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热辣烫

然而，龚昕并不愿被贴上反腐斗士的标签。在他看来，当前中央大力反腐，因此巴东从严治党非常正常，不值得浓墨重彩地渲染；他还认为，有的文章太突出他个人、太突出反腐，“好像天下就我一个人清白”，这并不是最真实、最完整的自己。

与发言稿中咄咄逼人的架势相比，接受采访的龚昕语气平和。这位出身农村、从发达地区交流至贫困山区的地方主官更想展现给外界的，是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思路。

湖北日报：最近在媒体上看到了很多关于你和巴东反腐的报道。

龚昕：我现在被媒体贴上了“反腐斗士”的标签，实际上我非常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因为，中央在反腐，那么大的力度，打任何一个老虎都是不留情的，我们这里抓一些副县级领导、局长，这太理所应当了吧？就算巴东是贫困县，过去的腐败比较多，现在打了一批，也完全是与“人活着要吃饭”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媒体浓墨重彩地渲染，而且有的有“标题党”的作风，怎么吓人怎么来。

过去巴东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有问题，我承认，我也做了些事。我希望不要再炒反腐。我们巴东更有说头的地方多着呢。

湖北日报：这些报道给你带来了舆论压力或者误解？

龚昕：是的。你看，这又有人发来了微信评论文章：“读好官新闻，最怕遇到一种陷阱：今天你为好官的事迹泪眼婆娑，明天他就落马了。”说实话，媒体这么搞，我以后会待不下去了，好像就你一个好，别人都坏，好像天下皆浊唯你独清。你这不是逼我当屈原吗？当屈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能这样。

湖北日报：那你觉得真实的你是怎么样的？

龚昕：前几天有记者问我，你说过要做有信仰的人，你的信仰从何而来？我说，从小而来。我是从穷地方走出来的人，被别人所需要的感受，让我愿意有所放弃。我内心见不得穷人受苦，这是我妈妈教给我的，这就是我母亲的遗像（手指着办公室的书柜）

我们村有一个王伯娘，你看过余华的《活着》吗，这十几二十年间，我看到王伯娘家的人一个一个死去，和余华说的一样，病死的，自杀的，偷钱被人打死的，卖血得了艾滋病死的。印象中王伯娘的男人到处咳、到处吐，佝偻着背，拿个烟斗，王伯娘永远是蓬头垢面，喜欢哭，很不受人待见。几乎所有人都瞧不起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仅仅活着而已。

他们经常到我们家借盐吃，盐啊，没到活不下去的日子怎么会借盐？我妈妈没让他们空手回去过。她的三女儿，媒人带她去认门，那是高山边远地区，她没有衣服，我妈妈把暗红色的确良衣服送给了她。他们是中国最贫困、最底层的缩影，我母亲帮他们保留了最后的尊严。这种言传身教融在我的血液里，所以，我感觉农村对我有一种召唤，乡亲很需要我。

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我。我愿意被这样报道，而不愿意被塑造成反腐斗士。至于从严治党，我们是做了一些工作，但被媒体过度报道了。

湖北日报：你反复强调“不希望舆论把我从反腐英雄方面逼”，为什么开会时又说自己“从小就有英雄情结”，“梦想有朝一日白马轻裘仗剑天涯”，“斩妖除魔惩恶扬善”，并且说“这一次，虽千万人，吾往矣”？你是怕了吗？

龚昕：不怕！反腐绝对是应该的，是为官的底线。我只是觉得，只渲染这一点反而会把更重要的事情稀释了，比如说我对乡村治理的思考和探索。再有腐败分子撞到我手上，照样该“斩”的“斩”。

湖北日报：来巴东之前有什么预想？

龚昕：对巴东一无所知。当时上网搜索，邓玉娇事件、水布垭翻船、冉建新事件，负面新闻一年一次，轰动全国，简直触目惊心。但是，这两年政治生态真的在改变，干部讲规矩多了，群众平和多了，特明显。

