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老红军彭九龙

在凛烈的寒风中，一位年届七十的老人身披军衣，雄风犹存，谈笑自若，漫话当年。他慷慨激昂地宣讲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历史，宣讲着当红军，打土豪，爬雪山、过草地以及抗战、灭蒋、剿匪一系列光辉的战斗历程、历史进程，宣讲着革命传统。一面宣讲，一面结合当前社会生活实际发表评论，评说历史，评说现实，对师生、对听众进行法制教育、纪律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他腰板挺直，一身英雄气概；豪气横溢，满篇革命语言。
　　他，就是湖南省天龙县革命老根据地茨岩塘老红军战士彭九龙同志。
　　这一天，他由龚远志和他的宣讲团陪同，在秀山县莲花中学（前一天在莲花小学）作完了第1129次革命传统教育报告。
　　彭九龙同志1920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出生于湖南省天龙县茨岩塘镇中街一个雇农的家里，一九三五年四月（那时才十四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贺龙元帅的红六军团十七师卫生队当卫生员，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入团，一九三九年入党。解放战争时期，他被王震司令员誉为侦察员中的“舍命王”。从一九三五年土地革命到一九五O年湘西剿匪，他一直转战南北，对党对人民军队也对贺老总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
　　1980年他光荣离休。
　　他从离休的第一天起，就想到了离休后既要自己永葆革命青春，又要使千百万青少年受到革命传统教育的问题，他牢记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四化的召唤，他心里燃烧着革命信念，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见卓识，他决心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深入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间，大讲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历史，大讲革命的光荣传统。
　　从一九八四年起，他开始实践这个伟大的心愿。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五年多时间了，他的足迹踏遍了三湘四水，踏遍了渝鄂湘黔。他作传统教育报告到过1129所中小学，共计行程24889公里，其中乘火车1100公里，乘车船19004公里，不通车的地方步行885公里；接受传统教育者564500人次，其中乡镇厂矿职工1700多人次。这无异于又一次伟大的长征。
　　为了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革命传统在青少年心中扎根，然后发芽、开花、结果，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项光荣而伟大的工作。1129场报告他分文不取，不要任何报酬，大多数时候他都自备旅差费。他只带着一幅“红军长征示意图”，带着一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心，到处用红军精神讲红军传统。无论土家苗寨、偏僻山乡的小学，还是海拔1500米的天龙山学校，他都不辞辛苦；无论乘车、步行，他都不顾旅途疲劳，一到学校，就给师生们上课；不论在任何地方，他都对人无所求，无所取，甘当一名义务宣传兵。

陪同彭九龙的龚远志，本名彭九凤，是彭九龙的胞弟。

彭九龙同志的传统教育课，使广大师生和其他青少年深受教育，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和其他听众诚挚的热烈欢迎。四川省秀山县莲花中学土家、苗、汉各族师生员工在给他的感谢信中说：“一幕幕历史长卷，千万句英雄语言，为我校八百多师生员工上了一堂生动的、震撼人心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战士热血铸中华，英雄光芒照后人。我们决心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发扬革命老前辈的光荣传统，经常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在心中扎下根子，勤奋地工作，勤奋地学习，永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一切力量。我们决心永远像您那样，听党话，跟党走，千秋万代不回头！走革命路不停步，永远向前进！”

彭九龙同志共收到1129封这样的感谢信和无数的题词，148幅锦旗，100多张照片。这些感谢信和照片、锦旗表明：他撒下的种子确实已在千百万青少年心中开始扎根。

下面是彭九龙在报告中讲到的关于他当红军后参加的几次战斗和北上的长征历程；其中，既有红军的浴血奋战，也有建立地方党政组织的艰苦斗争。

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难的形势下，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以湘、鄂、川、黔边区的大庸（今张家界市永定区）、桑植、永顺、龙山等为中心创建了江南最后最大一块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被史学家誉为“江南延安，红二摇篮”。红二方面军依托根据地与敌作战百余场次，共牵制敌军30余万，有力策应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及其它根据地的斗争；积极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15万余贫农获得田地；2万余人参军投身革命,发展壮大了红军力量，造就了大批优秀的指挥员，建国后红二方面军有166位指战员被授予元帅或将军衔；根据地数万军民献身革命，有力支持了革命事业；红二方面军自根据地出发进行伟大的长征，途中与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作了顽强斗争，最终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红二方面军初步形成。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和敌人的大举进攻，1933年11月，红三军（即红二军团）创建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丧失，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三军转战湘鄂川黔边区，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提出“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6月19日，红三军到达贵州沿河县枫香溪，在此召开会议，作出了“建立黔东特区”的决议，黔东特区的建立为两个军团的会师奠定了基础。
    1934年7月23日，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前，中央电示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西征，并确立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当时中央的意图是准备转移至湘西指挥全国革命）。经过充分准备，8月7日，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下自湘赣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西征。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木黄会师以后，根据中央电示，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与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六军团（此时为7000兵力），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标志着红二方面军初步形成，逐步成为我党领导的三大战略主力之一，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牵制敌军主力，策应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可靠保障。

