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中篇纪实小说）【十】

于仙田

16. 夕阳恋情

我爷去世后，我们就把母亲从老房中接回了新房子一起生活。母亲在家看看门子，看看电视什么的。妻子该上山上山，该放点钩花放钩花，回家后再做饭，一家人生活同往常沒有什么两样。那时，母亲已将妇女主任的重任交给了她培养了多年的一位年轻的副主任，母亲自己只任委员，村里的工作也相对减轻了些。
　　 一九九0年农历十月二十三日，这天高山镇赶大集，母亲去赶集回来时还买回些水果给女儿。晚上吃完饭，母亲对我和妻子说：“跟你们说个事，以前怕你们笑话，沒告诉你们，现在必须告诉你们！”我问：“什么事儿？”母亲说：“我找了个老伴，是台子村的姜天祥，今天我们登记领结婚证了！我打算二十九日走，到台子去。”
　　 突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好长一会儿，我才放声嚎啕大哭起来，妻子也在一边落泪，母亲见我痛哭不已也在落泪，只有不懂事的女儿在不明事理地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我泣不成声地说：“妈，您这这……不不是……往往我心里……捅刀子吗？是儿子……对您……不不孝敬吗？”母亲说：“听妈说给你们听，前些日子要告诉你们，又觉得不好张口啊，你们待我确实很好，这是街坊邻居都知道的。但是儿女待得再好，有个头痛脑热的，也不如有个老伴方便啊！我们这把年纪不求别的，只求相互有个照应，老伴老伴就是老了应该有个伴儿，人老了晚上觉就少了，睡不着时有个伴说个话不孤单，再就是有个病啊灾啊的，照顾起来比儿女方便一些。”尽管母亲再怎么解释和劝说，我都是坚决反对，而且一直泪流到半夜。母亲看到我这种情况，只好说等下集再同姜天祥离开婚。
　　 第二天回到学校后，与我同教毕业班语文的姜春来老师看出我哭肿的双眼，就关心的询问原因。姜老师大我七岁，他高中毕业后参军到福州，在福州军区司令部警卫连当文书，转业后当了一名教师，我们两人的关系胜过亲兄弟。于是，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他听后，首先批评我不应干涉母亲的再嫁。他说，老人和年轻人一样，都需要有感情的支撑，都需要有人去理解去呵护，尤其单身老人更需要有人相互照顾与疼爱，他们才会生活得舒心，才会幸福！这些都是儿女们永远不可能做到的，儿女们物质上照顾得再周到，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厦，老人精神上孤独，也不会高兴，不高兴就不幸福，时间一长就容易生病，影响健康。他又说，不过你家婶子应该在这之前同你和弟妹正儿八经地谈谈，别这么搞突然袭击，让你们一点思想准备都沒有，的确难以让人接受。姜老师提议他和我一起回家同母亲谈谈，了解一下详情，再确定下一步究意该怎么办。
　　 原来，姜天祥是一名老八路，四四年参加八路军，后转到县公安局任刑侦科长，是一名离休老干部，老伴去世有半年了，母亲与他早就因工作而相识相熟。我爷去世后，母亲赶集时遇见了这老熟人，经交谈得知彼此老伴都已去世，两个痛快之人就有了结伴而过的想法。虽然母亲这事做得不很近人情也不太周详，但他们都登记领证了，我如果硬是拆散他们，也是说不通的，更何况姜老师的一席谈更令我茅塞顿开，就默认了母亲的选择。但是，我们不了解姜家的情况，心目还是七上八下的沒有底啊。
　　 第三天，我和妻子来到了台子村姜天祥老人家里，了解了具体情况。老人比母亲少六岁，今年六十一岁，身体还行，也挺和蔼的。我们协议：母亲来后，不能亏待欺负她！将来母亲先走了，我们将母亲的骨灰接回西石现安葬；如果姜大叔先走了，我们接母亲回家来由我们饲侯赡养。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习惯，母亲于一九九0年农历十月二十九日凌晨悄悄地被姜天祥老人接去了台子村。

　　 17．当初入党不是为了要钱

　　 母亲来到台子村以后，将我们村里的工作担子卸了下来，她把户口也转到了台子村。但，她还是一名老党员，她看到村里的工作有什么不妥或有什么好的建议，照样向党支部提出，始终履行着一个基层老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台子党村支部原书记姜春京同志，直到现在回忆起来，他都是赞不绝口地称赞母亲：“刘桂珍同志真是一个革命的好老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像她那样的思想觉悟，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他的言辞虽有夸张，但也不无道理的.。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参加了高考，以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泰安师专中文系民师班。两年大学生活毕业后，于九五年七月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回来后，就听说老妇女主任都有了生活补足了，我去打听乡政府的领导并说明了母亲的情况。领导说，这个补足是上面有文件规定的，但不是国家或地方政府拨款，而是村子里头从集体提留款中来解决的，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就应该是你们西石现村给解决的。于是，我就回村找当时的支部书记询问情况。书记醉熏熏地说：“沒有钱！再说你妈早已不是咱村的人了，还提什么补足！”这个书记是个胡造作的主儿，村里集体时积赞的家底全被他卖光了，整天在洒缸里泡着，他能在这个饭店摇晃着出来，立马再上那个饭店，反正他干了多少年书记，一点正儿八经的事儿沒为村里办，好歹有人说他为老百姓拉上了自来水，为这事他又被检察院勒令吐出吃回扣三万元人民帀。当时，把我气得肺都快炸了，真想上去给他两耳光子！对一个兢兢业业一辈子的老党员、老妇女主任的态度竟恶劣到如此地步，他怎么配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怎么配任书记呢？
　　 我来到台子村，向母亲说明了情况。母亲反而不高兴了，埋怨我说：“你怎么这么多事啊？谁让你去找的？这孩子真是不懂道理！人家上级党和政府让发补足，是给那些生活困难的人，我现在不缺吃的不缺穿的要什么钱啊？再说，我当初入党也不是为了要钱啊！这事，今后再不准提！”
　　 从此，我再不敢向母亲提这类事情。直到后来，上级政府拨款补足老妇女主任、老党员每年几千块钱，我都从不提起，也不问母亲，直到母亲离世，我都从不问母亲这些钱的去向，人家姜家人也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