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乌力波”小组的诗性价值——以雷蒙·格诺和乔治·佩雷克为例

佳期如梦

　　（青岛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中法班，山东 青岛 266000）摘要：“乌力波”又称“潜在文学工厂”是法国继“新小说”之后的又一影响颇大的艺术团体，其旨在发现艺术的“潜在性”。雷蒙·格诺和乔治·佩雷克作为“乌力波”的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反文学”的创作方式对“文学的潜在性”进行了阐释。这种“反文学”的创作方式不但打破了传统的叙事风格，而且比20世纪初就开始流行的现代主义走得更远，但是作为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又没能很好地体现个人和生活的辩证关系。本文旨在通过举例、对比发现这类“反文学”的美学价值，但亦对其过分注重写作技巧，及文学功能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

　　关键词：雷蒙·格诺；乔治·佩雷克；反文学；文学功能；理性ThePoeticvalueofOulipo

　　CHANGLu-yun

　　(SchoolofAutomation,QingdaoSienceUniversity,Qingdao266000,China)Abstract:“Oulipo”alsokownasPotentialliteraryfactory,ItisanotherinfluentialartgroupinFranceafterthe"newnovel",Itsaimistodiscoverthe"potential"ofart.RaymondQueneauandGeorgesPerecasthetwomostinfluentialwritersofoulipo,allofthemadoptedthe"anti-literature"writingmethodtoexplainthe"potentialofliterature".Thiswritingstyle"anti-literature"notonlybreaksthetraditionalnarrativestyle,butalsogoesfurtherthanmodernism,whichbegantoprevailintheearly20thcentury.However,asaliteraryworkreflectinglife,itfailstowellreflectthedialecticalrelationshipbetweenindividualandlife.Thisarticleaimstofindtheaestheticvalueofsuch"anti-literature"throughexamplesandcomparisons,italsocriticizesitsoveremphasisonwritingskillsandthelimitationsofitsliteraryfunctions.

　　KeyWodrs:RaymondQueneau；GeorgrsPerec；anti-literature；literaryfunction；rationality“乌力波”（法语oulipo）是法国当代文坛继“新小说派”之后的又一影响颇大的艺术团体，“乌力波”其实是简写，法语全称Ouvroirdelittératurepotentielle，直译过来是“潜在文学工厂”，雷蒙·格诺解释所有一切的讨论都要围绕“潜在”这个词，它是一切艺术的力量。但其影响力并不仅仅在文学界，最初的创始人除了法国诗人、作家雷蒙·格诺，另一位是数学家弗朗索瓦·勒利奥，他们旨在各个领域寻找出对于作品进行重新创造的可能性，并通过新的结构来激发创造力。

　　“乌力波”作为法国影响颇大的文学团体，以及两位颇有文学影响的作家，都旗帜鲜明地采用了“反文学”的创作方式，但作为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两位作家又没能很好体现作家与现实生活间的辩证关系。拙文旨在通过举例、说明、对比，发现这类“反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但对其过分重视写作技巧，对文学功能认识上的缺失及局限性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

　　一、作家的“反文学”特征

　　受“乌力波”影响最深的，还是在文学界。雷蒙·格诺早期创作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后来在小说《奥戴尔》中对布勒东极尽嘲讽，认为“超现实主义”所提倡的自动写作理念所展现的是混乱不堪、天马行空的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的思维，是对作家能够表现现实的这种能力的破坏。格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写作者，他的案头看不到成摞的文学书籍，而是摆满了有关数学研究的书，他不是要做一个数学家，而是试着在数学中找到一种新的文学表达方式。1933年，小说《麻烦事》出版，内容所涉及的就是一连串的数字游戏，共十三章，每章七个段落，作者不停地变换叙事场景，但巧妙地安排了同样的人物按规律出场，这是格诺的一次大胆尝试。同样的，1947年的小说《风格练习》中，作者用99种不同的叙事风格讲述了同一个故事，“99”就比较玩味了，不仅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中的“99”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表示无穷的意思，作者试图从叙事的无限性中揭示文字游戏的乐趣。《百万亿首诗》更加离奇，格诺将十首十四行诗叠在一起，然后每行都用剪刀剪开，然后进行随意的组合，这样就成为一首首新诗，按照10的14次方计算，要用很久很久才能将重新组合的诗读完。

　　不仅如此，格诺还创造出“第三种语法”，这是针对第一种难懂难学的拉丁语和第二种规范、考究的法语书面语而言的，“第三种语法”所遵循的只是大众口语化的简便原则，但是又不如口语那样随意。将口语语气中的幽默、拼写的简化放进小说中，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摆脱旧的文学观念，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在文字游戏的背后，他也想方设法地构架了一些神秘而复杂的结构，这种结构是一种技巧性的，带有“形式主义”的审美特质。

