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诗歌的差异性

静一阁

　　近几十年来中国诗歌一路向西的倾向日益严重，通常所谓“先锋、实验、探索”事实上就是要求中国诗歌更多一些西方因素，否则就会被贴上落伍的标签。在此我要说明的却是西方诗歌创作的种种弊端，及其与中国诗歌相比所存在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是与古诗相比所存在的差异性。当然，这里的诸多意见只是个人一孔之见，不足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西方诗歌的总体表现在于缺乏延续性。大家都知道古希腊有位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甚至还是位著名诗人。不过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国》中甚至主张将诗歌驱除出《理想国》。一个诗人提出反诗歌的主张不是件咄咄怪事吗？许多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的古希腊处于诗歌逊位于哲学的时代，故此柏拉图会提出如是主张。我个人觉得这种解释是说不通的。从某种程度来说哲学的发展应该对诗歌的发展起到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才对，而不是说哲学的发展必须以牺牲诗歌为代价。柏拉图所以主张封杀诗歌，实则是因为西方诗歌与中国诗歌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特点，中国诗歌一直强调的是“真、善、美”，而西方诗歌或许强调真与美，但并不一定强调善。具体说到当时古希腊诸城邦由于世风日下，纷纷倾圮，诗歌在此过程中起着的并非警世钟的作用相反却是为虎作伥的。有鉴于此，柏拉图很可能对当时之诗歌创作的现状感到了绝望，因此才在其著作中坚决将诗歌驱除出理想国。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西方诗歌甚至早在古希腊时期就体现出难以为继的特征。
　　中国却与之迥然不同。春秋时期有位著名哲学家孔子，孔子对中国诗歌的最大贡献是编撰了著名诗集《诗经》。孔子对诗歌的态度却是“不读书无以言。”这句话是对他的儿子孔悝说的，大意是说当时之人如果不认真品读《诗经》的话，甚至话都不会说了，对诗歌之敬畏简直无以复加。总之，在西方哲学家要求封杀诗歌的同时，中国的先贤对于诗歌却是大力弘扬的。
　　为什么中国与西方社会对于诗歌的态度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想来在传统时代，恐怕诗歌还是得更多强调善的一面。如果诗歌一味强调恶，甚至沦为恶的吹鼓手，无论是统治者出于维护其统治的考虑，还是哲学家出于维护人类正常发展的考虑，都是会毫不犹豫予以封杀的。这也就是西方诗歌在古希腊之后的中世纪甚至会沉默一千多年之久的深刻原因。现在有些人因为孔子在编撰《诗经》的过程中坚决地删除了一些诲淫诲盗的内容，就说什么孔子在扼杀诗歌发展的一种很重要途径，我个人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诗经》所以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立了中国诗歌的一种典范，即旗帜鲜明地坚持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古诗历经几千年之久而不绝如缕的重要特征。只有这样的诗歌创作方向，才能保证诗歌为最广大的读者群所接受，才能确保诗歌创作的真与美。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诗延续几千年之久而经久不衰，还有其他原因存在。譬如中国文字是意象性的，中国诗歌善于诉诸善意象性的表达，借助意象委婉曲折地表达诗思，避免了西方传统诗人的直抒胸臆。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西方浪漫主义诗歌运动出现得比较迟，迟至十八世纪才产生，结束得却比较早，前前后后大约也就延续一百多年的时间便迅速地衰退下去，诚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为什么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会有如此表现呢？甚至有些国家随着诸多文学巨匠的陨落，浪漫主义就变得默默无闻了。中国古诗则殊为不同，早在战国时期的屈原，便形成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个高潮。直到近代如毛泽东的诗歌，诗风浪漫雄奇，将浪漫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浪漫主义诗歌在中国竟可以绵延几千年之久。为什么中国古诗能够将浪漫主义持续得这样长久，而在西方就难以为继了呢？