湖北日报：你最初是如何去了解巴东的？

龚昕：我来的时候搞过一个“县委书记边界行”。巴东非常大，过去寇准在这儿任县令，说八百里巴东，我原以为是诗意的表达，来了才知道真的是八百里。我从最边远的村开始走，到村里面必须看这个村最穷的地方，第二个我要去看学校，第三个看这个村的产业发展。

在贫困山区，教育极其重要。我学生时代休过半年学，在村办小学上复式班，一二年级在同一个教室，老师一年级讲完，画一条线，到二年级去讲。可以说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大山里这些孩子们无论将来做什么，能飞多远、飞多高，教育都是最基本的。

湖北日报：巴东搞了“干部结穷亲”的活动，听说你每到一个村都会问村民“干部有没有来”。他们究竟去了没有？

龚昕：还好，这点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们的干部是真结。我结的对象是艾滋病孩子小明明，我去的时候跟他们家说“今后我是你家的亲戚了”。这句话成了媒体报道的标题。从第二三天开始，干部争先恐后下去，都说了这句话“今后我是你家的亲戚了”，这句话成了标配。

我的成就感就在这里，我的幸福就在这里，我可以为大家做事，可以为大家立标本。这是我当县委书记最大的成就感。

湖北日报：为什么这是最大的成就感？

龚昕：改变一个人或者一批人的命运，会让我心里感到特别美好。我最初去看小明明的时候，他头上都是疮，艾滋病的疤痕，差不多处于等死的状况。他的奶奶对我说，小明明没有玩伴。他奶奶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那种绝望，那是绝望到眼泪都没有的地步。

我给小明明联系了一家慈善机构，边治疗边上课。放假回来，他奶奶非常快乐，说这怎么得了，怎么办，这孩子现在说普通话我都听不懂。他的语文98.5分，数学95分。我觉得，因为我的出现，这个人改变了，这是我人生很圆满的一种体验。

湖北日报：很多干部都提到你主导的“农民办事不出村”。怎么保证不人走政息？

龚昕：7月7日我要搞一个“乡村信息赶集”的试点，升级我的“农民办事不出村”。我已经把网络连到村里了，在村里设两个受理员，每个星期两个时间在村里坐班，通过受理员把农民办事需要的证件扫描、上网传输到县里，县里内网办理完再外网反馈。

这事成了中央的典型，上了“焦点访谈”、“新闻联播”，现在关键是如何保证不造成人走政息。我觉得关键在这个受理员能不能稳得住，他必须是村里的人，会简单操作电脑，基本正直。我放了21个部门87件事情到村里受理，摊到每个家庭一年就办三四次，一个村通常就三百户左右的家庭，一年能有多少业务受理，撑不撑得起这个人的收入？我们给他的待遇是一年5000元，太低了，办一单业务有一点奖励收入，也不高。

我在我的任上强力主导、这事也许可以搞下去，但将来长远的发展何在？我选了一个标本村，巴东最边远的地方，界河村，在湖北、重庆交界处。提的就是“全面升级农民办事不出村，打造信息化新农村”。如果试点成功，对中国乡村有标本性意义。乡村赶集过去是到集镇上去赶集，现在我是把东西送到中心村去，信息赶集，不用去集镇赶集。我会放大量优惠出来，有很多商品，你在那儿买就行，只要买东西卖东西就有中介费用。我的受理员不开店，没有租金了，但别人买卖东西，哪怕100元，你也能得到中介费用。

记者：龚昕书记，你当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之后，有什么压力吗？

　　龚昕：说实话，压力蛮大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到现在，我还觉得获奖有点名不副实，这不是矫情，我真是这么认为。因为无论经济总量、发展速度、民生改善等，巴东远不如很多兄弟县市，在恩施州也不是领头的。我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尽心尽力履行职责，但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还是有距离的。巴东地处武陵山区、三峡库区，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贫困县，我获得这一殊荣，体现的是中央对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的高度关注。我沾了巴东的光，唯有更加努力，才能不负组织和群众的期待。