红二方面军展开“湘西攻势”，在大庸成立湘鄂川黔省“三委”及指挥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及中央红军自瑞金出发开始了伟大的长征。为发展新根据地，以更多地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发动了猛烈的“湘西攻势”，向湘西的龙山、永顺、桑植、大庸等地挺进。11月16日在永顺40多公里外的龙家寨十万坪成功伏击追敌，给敌龚仁杰旅歼灭性打击，改善了红军装备。11月23日、24日，一举解放桑植、大庸两座县城，给敌军以重创，军民无不欢欣鼓舞。根据中央电示，11月26日，在大庸城内天主堂正式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及红二、六军团指挥部，12月1日，相继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由任弼时任省委书记、省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省委委员、省革委会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张子意、周玉珠等任省委委员。以省“三委”在大庸的成立为标志，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全面形成。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次年3月，贺龙率红二、六军团开往桑植，在江垭的九溪作短暂停留，军部设在东门的关帝庙内。蒋介石派飞机到处追炸贺龙。贺龙在哪里住下，敌机就往哪里投弹。贺龙令部队和警卫班全隐蔽好，自己却戴上草帽，带着一个警卫员往七里桥下的蒌江边走去。

 敌机飞到关帝庙上空，一陈激烈的轰炸，大庙化为乱砖一堆。敌机一走，红军官兵都直扑关帝庙，见了警卫员就问；“贺军长呢？”

 笑呵呵的贺龙手提三斤重的鲤鱼走来了，对大家说：“敌人给我送了一碗鲜菜。”

 贺龙祖籍湖北，迁来九溪定居，祖坟在九溪北山，离开九溪前夕，贺龙到祖坟前扫了墓。贺龙知道敌人把他当作火龙、活龙，必来挖祖坟，断龙脉。他吸了几口草烟，摸摸八字胡，眉宇现出喜悦之光。他当即带几名战士为祖坟添土加石。“抚坟“已毕，召集当地头面人物，讲了情，托他们加以保护。头面人物中有个敌对分子，心中暗喜：“这下子该我领功请赏了！”

 红军一走，蒋介石王牌军58师进驻江垭，扬言要消灭贺龙。贺龙早已去桑植，58师师长刘峙扑了个空，正恼恨，有当地人来报贺龙祖坟所在，刘峙大喜。刘峙带一排白狗子上山挖贺龙祖坟，不挖犹可，这一挖，地雷爆响，白狗子尸骨横空。刘峙命大，站在远处，也吓得魂不附体。刘峙所挖者，假坟也。贺龙对祖坟只远望，未扫墓，也未抚坟。

 刘峙电报禀告老蒋，老蒋骂他无能，令他继续追击。刘峙离开慈溪城门时，城门上掉下一封信，拆开视之，上面写道：

58师号称蒋介石亲信王牌部队，不过尔尔，徒有虚名，     实乃粪蛆、坟土一堆而已。

 刘峙气得口痰塞喉，大病数日。待得病愈，穷起追兵，眼看追上贺龙部队。贺龙被他追呀追，贺龙在前退呀退，一到葫芦谷，贺龙不见了。刘峙进了葫芦谷，举起望远镜，到处不见贺龙踪影。刘峙正纳闷间，四面八方的机枪、手榴弹，如狂风暴雨而至，蒋介石的王牌军几乎被全歼。刘峙打仗不行，逃命还算内行，好歹率领几个残兵败将，不得已向老蒋缴旨，气得蒋介石把光头都抠出了血。

