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痴传奇之4

绿叶草根

开拓精神

机会终于来了。
1964年2月29日，莲花学区书记田力召集全区5个公社（大元、莲花、海洋、里仁、大元）的有文化而又愿意教书的人到学区开会，向他们宣传介绍了外地办耕读学校（后改称民办学校）的情况和经验，发动和鼓励与会人员回到各地依靠党的好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大打文化教育的翻身仗。
县教育局财会股还派杨胜冲到莲花学区主持总务工作，给各耕读学校发放纸张、粉笔等教学必需品。
会议期间，彭长贵巧遇了老同学龚泽龙。龚泽龙对他说：“我每天划一个船到对面的梨坪教耕读班，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不搞这个搞什么？学来的知识不用，未必拿去沤大粪？”彭长贵听后非常激动，更加坚定了办学的决心。
回到飞山的当晚，正好召开生产队社员大会，彭长贵便高高兴兴的向社员群众传达了学区会议精神。彭长贵话音刚落，一场不可避免的思想斗争立即电光石火，短兵相接。
第一个发表火爆意见的，是一队最高掌权人——队长姚明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姚明武有着根深蒂固的世袭眼光，对彭长贵当会计一事他就心生嫉妒，此时看到彭长贵又要招生办学，更是妒火中烧。在姚明武眼中，彭长贵只是一个残废，他只应该低人一等，不做讨米叫花，也是碌碌无为，怎么他反而比我还神气，还快活？不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他比同等劳力还要多拿15%的工分，每月还有6元津贴，太便宜他了；有我姚明武在，就决不能让彭长贵办学教书。
想到此，只见姚明武红眉毛绿眼睛嗓子粗大，恶狠狠怒冲冲咬紧黄牙，声音洪亮，秽语污言，唾沫直溅：“喂羊子也能吃屎，何必喂狗？公办教师也教得不怎么样，你彭长贵能行吗？话又说回来，你这个彭长贵一心只想吃活乐食，你还宣传什么加15%工分，那么容易？我讲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硬是痴心妄想！你宣传的东西到别处去恐怕也行不通，到我这里更行不通。你要办学？我不答应，我不让大家送子女来。你如果实在要教书也只能拿妇女工分的一半，就是一天四分，怎么样？你干不干？你还想不想教书？”
彭长贵的回答很干脆、斩钉截铁，简直是寸步不让、义无反顾：“我干，我愿意，一个工分都可以不要，但这书我是教定了。只要我教会孩子们识字，有了文化，他们这一代不再像祖祖辈辈一样当睁眼瞎，我想学生家长会支持我的，他们也不会让我饿死的。”
虽然会场上没有发出掌声，但是彭长贵的城实和决心、真言和真情，打动了大家的心。
会场沉静一会儿，姚明武满脸得意。
可是，姚明武万万没有想到――沉静之后是沸腾。
人民需要文化，山区需要文化，孩子们需要文化。
大队支书吴景富、副大队长张贵华和另外一些干部和群众都站在彭长贵一边，坚决支持招生办学。
这时老农民吴明亮站了起来，大声吼道：“没有文化，就不能更好地生活。远的不说，就说我们队，彭长贵来我队以前，我队所有分配没兴记账，不搞找补，实在不公平，不像话，决算前出生的小孩分不到口粮，这太不合理了！婴儿出生后赶到小春分小春，赶到大春分大春，赶不到就分不到，分不到就吃不成，没搞决算和找补，我们心里没底，一塌糊涂。由于分配不公，社员们胀的胀死，饿的饿死，大家会忘记吗？没有文化的苦头我们吃够了，还要让我们的下一代没有文化，那可不行，彭长贵办学是积德，是好事，我举双手赞成。”
只要有人站了出来，心里早就想说话的大部分社员说话了，生产队长不给彭长贵记工分不怕，我们私人给彭长贵称口粮，还凑钱，比工分管用。不论怎样，生产队长不支持，我们社员支持， 一定要把我们的学校办起来。
眼看支持彭长贵的人占了上风，姚明武就像泄气的皮球，虽然他很不甘心，但在众多支持办学的人面前，无可奈何，不敢再说反对和拆台的话了。
会议趋向平静，经过大家讨论，最后作出决定，每年给彭长贵的报酬是700斤粗粮，70元钱，分别由招生范围的3个生产队按人口平均分摊，粮出称粮、油出称油。
第二天，也就是1964年3月1日，张贵华的女儿张鲜花、吴明亮的女儿吴显菊、李元章的儿子李顺富等20多个孩子都来上学了。
耕读学校初办时，大孩子能就近照顾小弟小妹，也能帮助大人做家务，因此学校就分下午班和上午班，一、二队学生为上午班，在飞山上课，三队的16个学生为下午班，在新寨上课。
再丰大队地处天龙山脚，地无三尺平，出门就爬坡，边远、贫穷，又没有文化，生产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赶集要到f省天龙县土茶镇，去来要走80多里山路，山路崎岖很是难走，不论去来都要身负100多斤重担。
彭长贵上课的条件也很艰苦，从飞山到新寨，其间相距3里多路，羊肠小道，弯弯拐拐，彭长贵每天要来回走两次，其工作之艰苦可想而知。