　　记者：你受表彰后，媒体对你很关注，甚至把你以前的一些讲话也找出来重新报道，你快成“曝光率”最高的优秀县委书记了。这是否也让你感到压力？

　　龚昕：哎呀，我都快被媒体“炒熟”了。应该说，大多数媒体对我的报道比较客观，对巴东和我个人也是鼓励和肯定的，我非常感谢。但极少数媒体为了“抓眼球”，片面地把我“塑造”成了反腐英雄、政治明星，有意把一些负面的东西放大，也屏蔽了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搞偏了。比如，有些话我确实说过，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特定的语境里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有媒体把听起来“很过瘾”的话抽出来做标题，还刻意放大，内容上突出一点不及其余，屏蔽了环境、背景和巴东干部群众激情奋进的状态，给人对巴东有了很灰暗的感觉。难道巴东就县委书记龚昕能干、就龚昕是中流砥柱？广大干部群众都成了灰暗的“陪衬”？这让外界怎么看巴东？这种报道不符合客观事实，是一种误导，给我们造成了困扰。

　　记者：郡县治，天下安。县市这一级治理非常重要，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很重，你怎样理解县域治理的？

　　龚昕：县市一级，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任务重、责任大。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基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多层次、多方面，县为基础。就像没有县市、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小康一样，没有县市、农村好的治理，就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记者：你认为，什么是县域治理的“牛鼻子”？

　　龚昕：是地方政治生态，一定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态坏了，就会“一团麻、一团糟”，处处被动；而如果风清气正，就容易形成“顺风顺水”之势。治县，必先治政治生态、社会风气。

　　我2011年10月来工作之前，巴东连续3年发生3件“大事”：2009年邓玉娇事件，2010年水布垭翻船，2011年冉建新暴死，都发生在五六月间。当时干部队伍很压抑，生怕再出什么乱子，特别一到五六月间就很揪心。而民间呢，怨气、戾气很重，有个什么事就容易借题发挥。当时让人感觉这个地方像中了魔咒似的，出不来。

　　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个“末”是什么？是干部作风！前些年，巴东出了那么多事，看似偶然，实则不然，哪一桩不是因为干部作风问题引起的？所以我来之后，和县委县政府一班人，首先抓党风建设，整顿政风行风，先整治“两违”、“吃空饷”等治标，再推“五个严禁”治本。抓党风，整政风，顺民风。

　　刚开始，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我第一次信访接待日，外面黑压压的一大片，原计划一上午，一直持续到晚上。2012年六七月间，巴东发生了8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有在法院门口喝药的，有长江大桥跳桥的，有野三关跳崖的，逢死必闹。网络上也是风言风语、跟帖跟风不断。对这些，再苦再难再不中听，都必须要面对。

　　对民间舆论和不同声音，我们坚持“堵不如疏”。老百姓有怨气，与其在外面骂巴东，不如让他们“在家里骂”。网友“石头会说话”发帖《致巴东县委书记一封公开信》，洋洋五千言。我深夜公开回帖，还公布自己的邮箱。从那开始，我养成了在网上公开回应的习惯。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巴东风气一天天好起来，老百姓气顺多了，没再发生一起极端事件，干部群众干事创业心更齐、劲更足。

　　记者：你整治“两违”动真格，还在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之前提出“五个严禁”约束党员干部，反弹很大，你是如何应对的？

　　龚昕：这是治理巴东必须采取的行动。

　　我来巴东动的“第一刀”，就是清理整顿违法占地、违规建设“两违”现象。当时巴东城区长江两岸“两违”乱象丛生，安全隐患重重。巴东地质条件差，有人曾预言，下一个轰动全国的“大新闻”很可能就是房屋大面积倒塌。再不整治行吗？当然，涉及“两违户”利益，说情的，告状的，威胁的，都有。我们不为所动，坚决整治。我们在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腐败中，有人曾放出狠话威胁：“既然龚昕想搞死我们，我们也要搞死他，搞不死也要搞臭他。”我们坚决查处了建设领域根子很深的“中标大王”、“中标二王”，并揪出、查处了9名干部。连这都不怕，还怕什么？事实证明，邪不压正！就像毛主席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整治“两违”中，我们一共查处了535户“两违”房。