为适应全局斗争的需要，湘鄂川黔省“三委”于1935年春相继迁址永顺塔卧，1935年4月迁址龙山兴隆街，5月迁址龙山茨岩塘，11月19日自桑植经大庸出发长征。

红二、六军团继续发动“湘西攻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中央红军经过20多天的作战，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与贺龙红二、六军团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会合的意图，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中央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再度生根”。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湖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1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拼死渡过湘江。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在中央红军遭受重创，追敌更猛的危难之时，为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突围，贺龙、关向应、萧克等率主力部队继续发动“湘西攻势”，任弼时、王震等率余部留守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根据地。12月5日，红二、六军团主力由大庸南下，进逼沅陵、占领桃源县城、包围常德，直接威胁在湘南防阻我中央红军的湘敌北侧，迫使湘敌分兵反击，从而大量牵制敌军，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力求全歼”的如意算盘，使中央红军成功摆脱湘敌围追堵截，到达贵州境内。12月24日红二、六军团牵着湘敌的“鼻子”撤离常、桃地区，26日回师占领慈利县城，31日西返大庸、永顺休整。至此，红二、六军团结束了湘西攻势。在两个月的湘西攻势中，进一步扩大了新的根据地，牵制敌正规军及地方保安团共约30余万兵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黎平会议”，决定避开敌军主力，改变西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计划，而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1月15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红二、六军团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及红二、六军团指挥部在大庸相继成立后，一面继续发动“湘西攻势”，一面发动根据地各族人民一道开展轰轰烈烈的苏维埃革命运动——

地方政权：1934年11月25日，在大庸成立了根据地第一个苏维埃县委、县革委，县委书记刘诚达、县革委主席海亮生。随后，桑植、慈利、永保（即永顺）、龙山、宣恩等十一县分别建立了县委、县革委。大庸、桑植、永保、郭亮、龙山、宣恩六县建立了52个区级政权机构和229个乡革委政权机构。

地方武装：大庸、桑植、慈利、永保、郭亮、龙山、永沅、龙桑、鄂川边九县分别建立了独立团6个和独立营3个，还在8个县组建了游击队277支，游击队员近2万人。大庸县有40多支游击队。县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吉宇、政委袁任远，队员1600多人。

扩招红军：据不完全统计，大庸、桑植、慈利、永保、郭亮五县共有1.7万人参加红军投身革命，红二、六军团由会师时的7000多人增加到2万多人，至1936年10月长征结束时还有1.3万多人。大庸、桑植、慈利有1万多人参加红军，在扩红中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夫”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大庸县城侯清芝一家八口同时参加红军，被传为佳话。

打土豪分田地：1934年底至1935年初，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在大庸接连颁发了根据地《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分田工作大纲》、《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三个有关土地革命的文件。各县根据文件精神，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在大庸、桑植、永保、龙山四县16个区104个乡、保在打土豪的同时开展了土改分田运动，15万多贫农分得了田地。大庸县实行了土改分田的有5区71保，分配了土地15.19万亩，约占全县田亩总面积数的66%，得田人数约9.5万人。

批判“左倾”路线错误：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期，夏曦作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忠实地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他认为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十分之九是改组派”，于是解散了党团组织，进行了四次扩大化肃反，数千名红军指战员和党政机关负责人被打成“改组派”而被错抓错杀，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仍有极坏的影响。对于夏曦的错误，贺龙、关向应曾进行多次批评。遵义会议结束10天后，1935年1月27日，在大庸召开了以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批判“左倾”路线错误为主要内容的“丁家溶会议”，任弼时、贺龙等分别做了发言，这是红二方面军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批判“左倾”路线错误，令全军为之振奋，进而恢复、加强了党团组织，颁布了《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决议》，自此红二方面军进入了全新发展时期。

根据地军民团结，重创“围剿”敌军。红二、六军团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成为刺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极大的震惊了蒋介石。1935年1月底，蒋介石下令以湘鄂两省军队为主力，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第一次“围剿”。在此后的6个多月时间里，红二、六军团经过大小战斗30余次，粉碎敌人80多个团的“围剿”，歼俘敌2万余人，活捉敌师长一名（敌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师参谋长一名（五十八师师参谋长周桂先）、击毙敌师长一名（五十八师师长谢彬）等。缴获轻重机枪150多挺，步枪1万多支，子弹120万发，电台5部。著名战役有慈利棉花山、大庸鸡公垭、桑植陈家河、永顺桃子溪、咸丰忠堡、龙山招头寨、宣恩板栗园等。反“围剿”的胜利不仅完成了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战斗任务，而且红二、六军团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已于1935年6月胜利地突破了强大敌军的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翻过雪山，进入四川懋功（今小金），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此时，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成为我军在长江以南的最后最大一块根据地和最强大的主力之一，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他一方面集中90多个团的兵力，继续向红一、红四方面军进逼；同时调集130多个团，20余万兵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进行新的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围剿”，企图很快消灭中国东南部、长江中游的人民革命武装，巩固他们的中心区域和战略后方。历史不容忘记，根据地先后共有1.7万人参加红军投身革命，8万余人参加和支援红军作战，1万多人壮烈牺牲。正是革命先烈的英勇奋战和根据地民众的大力支援，沉痛地反击了敌军，最终取得了反“围剿”的节节胜利。鉴于中央红军已经胜利突围、到达陕北，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当必要时，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的指示，红二、六军团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11月18日，红二、六军团指挥部正式下达了突围命令。

