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谈

王霁良

◎大诗人耶胡达·阿米亥说，“同一地区的诗人不会有真正的友谊，……那顶多是一种职业关系，但是一种具有潜在敌意的关系。”他甚至告诫诗人们，“最好避免这种关系，远远躲开”。一个人要成大器，就得善于放弃好多东西，耶胡达·阿米亥做到了。
纵使真的有开一代诗风的诗人活在当下，出于嫉妒，也会有很多人不喜欢他，我们真心喜欢的，是那些过了世或自绝于人世的诗人。

◎真正好的诗歌是有一定神性、能够进入灵魂的，每一个诗人都按自己的方法培育兰花，但很少能让词语真正和思想做把爱。孔孚先生在《复王尔碑》的信中说“平常心，家常语，而又深不可测，方是至境。这是很难很难的。”诗有没有这一抓不住、摸不着的东西，足以体现诗之间的差距，有则常怀，无则过目即忘。

◎诗人忠实的是自己的感觉，所写离不开所历所见，不断刷新的是对直觉的敏感。诗人大都用感性来处理诗歌，善于发现，把感性的现实像矿藏标本一样采下来，用手中的笔来反映日常习见的生活，看到什么写什么，愿意做这个世界最朴实的记录员。这样写最大的好处是素材取之不尽，美国的大诗人勃莱90多岁了还在写身边的事物，就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博尔赫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明白，那位诗人的气力不是花在诗上，而是千方百计找出理由来让人赞赏他的诗，很自然，这番努力提高了他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但是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这类的自欺欺人，今天的诗人还在做，乐此不疲，老王卖瓜，在他的诗前面，好东西一点也没有了，这是很要命的，直接的后果就是故步自封，目中无人的人都走不长远。还有些诗人在荣誉的垃圾堆里打滚，今天获这个奖，明天获那个奖，忘了还有一句名言，——“荣誉使人失去名声。” 认认真真出点东西吧，诗人的身份向来都是追加的。

◎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坛子轶事》，多少年来针对这首诗众说纷纭，大都认为过于“超现”，都用形而上的眼光去审视它。但在美国这首诗并不难解，反而觉得诗人写得很自然，因为诗人所处的那个年代，北美正生产一种品牌叫“统治”（有的译者译为“君临”）的广口坛子，诗人在田纳西州旅行，上山时就看到了被人丢弃的这种坛子，——我们而今百般猜测这坛子指代什么玩意，其实是最真实存在很自然的东西。

◎诗意本身是一种高语境，而今生活条件好了，国人多写诗，一时遍地诗人，这其实是泛文化的表现，都按流行体这类设定的模式写诗，未免有些迎合，不能保证写作的独立性，按说诗也不应该有所谓流行体，可能我们的诗人太懒惰了，沿袭的多，创新的少，而在一百多年前，法国的布吕内蒂埃就说“同社会风俗一样，诗歌形式有生有死，——经过了过度的使用，这些形式褪了色；它们也就丧失了最初的效果”。

◎诗这个东西，越不修饰越有亮色，很多诗人进入老年的诗返朴归真即是例证。“寻章摘句老雕虫”，诗歌界并不缺少寻“词”寻“陌生词”的诗人，但寻得的“词”，在诗中却很难抵近我们的所思，很难与思想同步。我们自己想到、感到和看到的事，写进诗里往往词不达意，那是还没有能力把那些抓不住、摸不着而在大凡伟大诗歌中都领会到的东西，抓住写进自己的诗里，这个东西就是诗的境界和精神本身，这种精神、这种境界如同一团烈火，如同一股热烈而飘忽的氤氲，不仅难以捉摸，也很难把它织成词句，更别说织成美丽的词句，能把它说出来、说清已很了不起了，它作为一首诗的灵魂蕴于诗之深处，决非一两个词就能咬住。

◎诗歌“超语义”深层结构的营造，看重的是诗背后蕴含的东西，它力求把感情放到文字的背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艺术进步，今天的诗人最好能自我沉潜一二，注重这方面的发掘，在文体上探寻浓缩、凝练的“内敛化”的写作之路。真正好的诗歌是有一定神性、能够进入灵魂的，一首诗歌的好坏并不取决于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诗歌的本质在于有没有诗性，有没有内在诗质。

◎当下的诗歌选本，大都是奔人去的，清代的钱泳早就指出“以诗存人，此选诗也；以人存诗，非选诗也”，你先确定了某个诗人再去找他的诗，那你选的不过是小圈子里的玩艺，是“非选诗也”，你搞的根本不是诗选而是人选。越是高声叫卖的越非珍品，越非好玩意儿，一个真正的诗人需要越过这些功利的污泥浊水。

天马湖畔（李文革）

可能我们的诗人太懒惰了，沿袭的多，创新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