但是，彭长贵不仅不叫苦，还高兴有余。
彭长贵不认为自己有多能干，他深知只有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才能使广大社员群众走向进步、文明和幸福，自己只是享受幸福的一员。
再丰大队耕读学校的建立，并非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上级和大队党支部、管委会和广大社员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他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他决心在教育事业上做出成绩来回报党和人民。
几年来盼啊盼啊，盼的就是这一天，他怎么能不努力呢？
他每天9—12点在飞山教上午课；中午从飞山往新寨走，算是“休息”了一会；12点半—16点半在新寨教下午课。上午班和下午班都是（一、二年级）复式班，彭长贵上课，一天喊个不停，每天下午嗓子就沙哑，最严重的时候嗓子大量出血。后来学生大一点，有时他让尖子生当“小先生”替他一阵，放学后吃了一些保护嗓子的药，嗓子才渐渐好起来。
晚饭后，他又走3里路到新寨，与大队团支部书记张贵友一起组织团员、青年排节目，搞业余文艺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彭长贵当导演，必须每晚到场，有时搞到半夜，彭长贵一个人要走3里多的夜路回家。他们为了宣传党的政策，经常到各生产小组演出，完全是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的。
当然，他每天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教书工作上。他一天跑上跑下，忙里忙外，辛勤的耕耘开始有了收获。
耕读学校的学生，年龄都在十岁左右，年龄小的相对较少，因此，学生学得快，才学两个多月，尖子生如张鲜花、吴显菊、李顺富、李长生、张贵万等人，就可以拿起话筒和稿子喊广播了，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出了贡献，成为名符其实的宣传员。
听了学生的广播，家长乐了：彭长贵有本事，孩子们有出息！
听了学生的广播，彭长贵更是高兴得热泪盈眶。
新寨学生张贵万力气大，脾气好，每天背三个小妹妹上学，不仅能取得好成绩，而且还经常帮家里做很多农活，因此，全村人对彭长贵和他的学校都刮目相看了。
正当学校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谁知又有一股冷风吹来。
吹冷风的还是再丰一队队长姚明武，他手上有权，说话最具煽动性：“你们看，彭长贵9点钟上课，下午4点半就放学，我们呢？天一亮就上坡，天黑才收工，累得要死；他玩得要死还不算，每天还要多加15%的工分，我们划得来吗？以后，你们不送小孩上学，他就快活不起来了。那么多公办教师都没教出几个好学生来，他还搞得出什么名堂来？”
他的毒计确实起到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二天就有3个学生没来上课了；第三天又有5个学生没到校了。彭老师一问学生，才知道真相：“我们队长说：‘我已经决定了，不给彭长贵称粮食；谁去读书，谁家就给他称粮食。’所以我们就不敢来读书了。”
如此下去，不要几天时间，学生就会都不来上课了。
眼看学校难保，彭长贵心急如焚，立即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到莲花，向学区领导汇报。学区书记田力看信后，立即来到再丰大队。他找到大队干部和有关生产队干部，教育他们充分认识办学的重要性，劝告他们一定要重视教育事业：只有这样，农村贫困落后的状况才能改变。田力又讲了没有文化的苦处：“很多农村人进城，由于没有文化，说一句不怕笑人的话，尿胀了连厕所都找不到。”接着大队支书吴景富说：“我们的学校不但要办，而且要办好。上午班和下午班要合并，耕读学校要办成全日制民办小学。”
辍学的学生都回校读书了，新寨的下午班所有学生来到飞山，上午班与下午班合成了全日制。对学习进步很大的学生，立即设立五年级。飞山民办小学有了三级复式班，三级复式一直持续到1976年春期。
姚明武再次失败了，但是他思想还顽固得非同一般。当年收割季节，眼看分配在即，劳动果实要被彭长贵分走一些，心里很不舒服，于是再搞阴谋活动：“你们看，我们打谷子，汗水满脸满身都是，裤子都湿尽了，彭长贵却在那里和学生丢帕帕，你们看得过意吗？”原来动摇过的学生家长再次被说动了，又不让子女上学了。

志气在升腾，豪情在奔涌，彭长贵又一封信写到了莲花学区，学区知情后，派民师专干田耘前来调查处理，田耘工作细致，解决问题对症下药，指出破坏办学是违法行为，这才说服了姚明武，表示从此不再犯类似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