　　无独有偶，“乌力波”另一位著名的文学乔治·佩雷克大师也是文字游戏的个中高手。在一篇名为《消失》的作品中，佩雷克通篇没有使用过含字母e的单词，但是通篇又似乎在寻找“母亲”（法语mère）的影子。佩雷克于1967年加入“乌力波”小组，之前1965年发表的《物》获得了诺多文学奖，1978年的小说《人生拼图版》获得“梅迪西奖”，这部小说野心勃勃，以第三人称冷峻地叙述了一幢楼中人物的平常生活，作者的叙事结构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颇为相似，对一个社会生活场景进行扩充，并进行网络辐射，全文九十多章，所涉及的家庭大概有四十多家，人物一百多位，只有一位叙事者贯穿始终，非常平淡，但是作者力图实现社会生活的巨型化，这和《人间喜剧》、《卢贡·马卡尔家族》所期望实现的社会意义非常相似。但是佩雷克不仅仅采用了现实小说的表现手法，在小说结构方面他走得更远。不论《人间喜剧》还是《卢贡·马卡尔家族》虽然也有众多人物及众多场景，无数的故事情节，但是所有这一切像被提线的木偶一般，都在为中心服务，作者力图将这些元素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能全面展现社会各个层面。《人生拼图版》中没有中心人物，只有讲述者，没有统一的线索，人与人之间没有沟通，独立发展，成为一个个密不透风的封闭体。作者的重心不再是展现社会各阶层的矛盾，而是个体在环境中展现的封闭、分割、隔离状态。

　　佩雷克的遗作《53天》，讲述一名法国殖民地教师受托追查某著名侦探小说家神秘失踪事件为开端，从其失踪前所作的一本惊险小说和手稿中搜索蛛丝马迹，这部手稿名为《52天》且其中也有一部手稿也要去找另一位侦探。小说前11章是有完整情节的，后面的章节都是手稿内容，且有大量的不明字母和缩写，还有不明所以的日期，很像是一种材料的堆砌，让人读起来一头雾水。《53天》中也展示了空间变换，但这种变换是文本时空的纵深变化，时空互有影响，但又不那么明显，读者想去推理都找不到头绪，佩雷克似乎并没打算让所有人都读懂它，这是一个谜局，作者的谜底似乎就为了展示推理的荒谬性。

　　二、“反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部分小说家开始有意识地与传统的写作方式割裂，他们试图创造出与传统小说大相径庭的文学新作品，对文学语言和艺术形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所描写的对象不再是人物、情节，而是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叙述的语言从社会话语过渡到内心语言，时间观念不再是物理时间而是心理时间。可如果说20世纪初的小说家是在努力建构人的生存及内心意义，那么60年代后的作家们正在“解构”这种意义，玩起了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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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主义作家在康德、黑格尔的影响下将新的时间观念当作了主题，时间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物理时间”或“空间时间”，而是指“心理时间”或“纯粹时间”，相当于柏格森所说的“绵延”，表现为流变不居的意识之流，多样性意识因素的相互渗透，时间通常为不确定的、无序的。这种情况下，心灵时间必然超越物理时间。在以“乌力波”为代表的“反文学”那里，时间本身就成了主题，《53天》就是很好的例子，题目本身就是时间，但是内容并不是发生在53之内，作者已经抛弃了时间的限制，以一种轮回的姿态在时间里面不停地做文字游戏，语言本身的变现成为主体，文中戛然而止的话语、不停出现的表格、欲说还休的省略号，纯粹是能指符号的游戏，根本无所谓“历史”和“真实”。时间好像在往前走，但是作者却将时间当作了迷宫的代名词，通向未来，与此同时，小说也具有了无数的可能，不可能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正如《人生拼图版》表现出来的，是空间的杂乱，时间的切割，情节的琐碎化，客观的叙事和客观的描写更加的重要，表现出来即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的串联，不再有理性的组织，呈现出纯客观的表象。

　　并没有所谓的具体人物形象，人物即是人影，即是影像，当代文学理论家费德曼说：“小说人物乃虚构的存在者，他或她不再是有血有肉、有固定本体的人物。这固定本体是一套稳定的社会和心理品性——一个姓名，一种处境，一种职业，一个条件等等……他们是其真所是：文字存在者。”[1]175-176《人生拼图版》中所涉及众多人物，但都没有进行传统意义上的人物塑造，人物只是符号，没有意义，只是为了推动作者的文字游戏。《风格练习》中的人物也只是作者“实验”中的一个小小环节，不停地重复动作，不停地说相似的语言，主人公究竟有几个？一个还是九十九个？这种似是而非、或此或彼的人物形象使任何试图捕捉意义的企图全部落空，你可以随意理解，你把它理解成什么，就是什么。

　　综上所述，无论是情节还是人物，都成为“反文学”作家笔下的语言游戏，语言不仅仅是描述工具，而是直接成为思考和研究的对象，成为人与其它建立联系的对象。“语言实际上成了文化基础的本身，因为与语言相比，其他所有的象征系统都可以被视为辅助的材料或衍生出来的东西”，[2]28这就是说，以“乌力波”所代表的一类作家，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认知，语言也自动自觉地为自己组织了内部的关系，“能指”和“所指”也不再是一对一的关系，一个“所指”能指向不同的“能指”，语义的这种不确定性，将意义最终解构。

