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小人物之圣婶之死

杨世进

   昨天大哥打来电话，说我们家的老邻居圣婶死了。圣婶死了？！圣婶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内心不禁为之一颤：好可怜的圣婶！前些日子回老家扫墓，在路上我还曾看到过她：没有套罩的棉服久而未洗，前胸和袖口处因沾了油污和经常摩擦的原因使得这些地方有些发亮，乱蓬蓬的灰白头发，脸和手都是黑黑的，脏兮兮的，虽然八旬出头，但看上去依然步履不疲，迈着外八字，身后跟了她的傻儿子锁柱。然而，仅仅一个月不见，好端端的，为什么就死掉了呢？
       圣婶原来与我家是邻居，所以关于圣婶，我知道的比之旁人要多些多些。
      圣婶年轻时曾是一个铁路工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犯了失心疯，六十年代嫁到了我们村，而且还带了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儿。丈夫圣叔是个老实人，高高的个子，黑黑瘦瘦的，婚后还当过生产队长。圣婶与圣叔共同生养了三个孩子，加上带来的女儿，共计四个子女。
      我小的时候圣婶还在犯病，但过了一些年后，由于圣叔的呵护和关爱，圣婶的失心疯慢慢地好了。治愈圣婶失心疯的并非什么良药，只是圣叔一种无奈的心法：由着。那时候圣叔家里穷，能讨得一个老婆已经很是不易。穷苦人家的思想是朴素的：有永远胜于无，除了珍惜，还是珍惜。然而世间所有万物，都遵循阴阳事理：阳极便阴，阴极阳来。圣叔无尽的关爱，圣婶全部坦然受之。久之，病好了的圣婶便慢慢地养成了一些很多人不具有的坏毛病。
      记忆中的圣婶很少与圣叔一起下田劳动。虽然圣叔曾经当过生产队长，他能分派全生产队的社员干这干那，却使不动自己的媳妇去地里劳动。即便是生产队黄了，责任田全部分到了社员自己家里，圣婶还是不肯下地，就连为果树喷洒农药这类一个人绝对干不了的活，圣婶也绝对不会帮上圣叔一把。喷药的时候，圣叔像极了一个东跳西窜的猴子，两边忙活，一会压一压唧筒，一会把着喷枪往树叶上喷洒农药，狼狈极了。而此时的圣婶不是待在家里就是推着自行车在城关大街上卖冰棍。
       圣婶是我们村八十年在城关走街串巷卖冰棍的第一人。按理说圣婶的头脑是活络的，见的广看得宽，但她家并没有因此而致富。究其原因应该是夫妻二人没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二人专心侍弄果树，也不致于分到了全生产队最好产量最多的果树却卖不下几个钱。改革春风吹满地，别人家勤劳致富，圣叔却如同经历着倒春寒，日子越过越差，成为全乡有名的贫困户；如果说两人齐心卖冰棍也会积攒下不少的钱，毕竟小本买卖周转快，比土里刨食总要容易的多些。结果圣婶卖冰棍并没有攒下几个钱来，大部分都填进了自己的嘴巴，吃了油乎乎的炸饼，肥了自己的肠子。
      我小的时候的母亲曾将两张烙好的麦饼用白屉布包好让我和二哥一起走六七里路送给正领着民工修正明山水库的父亲，临行前母亲一再叮嘱我们哥俩路上不许偷吃，更不能见到父亲时要爸爸掰给的饼。母亲生病时，父亲从地窖里取出大白菜，剥去菜帮，炒过之后用淀粉勾了欠，拿白瓷盘盛了端到母亲跟前，母亲看看盘子里的炒白菜，又看看旁边瞅着菜盘子的我和二哥，摇一摇头说：我不饿，给他们哥俩吃吧。爸爸一声叹息之后，我们哥俩狼吞虎咽地将盘子里的炒白菜一扫而光，全然不知身为大人的母亲其实肚子比我们还要饿得慌。小时候我没有理解妈妈为什么要派我们哥两个去给爸爸送饼子，直到长大后我才明白妈妈的用意：一是怕我们在路上偷吃饼子，让我们互相监督，更怕爸爸舍不得吃而分给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比之母亲，圣婶却将炖好的鸡蛋糕藏在面缸中留着自己偷嘴；不心疼自己的丈夫，让他早早的摸黑去娘娘顶的后背去拾柴，丈夫因冷烤火而被关了半天，大下午才回来。可是圣婶也不想让他吃上一口自己偷偷烙好的躺在锅里的油饼。其实如果单纯的不心疼自己的丈夫也没啥，毕竟圣叔老实能忍，可是圣婶将卖冰棍赚的钱用来自己买油炸饼吃时，她的四个儿女却是在家中与父亲糊弄着一顿又一顿，圣婶当真是连自己的孩子也不疼爱。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圣婶终究因过分地自私爱己而害了自己，品尝到了自私带来的苦涩果子。圣叔作为全乡最贫困的党员，不知道患了什么病，早早的大概六十左右就没了；两个女儿也早早的嫁了，人们很少见她们回家或是帮衬家里；小儿子凭借一己之力娶了个媳妇单过去了；只剩下一个智障三子锁柱，与圣婶两个人过活。如果说人在壮年的时候吃点苦受点打击也不算什么，可如果人老了，失了能，那么苦难对于他们譬如圣婶，则像物理上光学放大镜，不知放大了多少倍。

