石头上把手背上震的都裂了一道道口子，每个手指头肚都被冰冷坚硬的石头磨破，单是在冰冷的石头上一坐便是一整天就是一种苦难的煎熬。屁股底下比铁还冷的石头，只有一个薄薄的坐垫，不足以抗寒的衣服，我和二哥相继患上了坐骨神经痛，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这病痛一直折磨了二哥和我很多年。

       其实苦些累些我也不怕，最怕的是劳动时的带来的危险和心灵深处的恐惧。为了能够捡拾到比较小一些的石块，我常常每天凌晨三点多钟就去上山，去捡些刚刚放过石炮后崩碎的小石块。去晚了会被别人捡去的。毕竟小石块砸起来比较容易些。所以我每天去的很早。在通往石场的必经路上有一处坟地，每次路过那里，我的眼睛总像有什么牵引似的不由自主的向坟地望去，总想着那林子下面的坟头间会有一双黑黑的大眼睛望着我，总想象着林子上空会飞出一个披头散发穿着长长黑色布衫的没有眼睛的人，每一次我的头发根子都吓得竖直，直到我飞也似的穿过了那片林子，心还是一直砰砰砰的跳个不停。危险就更不用说了，无时不在，有时你正低头砸着石子，就会有一个八沿锅大小的石头从山上滚下来从身边掠过。有一个雨天，我和大哥在石场中间一块三间房子大小的石头下面避雨，不一会就听到石头底下嘎嘎作响，我让大哥赶紧到另外一处去躲避，大哥刚刚离开不到两分钟，巨石底下的渣土被雨水冲塌，巨石边响边往下滑动！我妈呀一声，赶紧飞身向空旷处跑去，空地上都是石匠们破裂开的一米半见方左右的石块，我在上面跳着，跑着，也顾不上被这碰一下，被那刮一下，等到安全处停下来时，我身上满布流着血的口子。回头再望，那石块滑下来足有十米，如果它是以滚动方式下来的话，我肯定被拍成相片了。

       劳动了两年多，直到我的父亲右派平反后，父亲在一位我唤作舅爷的建议下，托人找了当时的乡校长，在他的关照下，我又坐到了课桌前。缘分天注定，这位乡校长后来成了我的舅丈大人，这是后话。抚摸着久别的课桌，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认认真真地学习。

       不经磨难，难以明理。两年多的劳动，不仅磨练了我的意志品格，也使我明确的知道我的学习乃至人生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将该怎么去做。我常常一个人跑到屋后的梨树林里大声朗读艰涩的文言文，也常常一个人躺在树下的麦田里背记英语单词，每天学习到深夜，困了就用冷水洗头，让自己清醒，或是用圆规扎自己。有一次为了一道正弦极值问题，我熬到半夜两点钟，百思不得其解，我第二天向老师诉说求教，老师一句话便捅破了那张窗户纸，我找到了解题的方法，喜不自禁，这道题至今我仍铭刻心中。

       复学之后的每次考试，门门功课我都在九十分以上，数理化更是经常满分。第一个期中考试，我总分排第二名，落后于第一名我的班长刘秀娟5分，等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排到了第一，拉开第二名我的班长65分。那以后一直到初中毕业，每次考试我从未落到第二名。最后中考，我考了全乡第一。老师在帮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师范。我不想再拖累父母，我太想独立养活自己。就这样，三年后我被分配到了县大蒲河中心小学，开启了我的教书生涯。

       提笔写过去，满纸辛酸泪。看到身边的这些孩子，我真的很为他们的未来担心。希望看到这篇小文的朋友，能够正确的引导自己的子女，让孩子们多读书，在书香中熏陶，在书香中成长，让他们在学习道路上阔步前进，向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进发，到达一个美好的人生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