红二方面军开始突围长征，最终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桑植县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分别举行大会，誓师突围。当晚，红二、六军团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部队分两路向大庸进发，一路是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第四、五、六师及直属机关，另一路是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十六、十七师及直属机关，11月20日到达澧水北岸的张家湾、黄家铺、安坝一带。澧水是敌军堵截红军的第一道防线，由李觉部19师的部分兵力和保安团及铲共义勇队筑碉堡防守。红军从20日至21日晚上从黄家铺、潭口等8处渡口强渡澧水，一举成功。但在杨林铺渡口搭浮桥渡水时，浮桥被两批四架敌机炸毁，共青团湘鄂川黔省委书记周玉珠和49团参谋长贺荣华中弹牺牲，49团团长王烈在察看阵地时，被敌冷枪击中，光荣牺牲。

1936年2月7日，在大定（后迁毕节）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委会，至此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即告结束。7月1日，红二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二、六军团奉中央电令，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并将红三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萧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红二、六军团番号不变。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任弼时、贺龙与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作了顽强斗争，最终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分别到达甘肃会宁和静宁，完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自1935年11月19日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至1936年10月至甘肃静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历时11个月，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9省，进行大小战斗100多次，攻占城市39座，以1万多兵力战胜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对促进三大主力会师起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重要战略力量。

抗日战争开始，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建国后红二方面军有166位指战员被授予元帅或将军衔，166位将帅像现陈列在张家界市永定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省委礼堂内。永定区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及红二方面军指挥部旧址位于张家界市解放路41号，建筑面积840平方米，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是一座四合井院落，建造于1918年，砖木结构，具有中西合壁的古典建筑风貌。东头是由三堵矮墙围着一栋木房，形成院中院，三门小屋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萧克的工作室和卧室。西头是省委礼堂，可容200人左右，省委扩大会、省直各部门会议均在此召开，现陈列着红二方面军的166位将帅像。北面是一字排开11间办公室，红二方面军指挥部、省革委、省军区的直属部门均设在此。南面是省委机关大楼，解放前被毁，修复旧址时依照原貌新建为陈列馆，建筑面积760平方米。另外，在当年省“三委”及指挥部内还设有省委党校、红军随营学校（后改为红军第四分校）、红军医院、红军无线电台、警卫连等机构。

    1993年，为彪炳革命先辈功绩，继承优良革命传统，老区大庸数千名干部群众捐款几十万元，依托旧址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原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将军曾先后亲笔题写“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省军区纪念馆”馆名。该馆1996年1月被湖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同时该馆还是全省、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现已纳入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景点之一，已进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评审行列。纪念馆的建立和发展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革命老前辈、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先后有4000多人为之捐资和奉献珍藏文物。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同志将《任弼时选集》献给纪念馆；贺龙夫人薛明携子女亲临纪念馆并赠送了《贺龙画册》及其它珍贵物品；萧克将军多次分别为省革委旧址和纪念馆题名；廖汉生将军多次询问并支持纪念馆的筹建工作；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认真参观后，个人慷慨捐助三十万元用于展馆修缮；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湘鄂川黔省委秘书长王恩茂亲临纪念馆，挥笔题写了“湘鄂川黔老区军民在革命历史上建立的功勋，光照千秋，灿烂万载”。建馆以来，先后有汪东兴、廖汉生、贺鹏飞、李铁映、王恩茂、陈锦华、毛致用、张震、陶汉章、马万祺、萧克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及湖南省党政军领导人于幼军、李江、贺同新、李贻衡、章锐夫等分别到此，或追忆往昔，或缅怀先烈，并给予极大的关怀。自1993年12月26日开馆至今，共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00多万人次，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贺龙、任弼时红军为了确保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千方百计牵制湖南特别是湘西之敌，到处张贴标语，扬言要打龙山。
　　1934年11月，游击队攻马皮寨，师兴周的保安团拼死守住。