　　三、“反文学”的诗性意义

　　“反文学”作家们显然已经在审美机制和审美对象中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传统叙述方式往往是全知全能的，以审判官的身份隐藏在小说中，扮演着“上帝”的角色，现代派作家讲究叙事技巧，将讲述的角度转向内，“反文学”作家们则开始小说这一形式本身，往往造成了小说的解体。一种逻辑的、理性的、对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叙述，一种诗性的情节，被一种运用讽仿、拼接等手法的纯粹的文字游戏所代替了。

　　在对“反文学”的结构和内容分析之后，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只注重语言功能表达的叙述作品的生命力究竟如何？它们的艺术价值究竟有多大？

　　我认为，与传统作品相比，这类“反文学”作品不仅呈现的是一种新的艺术功能，而且具有一定的艺术生命力。在艺术层面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表现这个世界及宇宙的全新方法，就像认识论中的隐喻，通过现象的间断性使我们对宇宙的同一性和决定性意象产生怀疑。从阐释学角度来看，“反文学”所设立的开放性文本给读者提供了一部部“待完成”作品，需要读者从各种角度解读，一种由作者创造出来的组织形式被读者表现了出来。作者的功效就是提供一些可能，也许是理性化的，也许是非理性化的，但一定具有方向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开放性的或“无限延异”的作品仍然是一部真正的作品。这种个人的印记就是它的价值、它的意义。这种生命力并不意味着完成，而是在不同的阐释下仍然存在着，它要求读者在参与阅读的过程中去发现和选择，这种阅读的过程本身赋予了作品新的生命。从作家创作过程而言，同样也是作者从自己认知世界的本质出发，可能与传统的创作而言，作家关注更多的是个体的现象，展现的是人物行为的本来面目，“反文学”消解了传统的故事情节，但是他并没有忽略艺术的组织过程，他们追求的是另外一种风格。从“超现实主义”到“新小说”再到“乌力波”，都为法国现当代派文学各种体裁的诗化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0世纪后半叶，人类正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折，即从逻辑学范式过渡到现象学范式”，[3]21逻辑学范式所要求体现的一定的规律、本质、必然，归结为形而上的逻各斯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第二种范式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周围的一切都随着这个个体的心情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所研究的空间也是一个不断因主体的激情、欲望的变动而变动的空间。人们习惯的模式被一点点消解了，现象后面不一定有本质，偶然之后不必非要有必然，“能指”也不再只对应一个“所指”，中心被边缘解构，意义被不断“延异”，但同样，这种范式也解放了思想，逃离了权威，发挥了创造力。“反文学”的出现是人类意识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在尼采说出“上帝已死”之后，我们得出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是有无数种可能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文学作为反映客观世界的对象，要解释“无数的可能”就成为一种趋势。这就出现了类似于“乌力波”这样，用作品来表现极度自我意识的流派，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揭示人类生活的虚无，而是要告诉我们世界除了我们所感知的常规外，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但是这样的“反文学”并不是说就要完全否认传统的写作，而是提供了一种建议性的功能而已，否则，雷蒙·格诺就不会从“超现实主义”出走了。

　　当然，“乌力波”的作家作品也不是什么理想之作，过于崇尚个人技巧，以及过度的形式堆叠，往往让读者失去读下去的耐心。并且这种别出心裁的技巧，并没能完全体现社会和个人的联系，将现实世界架空，走向形而上的虚无主义。与自然的创造性过程相比，艺术再现自然的能力要小得多，与传统文学相比，“反文学”作品对于我们认识改造世界的这个目的，并没有提供更加有效的途径。从根本上说，雷蒙·格诺并没有彻底清除“超现实主义”对他的影响，从本质上看都是一样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方面独特地反映和表现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的巨大社会动荡和精神危机以及资产阶级群体和个人意识之间的矛盾，并在艺术上开掘了不少新东西，这是它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种独特的审美反映和表现并不全面，往往把复杂矛盾的社会进程抽象化，看不到大众的抗争，而作品中所深深蕴含的虚无主义、悲观主义与个人主义，无疑具有消极影响”。[4]9-10总之，以“乌力波”为代表的当代“反文学”都不约而同地以开拓、实验和游戏为口号，刻意追求小说的改革与革新，并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它们不仅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嬗变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而且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和艺术形式的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为我们解决文学艺术上、认识论上以及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反文学”作品的极大混乱与无政府状态让他们走到了理性的对立面。

　　参考文献

　　[1]ThomasDocherty.“PostmodernCharacterization：TheEthicsofAlterity”[A].EdmundJ.Smyth，PostmodernismandContempararyFiction[C].B.T.BatsfordLtd，1991:175-176.

　　[2]RomanJacobson，EssaisdeLinguistiquesGénérales[M]，Paris：EditionsdeMinuit，1963:28.

　　[3]乐黛云，多元文化中的中国思想[M]，北京：中华书局，2015:21.

　　[4]张泽乾等，20世纪法国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9-10.

　　作者简介：常璐芸（1986—），女，山西武乡人，青岛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青岛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法语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现当代文学。代表作有《存在主义视角下的张爱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