　　我们“五个严禁”是：对属于职责范围内能够办理的事不按规定时限或承诺时限办结；吃、拿、卡、要；工作日午餐饮酒；机关干部工作时间上网玩游戏、炒股票、看电影；赌博。当时，光工作日中餐禁酒一项，有些干部就很不适应，还跟我说，“你不懂我们土家族，喝酒，是我们的民族习俗。”我就说：“既然选择为党和人民工作，党员干部是我们的第一身份。”为此，我们成立“五个严禁”督查办负责督查，以禁酒为例，工作日中午到餐馆酒店明查暗访，不管你是什么级别，查到就公开通报处理。从此，这种现象被遏制住了。其实，凡事只要在理、干部带头且“用一把尺子来量”，都能很快凝成共识。我们整治街道“违停”，县领导的车“违停”被拖走了，还作了检讨，“违停”就大大减少了。

　　记者：有媒体称你是“反腐斗士”，你怎么看？

　　龚昕：党和腐败水火不容，有腐必反，违纪必究，这是铁律。作为县委书记，有腐必反是履职尽责，是工作“标配”之一。我坚决反腐，但不想被称为“反腐斗士”，因为县委书记与纪委书记角色不同，不是专职做这个事情，还有很多重要的职责。反腐，是帮那些患了“病”的党员干部治病。县委书记既要领导“治病”，更要领导县域发展和治理各项工作。

　　记者：网络进村，行政审批下放，农民办事不出村……这在一些平原地区还没有实现的事，你当时怎么想到要在巴东大山里推进，目前效果如何？怎样保持？

　　龚昕：你们问的是一个治理方法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很多工作我们按上级部署，狠抓落实就行。但我有更深的思考，巴东很贫困，原因在哪？有人说山高路远，我认为这只是表象。瑞士是标准的山区，且跟巴东纬度差不多，但瑞士那么发达、让人向往，在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很靠前。我觉得贫困有三重因素：生产方式的落后，生活方式的落后，思想观念的落后。为什么中国一些乡村越来越凋敝？为什么有的地方社会出现撕裂的迹象？光留守儿童，全国有6200万，其中有1000万儿童一年难得见父母一面。我们必须为改变贫困和落后的状况努力做些什么！

　　2013年初，我们在5个村开始试点“农民办事不出村”，让数据多跑路，让农民少跑腿。说实话，当时很多人觉得有点不着调，认为是“花架子”、“玩概念”。

　　但经过努力探索，我们充分利用县、乡政务服务中心和村级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建设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将21个部门的87个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纳入平台办理，让村民在村里就可以直接办理相关审批事项。在信息服务平台上开设邮政商易通、金穗支付通、供销裕农网、电信空中充值机等电子商务终端，创办“连锁商务网店”，实行惠农补贴领取、电费收缴、话费充值、网上购物、汇款转账、信息咨询等综合服务，实现了党务、政务、村务、事务、商务“五务合一”。如今，农民办事确实方便了，不用从大山深处赶大半天路到乡镇、县里办事了。巴东“农民办事不出村”的经验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央视《新闻联播》等众多媒体作了专题报道。

　　要保持好效果，还必须升级“农民办事不出村”，给这个平台添加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功能。7月7日，我们在巴东跟重庆巫山县交界、最边远的界河村，组织了第一次“乡村信息赶集”，这在全国也应该算第一次。那一天，有1900多农民从四面八方来到现场，一天交易额422万元！农民的热情多高啊！这让我对未来更加有信心。将来，老百姓不用带着毛子钱，背着沉重的背篓到集镇上赶集，就在村里、网上交易，同时享受其他信息服务。

　　记者：你主政巴东后，工作一年一个主题。2012年是交通建设年，2013年城镇建设年，2014年旅游建设年，今年是旅游提升年，这一步步有着怎样的逻辑？

　　龚昕：县域发展要立足自身实际，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巴东境内海拔从175米到3005米，全县耕地平均坡度28度，农业能发展到哪里去啊？至于大工业项目，人家疯了才会跑你大山里来办大企业。但巴东大山大水大美，就是优势，而且处在一个绝佳的位置上。这里正处长江三峡的巫峡、西陵峡，西靠恩施、重庆，东靠宜昌和两坝，北边是神农架，南边是清江、张家界，巴东是一个发展旅游的“黄金节点区”。