说到底西方传统诗歌的表达方式是很存在问题的，其直抒胸臆的艺术风格严重制约了诗歌的发展，西方诗歌不得不寻求新的路径，这就是西方现代派诗歌出现的根本原因。不过西方现代派诗歌其实是一种双刃剑。它在使得西方诗歌取得新突破的同时，也给西方诗歌埋下深深的陷阱。譬如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方有一种哲学观念“存在即合理”。这其中的“存在”是有选择性的，因为相当一部分西方精英更多信仰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最终就演变成了恶的因素之存在是合理的，先天性的，而善的因素的存在却是虚伪的，是值得怀疑的，是供人洗脑的。诗歌的整个价值体系因此轰然坍塌，西方现代派诗歌虽然成为西方诗歌的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不过西方读者群对于现代派诗歌其实是敬而远之的，现代派诗歌越来越无法赢得读者。
　　中国古诗所以长盛不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字是象形的，本身就具有一种建筑美，促使中国古诗能够滋生出许多完美无缺的艺术形式。譬如《诗经》体、《离骚》体，汉赋体，绝句，律诗，宋词，元曲，乃至对联的形式。这些体裁翻译成西方文字之后貌似并没有多少区别，西方读者是无法欣赏到其魅力与美的，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种体裁与体裁之间的区别可就大得去了，各有千秋，各逞其美。这些文学体裁即使是翻译成现代汉语也同样是诗意阙如的。它是方块字给方块字设置下的深泽壁垒。因为中国文字是象形的，诉诸于意象性，所以古诗能够有这么多层出不穷的艺术形式之出现。而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出现对于中国古诗之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同样是中国古诗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离开意象性的象形文字这一先天条件，中国古诗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也是不可想象的。
　　西方诗歌之缺乏延续性还表现在现代派诗歌的创作。西方现代派诗歌的鼻祖是位叫做波德莱尔的法国人。首倡从恶中发现美，他的名著即《恶之花》。不过如果通读他的诗歌，读者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他写得足够赏心悦目的那一类诗歌通常都是认真汲取传统精华的诗歌。相反他的那些试图从恶中发现美的诗歌诸如《腐尸》我个人觉得并不怎么成功。《腐尸》描写自己的恋人忽一日成为街头上一具腐朽的尸体，在毒辣的太阳底下暴晒，散发出让人闻不忍闻的气味，苍蝇围着这具腐尸追腥逐臭，甚至在这样的臭皮囊里还有蛆虫在蠢蠢欲动……总之，诗歌过分逼真地描绘了一副令人作呕的画面。为了表达从恶中发现美的这一宗旨，作者不得不在诗歌的最后部分来一个剧情的反转，把它抽象成对神圣的爱情的颂扬。这种艺术创作方法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先抑后扬。问题是诗人前面抑的成分太多了，而且太过写实了，即使诗人再怎么人为地拔高诗歌的主题思想，估计许多读者也是无法接受的，尤其是对于真正领略过中国古诗的魅力与美的中国读者来说更是不可接受的。这首诗歌与其说是表达作者对爱情的讴歌与赞美，毋宁说是对爱情的一种诅咒。所以尽管许多现代派诗人对波德莱尔的这类诗歌推崇得不得了，我个人怎么都能感觉得其荒谬来。真正实践从恶中发现美之艺术标准的还是诸如闻一多先生的著名诗作《死水》。闻一多先生虽然借鉴了部分现代派诗歌的表现方法，但他的诗歌其实是远远超越于现代派诗歌之上的，因为他的诗歌主张同现代派诗歌是大异其趣的，诗人显然并非真的欲从恶中发现美，而是借助对恶的所谓赞美表达自己的强烈的反讽意味。所以这里的恶其实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否定因素而非肯定因素存在的。
　　因为西方现代派诗歌建立在一种不合理的基础之上，西方现代派诗歌不得不进行不断的否定，乃至于惶惶不可终日。正因此诗歌的创作内容日益受到钳制，譬如会盲目否定抒情，否定真善美，否定诗歌与现实的血肉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过是在给诗歌挖陷阱，使得诗歌的表现内容日益受限。这种状况正如同当下的中国现代派诗歌，其否定之迅捷，频率之快，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如果现代派诗人将此也当作现代派诗歌创作之成功，我意以为这恰恰是现代派诗歌失败的具体征兆。从古诗的发展脉络来说诗歌真正意味上的成功在于首先必须寻找到一条合理的坦途，让诗人们能够在此基础上创作出足够多的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中国诗歌之发展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与源泉，在诗歌艺术与读者之间有一个良好的合理的互动关系。诗歌除了否定之外，须得有合理的继承，以期不断将诗歌技艺推向新的高峰。
