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哥哥放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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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哥哥放牲口
               文/何万志(文安)

         那年，哥哥17岁，我11岁。
         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产队时期，生产和生活资料都十分匮乏，人们过着相对贫困的生活。
         当时，我家一共6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妹妹和我。爸爸在外地工作，每月工资不足30元，弟弟5岁，妹妹还不满一周岁。妈妈既要照顾孩子，还要去生产队劳动，经常把我们锁在家里。哥哥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到生产队里劳动挣些工分，即使这样，年底结算我家还要亏好多钱。
        那年夏天，得到队里照顾，哥哥领到了一份美差，就是给队里放牲口。每天天一亮，哥哥就赶着一群驴和牛去大洼里，找些堤坡、河边等没种庄稼的荒地去放，一直到小晌午。天也热了，就把这些牲口赶回，交给饲养员。下午三四点钟，天稍凉快了，还去接着放。
       为了多些收入，哥哥总是一边放牲口一边打草。草打回来卖给农场，每天卖个五六毛钱，交给妈妈。妈妈从中拿出一两毛钱给哥哥买汽水喝，算是对哥哥的奖励。
       那天是星期日，学校里没有活动。哥哥让我跟着他去放牲口，我也很乐意去。那天下午，哥哥将磨得锃亮的镰刀别在身后的腰带上，我拿着刚刚买来的汽水，跟着他到队里的牲口棚里赶牲口。哥哥手里拿着鞭子，赶着一群牲口顺着一条土路往北洼走，我跟在后面，蹦蹦跳跳地唱着歌，像放飞的一只小鸟，别提多高兴了。
       哥哥和往常一样，把牲口赶到了堤坡上，找到了一块鲜草茂密的地儿，把牲口聚拢在那儿，让它们吃草，让我照看着，哥哥就去附近的一片坟地边打草去了。
       哥哥专打芦草，这种草不仅牲口爱吃，而且实在，牲口吃了解饱，农场就专门收购这种草。哥哥打了一抱草，抱了回来，放下草，撩起衣襟擦了擦头上的汗水，拿起一瓶汽水让我喝，我喝了两口又递给哥哥喝。感觉那汽水是真的好喝，现在是找不到当时的那种滋味了。看看牲口群，牲口还在正常吃草，哥哥又去打草了。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一头驴离开了群，到远处吃草，就去赶它。可能是我不懂“驴语”吧！任凭我怎么吆喝，它也不动。我就去牵它，用力拉拴它的缰绳，我的身子都倾斜了，它向前迈了一步，前蹄正好踩在我的右脚面上，疼得我松开了缰绳，使劲拔自己的脚。它猛一抬腿，我控制不住，摔在了堤坡上。由于惯性较大，手腕向里弯曲，造成左胳膊腕子骨折，当时我只知道哭。
       哥哥闻声跑过来，扶我起来，问我哪里疼。我右手指了指左臂，哥哥一扶，感觉断了，草也没要，赶着牲口，陪我回到家里。
       当家子叔叔和两个哥哥找了一辆小推车把我推到十几里外的安里屯村，找了一位姓刘的大夫给我接上了，敷上了膏药。妈妈陪着我在亲戚家住了一个多月。当时医疗条件有限，骨头是接上了，可是腓骨肘关节脱臼没有复位，后来也没有治疗，造成右臂支撑力小，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如今，我们这一带再也见不到放牲口打青草的场面了，但那年和哥哥放牲口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