1935年3月，敌41军奉命驰援，扼守茨岩塘险要。4月13日红军攻打茨岩塘，敌41军先退龙山，再退来凤。15日，红军沿十字路、石羔山、马皮寨一带，断龙山援敌，急驰攻湖北宣恩未克，28日回师龙山。5月2日，回师宣恩、咸丰，6月15日在忠堡（属湖北咸丰县）截住敌41师张振汉。
　　在忠堡伏击战中，贺龙唱“空城计”，逼降敌将张振汉。两个年轻战士砍了张振汉之卫兵的头，升排长。
　　古历六月十五日，贺龙的女儿在忠堡大捷中出生，故取名“捷生”。
　　忠堡伏击战胜利后，在湖北宣恩李家河开了庆功大会，立即挥师湖南。
　　16日，进军龙山城。17日黎明，红军攻城。城内由敌34师和刘文华一个团与师兴周保安团困守41天，弹药粮食靠蒋介石派空军空运。
　　6月18日，红二、六军团主力云集天龙县城周围，造成攻城之态。但红军为了有计划地进行休整，就以主要精力作好全面围城的准备工作，以便实现围城打援的战略部署。6月19日，主力撤离天龙县城周围，集结于石牌洞、桶车、兴隆街、洗洛、茅坪、茨岩塘、石羔山、猫儿寨一带休整待命，只留下少量部队在县城周围活动。
　　6月23日，贺龙令二军团4师、6师和六军团的少量部队全面围团了天龙县城。6师16团攻北门西门，4师攻东门，一个团攻南门。
　　围龙打援的指挥机关设在新城乡李家大屋，战地医院、后勤保卫机关也设在新城周围。红军大部兵力在石羔山、兴隆街、茅坪、茨岩塘一带，一是休整，二是打给养，三是以逸待劳，准备大规模地歼灭增援之敌。萧克的指挥机关驻石羔山。当时，龙山城内守敌陈渠珍（伪34师）的刘文华团和龙山保安团师兴周和少数的地主武装共计3000余人，2000余支枪。刘文华、师兴周二敌顽固死守，四处求援。蒋介石派飞机投粮投弹。我军则“围城打援，相机破城”。敌喊口令：“小心城墙脚，注意红脑壳。”我军就唱两首歌。一首《忠堡大捷》：“忠堡战斗大胜利，白军师长我提起，忠堡战胜围龙山，红军顶有战斗力。”二首《围龙山》：“忠堡战后围龙山，我军英勇不怕难，艰苦斗争半月多，围得白军心胆寒，米梭拉米梭，围得白军心胆寒。”
　　6月28日，红军截击援敌，同敌陶广28军、34师顾家齐旅、周燮卿旅血战两昼夜。6月29日，红军隐蔽到芭蕉坨乡一带。龙山守敌刘文华一个团由于被游击队攻打怕了，伤损严重，不断向陶广军长求援。

在掌握了这一情况后，红军部队就预先埋伏在陶广的必由之路芭蕉坨，等他到来便一举歼灭。可是，陶广非常狡猾，怕中埋伏，他不从龙塘岩下，而改道从颗粒坡、野人坡下湾塘往来凤增援，向龙山前进。贺龙、任弼时获得这一情报后，马上命令部队从芭蕉坨赶到湾塘、红石坎村和扑岩坎，改伏击战为遭遇战；陶广当时闭目塞听，骤见神兵天降，顿时手忙脚乱。上午十一点钟，红二、六军团猛烈地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阵脚大乱，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花流水，各自逃命。周秉秀的38军团，加上陶广军所部，共20几个团，全被红军打垮，毙敌近千，俘敌3000多人，差不多每个红军连队都俘获200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步枪7000多条，迫击炮40多门，无线电台6台，战马和各种军用物资无数。50团的一个炊事员用长把锅铲向躲在刺蓬中的敌人大喊一声：“快出来，缴枪不杀！”俘虏了一个敌人，缴获了一支掷弹筒。
　　之前，58师已在桃子溪战斗中缴获敌人两门钢炮。
　　敌周矮子、陶广、李科达军各部全都往花垣、保靖、凤凰等地逃窜。敌32旅则退往湖北来凤。
　　川鄂湘黔省委、省政府从塔卧迁茨岩塘，建县、区、乡各级政权，接着打土豪、分田地，因为是在古历七月，就分地主的青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