　　我曾用诗来写巴东旅游：“我守在你必经的路口，如果你没有多看我一眼，那只能说明我太丑。”巴东景观天生丽质，“太丑”是指基础条件。那我们就把“丑”扮靓。交通建设年开始，我们打造县域“丰”字形大交通格局，3年争取交通项目50余个，不含高速公路，总投资26亿多元，力度前所未有。全县322个村全部通了水泥路。打通干、支、微通道，方便百姓出行，也吸引游客进山。城镇建设年开始，我们提出“打造长江边最干净的县城”，成效明显，游客来了，看着舒心，住得舒坦。

　　去年以来，宜巴高速通达巴东，连通东西；连接神农溪至神农架的“双神”旅游公路通车，贯通南北。巴东靓了，兴旅游的黄金期到了。

当然，说根本出路是兴旅游，不是说工业不搞了，农业也不要了，工业农业都要搞，但都要围绕旅游做文章。　　

我比廖俊波差得远。廖俊波经历的岗位，都是“背石头上山”的重活累活，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但他始终把工作当事业干，乐在其中，总有使不完的劲。在政和县任职期间，创造了在传统农业县建起省级工业园区的“政和速度”。离开政和时，全县财政总收入翻了两倍多，连续3年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实现了贫困县脱胎换骨的蜕变。他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经常鼓励干部：“只要是为了发展、为了群众就大胆去干，有责任我来担。”

习近平总书记对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廖俊波同志任职期间，牢记党的嘱托，尽心尽责，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扑下身子、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无愧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称号，广大党员、干部要向廖俊波同志学习，不忘初心、扎实工作、廉洁奉公，身体力行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和群众中去，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

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这是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这是我们的全部工作和全部价值所在。

记者：前不久，你在野三关镇巴东二中与学生交流的视频刷爆微信“朋友圈”，大家看到你像大哥哥一样跟同学们交流，很感动。听说你每年都要安排时间去学校听课、讲课、交流，像你这样做的县委书记还真不多见。人们说，教育很可能是你在任期内难以收获的政绩，肯定不如抓项目来得快。对此，你是怎么想的？

　　龚昕：我一直觉得，贫困分为两类：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物质贫困还好解决些，精神贫困更可怕。巴东精神病患者就有1587人，重度721人，为什么会这么多？山区闭塞，人们受教育不够。教育是塑造人的精神的，人的精神没了支撑，就容易苦闷，苦闷到极端无法排解，精神就容易出问题。

　　解决精神贫困最根本的方式就是教育。我个人来说，是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读了两次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从这点上说，我是最幸福的人。我关注教育，很看重去学校跟老师和孩子们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得到了激励，老师们受到了重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件事我一定要去做。每次到边远的山村走访，村小学是我一定要去的。

　　现在，巴东基础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去年，巴东一中有15人考上清华和北大，今年又有9人达到清华、北大录取分数线，外界称之为大山深处的“巴东教育现象”。大山里的孩子有出息了，我就很自豪。

　　记者：来巴东不久就走遍了所有的边界村，个人微信“朋友圈”超千人，有人称你为最接地气的县委书记，是这样的吗？

　　龚昕：最接地气，不敢当。县委书记作为“一线总指挥”，做的就是天天面对群众的事，可不能高高在上。

　　八百里巴东，是个“哑铃型”，东西宽仅10.3公里，南北长有135公里。全县近50万人，生活在大山里，其中有17.29万贫困人口。大山里穷到什么地步，你们不亲眼见，根本想象不到。我们有14个边界村，属于穷中之穷、贫中之贫，那种家徒四壁景象，看了让人窒息般难受。