       圣婶是自私的，同时她又是伟大的。之所以说圣婶伟大，是因为圣婶毕竟还是有责任感的。她没有象有些人那样因为日子贫困而抛夫弃子，也没有象其他妇人那样因为贫困而堕落，舍肉以之为继。相反的，日子过的虽然穷困，但她毕竟与丈夫一起拉扯大了四个孩子，并且送她们出嫁，迎她人作儿媳。失了夫，又失了能之后，麻木中自己带着智障的儿子锁住靠每天捡拾垃圾又苦苦地撑了二十多年。虽然我们的村子被命名为小康村已经有很多年，而圣婶仍旧每天不疲地奔走于村中的街道或是各个垃圾桶之间。晚年的圣婶，虽然长久的艰难生活早已使她麻木，但这麻木中也透着她却独有的坚强。她没有手背子朝下，伸手向别的子女或是村支部，亦或是乡镇政府要些什么。她家的黑黑的墙上绝没有张贴那些由县级领导签字的精准扶贫表格，落满尘土的柜子上同样没有摆放哪位县领导与之结对子帮扶的照片。八旬出头的圣婶虽然每天总是脏兮兮的，靠着翻捡垃圾生活，但她比那些没有娶上老婆但却精力旺盛，明明能够外出打工而不出去，窝在家里用政府下发的五保户的各种款项喝酒打麻将玩女人的那些单身汉们品行要好许多。就在圣婶死前的前一秒钟，她还把头埋在垃圾桶里，翻捡着她认为可以换钱的或是可用的东西。

       圣婶是在在村西路边垃圾桶边翻捡垃圾时被汽车撞死的。以后再回老家时，我再也看不到迈着外八字，推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或是跟在黝黑的中年傻儿子锁柱的小推车后面，车上总有一些从别处拾到的破烂的东西，拿到镇上的废品站去卖钱的圣婶了，再也听不到年过八旬仍能唤出我学名的那位虽然脏兮兮但麻木中透着坚韧的圣婶了！虽然她曾被人喊作二老婆，虽然她曾高高跳起那枯瘦的脚骂过邻家的三奶，虽然她曾挥动镰刀割了我家三四十棵即将成熟的向日葵。三年的口罩生活，圣婶她都挺过来了，今年春上的甲流，也没能阻止过她一天去翻捡垃圾。可如今，她却倒在了无情的飞速冲向她的轿车之下。朦胧中，我似乎看到那墨绿色的垃圾箱像影片中的慢镜头般腾飞在空中，箱中的垃圾也慢慢地，慢慢地溅向天空，而梨花开罢的时节却仍然穿着油腻的没有外罩的棉服的圣婶，蓬乱着灰白的头发，嘴角流着殷红的血，躺在黑色汽车的车轮之下。

      电话里听哥姐说，圣婶的智障儿子锁柱在他母亲被撞死的当天晚上，在他家后面小卖部的台阶上坐着哭的极惨，虽没有呜呜的哭声，却是大颗大颗的泪珠在他脏兮兮的脸上冲出了如同河床般的泪痕。我不知道那天的晚饭锁住吃的什么，在哪里吃的。我也不知道他的两个姐姐和他的弟弟是否关心了他。但是我明确地知道天上有一颗星在注视着他，虽然他的母亲此刻正安详地躺在殡仪馆里冰冷的棺中。以后圣婶再也不能捡拾垃圾陪伴他了，但是圣婶在倒在车轮下的那一刹那，早为她放心不下的傻儿子锁柱做好了最后的打算。那笔不菲的抚恤金，应该能够让智障的锁柱继续生活下去。而那抚恤金，就像莫言《红高粱》中母亲那被子弹炸裂开的雪白的乳房，蜂窝状的组织中汩汩地流着殷红殷红的血。

      圣婶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愿她早日回到西山脚下地母的怀抱中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