　　西方现代派诗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早期的西方现代派诗人都特别的受到推崇，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为什么如此呢？因为早期的现代派诗人同传统诗歌的联系无疑会更为密切一些，比起他们的后继者来说不至于走得太远。所以在法国发起的读者调查之中，现代派的鼻祖波德莱尔拥有的读者要远远多于后继的现代派诗人。
　　中国也同样如此。中国现代派诗歌事实上有过两次浪潮。解放前一次，以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等人为代表。这些最早期的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大家会更热衷一些，至于在他们之后崛起的现代派诗人大家就了解得相对少些。其所以如此，同样因为早期的现代派诗歌同传统诗歌结合得更紧密一些。因为新中国的诞生等等原因，那一代人的现代派诗歌道路在大陆事实上是终结了。于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又诞生了一波现代派的诗歌浪潮。需要说明的是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现代派诗人其实仍旧是第一批现代派诗人，这便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朦胧派”。他们受欢迎的程度同样远远高于其后继者。后来的诗人或者太精英化，热衷于书写一些我戏称为鬼画桃符的作品，反正谁都看不懂，甚至作者自己过了一些时日再看也会不知所云，读者自然更无法接受了。为了反拔这一诗歌创作倾向，却出现了所谓口语诗歌流派。口语诗歌流派其实也是有其倾向性的，不是说你写的诗歌足够口语就算得上口语诗歌了，还得符合他们的内定标准。这种状况有些类似于“存在即合理”，书写恶之存在的口语诗才是合理的，相反书写真善美的口语诗歌怎么说都是值得怀疑的，是要被这些人断然抨击的。汪国真的诗歌够口语的了吧，对不起，人家就是要把汪国真诗歌踩在脚底下，对其大肆批判；席慕蓉的诗歌够口语的吧，对不起，你不符合我们的标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就是要用唾沫星子淹死你。现代派诗歌因此日益热衷于同真善美作切割，变得臭不可闻。
　　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下半身诗歌以及垃圾派诗歌。为了给自己取得一身合法的外衣，这类诗人会打上“先锋、实验、探索”的旗号，提出种种莫名其妙的诗歌主张。总之，中国几十年的现代派实践事实上已经完成了西方近两百年的现代派诗歌实践。欲完成这样的现代派诗歌实践，唯一的方式就是比西方诗人更多一些疯狂的否定，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样的现代派诗歌到底有多少建设性是值得怀疑的。譬如垃圾派诗人徐乡愁就主张：“我们不但要反传统，反文化，反艺术，反权威，反体制，甚至要反社会，反人类，反语言，反技巧，反诗歌。”这样的诗歌艺术主张即使是在荒腔走板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却出现在貌似诗歌复兴的今天，实在让人费解。这样的诗歌流派所以流行，我想很大程度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过于推崇西方诗歌现代派，“言必称希腊”所致。试问西方现代派诗歌就完全值得中国诗歌所效法吗？我想中国诗歌、中国诗人，甚至中国的诗歌读者群都应该对此作出属于我们民族的反思。
　　当下的中国诗歌需要更坚决地向中国古诗取经，这是使得中国诗歌避免像西方现代诗歌之种种乱象的重要途径。向古诗取经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采用文言诗歌的方式，而更多的在于效法古诗之创作方法，再现古诗之精髓，将其融入到现代诗歌创作的实践中，简言之就是“古为今用”。中国古诗应该成为现代诗歌创作的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矿藏，在此过程中一定会诞生这样的一代诗人，他们将自如地在古诗与现代诗之间嫁接起一座天然的桥梁，构筑起一座心灵直通车，从而使他们成为当下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成为今日之苏轼、辛弃疾、陆游，成为中国诗歌的一座丰碑。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迎来中国诗歌的春天。


转载自涂鸦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