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里最后一个拾粪的人

郑永涛
　　在我故乡的乡村，不，更全面地说应该是在中国的广大农村，流传着拾粪这种久远的田外农活。所谓拾粪，也就是积肥，中国的农民大都懂得，而且中年以上的农民不少也都干过。对于物资匮乏的农民来说，街上、路上、草地上的驴粪蛋儿、骡粪蛋儿、牛粪坨、羊粪蛋儿都是格外珍贵的，甚至将之视为宝物，争着抢着拾。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粪蛋子渐渐地被化肥所取代，于是拾粪的人也便渐渐地少了，到现在甚至都可以说是绝迹了。然而在我们村，却至今有一个拾粪的人。
　　拾粪通常在早上进行。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早早地穿衣起床，然后挎上个挎篓拎起个短把儿的铁锹头便出发了。串大街小巷，串大路小路，到草地上，到驴骡牛羊可能到过的一切地方去寻觅粪蛋子。寻到了，便用铁锹头抢起来往左肩上的挎篓里一磕，那粪蛋子便准确无误地飞进了挎篓，看也不用看。挎篓满了，便回家倒在墙角的粪堆上，然后再去拾。一个早上，或许能拾上好几挎篓，直到太阳升得老高该吃早饭了，这才沐浴着阳光返回家去结束一个早上的拾粪劳动。这就是一个拾粪人的拾粪生活，我们村的那个唯一的拾粪人便是过着这样的拾粪生活，一直过着这样的拾粪生活，从小到老。他做了一辈子的农民，一辈子的贫苦农民，也拾了一辈子的粪。他叫喜子，然而他的一生却无论如何也和这个“喜”字沾不上一点边。喜子出生在旧社会，饱尝了贫困、压迫和战乱，战争中死掉了所有的家人，解放后虽然迎来了新的生活，然而他却依然贫困，是村里最贫困的一户。也由于这极度的贫困，他没能娶上媳妇，一生过着凄苦的光棍生活。这贫困、残酷的生活使他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带着些许的精神麻木，他从不主动和人说话，只有别人主动和他说话时他才搭上一两句。他那过分沧桑的脸上从来没有任何表情，从来都是那么凝固着，没有痛苦也没有微笑，就像是一片干旱得龟裂的大地。听人们说，他这一辈子只笑过一次，那是文革时的事。文革中，在生产队里，他的拾粪的特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一个人能抵五六个人，大队因此特别授予了他“拾粪突击手”的荣誉称号。当他站在领奖台上高高地举起那鲜红的奖状时，他第一次笑了，也是唯一的一次笑了。他也因此获得了一个专管拾粪的差事，相对于那些繁重的农活来说，他是格外幸运的。然而文革结束后，他又回到了残酷的贫困之中，仍然是村里最穷的一户，因此，那粪蛋子，他一直拾到了现在，现在村里只有他一个人还在拾粪。春夏秋冬，每天早上，他的身影都活动在村子里或村子外。由于左肩挎了一辈子的挎篓，他的左肩比右肩要高得多。他那被挎篓压驼了的背，就像他那悲苦的人生……
　　喜子拾了一辈子的粪，如今，他已经老了，然而却仍在拾。他是和村庄的早晨最亲密的一个人，他迎来了村庄的每一个早晨，村庄的早晨属于他。他每一个早晨都行走在村庄里，他也属于村庄的早晨，他是村庄的早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喜子老了，这使我担心起他的死。他死了，村庄的早晨将少却一道动人的风景……
　　他死了，全村庄的人都会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