　　我曾两次自带帐篷徒步穿越小神农架，每次耗时将近一个星期，走到巴东最北的沿渡河镇送子园村。实地调查之后，我们就研究方案，把这个村整体搬迁出来了。

　　还有一次，我到最南边的金果坪乡边界村，小轿车一路颠簸，走了6个多小时。我是县委书记，坐小车，路线安排合理，还这么不方便，可以想象我们老百姓到镇上、到县里办事，是多么艰难。后来，我们提出加快交通建设、“农民办事不出村”、“结穷亲”等等，都是走边界中“走”出来的思路。

　　我包里随时带一张巴东地图，每次到乡镇开完会，就摊开地图一看，不打招呼，直接到最穷、最边远的村去。不一定每次都能想得出脱贫致富的办法，但作为县委书记去看看群众，是能够做到的吧。群众觉得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一定会增加艰苦奋斗的信心。

　　记者：巴东干部“结穷亲”，从方法上来说，算不得多大创新，很多地方都有类似制度设计。但巴东专门成立“结亲办”，还放在组织部办公，年复一年坚持做下去，就很不简单。为什么要花这么大气力？

　　龚昕：干部“结穷亲”，是我觉得到巴东做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当初，长江巴东网“干部结穷亲”专题的卷首语，我是这样写的：“这些穷乡亲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奔向他们的脚步，大地会聆听。人间最冷的不是冰寒，而是麻木！”制度出来，干部们很快行动起来，3年多来，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1210人、一般干部137人、企业家和社会人士73人，共结对贫困乡亲1422户，直接受益困难群众达4000人。

　　我对干部们说，我不要求大家给多少钱，但心一定要去。事实上，“结穷亲”涌现了很多感人事，不是几个人的事，是一大批人的事，有次在大会上我讲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庆平，他结对一个孤儿。这个孤儿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喊他爸爸，喊他爱人妈妈，假期回来就住他家里。我说，给他买了几件衣服、给了多少钱，这些细节我都不用问。“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这孩子喜欢住在他家里，就说明了一切问题。

　　记者：2011年12月4日，本报曾发报道《小山村的“最爱”》，报道你到“艾滋村”，和艾滋病人握手、交谈，一起吃饭夹菜的事。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龚昕：那个时候，我们县有457名艾滋病人，社会歧视他们，他们中一些人就自暴自弃。一些不法分子经常出50块钱一天请他们去上访、堵路、闹事。艾滋病人闹事，一度成了一个顽症。我想，要社会消除错误认识，关心艾滋病人，你喊一千遍一万遍还不如跟他们一起吃顿饭，一起喝次酒，一起聊个天。那次，我给他们每个人夹菜，他们都很注意，不给我夹菜。内心来讲，给我夹菜我肯定吃，我知道那确实没事儿。

　　当然，除了一起吃饭外，我们还多方面关心这个特殊的群体。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这以后，3年多了，巴东艾滋病人自立自强，再也没有被人怂恿去闹事。

　　记者：你办公室挂着母亲的遗像。接受媒体采访时，又多次提到母亲。母亲对你影响很大吧？

　　龚昕：是的，母亲从小对我的言传身教，影响我一生。我小的时候，村里有个邻居，大家都喊她王伯娘，她家有七八个孩子，丈夫又病逝了，日子异常艰难。因为她嘴巴不讨人喜欢，很多人都不愿与她打交道。家里缺盐缺米时，她唯一能借到的地方，就是我家。母亲常对我兄弟俩说：“要是我们不借给她，她就没处可借了。我们家条件略好一点，能帮人家，也算是积德行善。”

　　印象最深的，30多年前的一个深夜，王伯娘敲开我家门，进门就哭。原来，她的三女儿第二天要随媒人去婆家认门，却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母亲没再问什么，从衣柜里拿出一件暗红格的确良衬衣给她。这是母亲最贵最喜欢的衣服，她自己一直舍不得穿。虽然母亲是我亲生父亲扫的盲，但她用言行举止教给我怎样做人。

　　从小，我在穷苦环境里长大，我内心里一直见不得穷人受苦。这种感觉其实是母亲带给我的。我那么看重“结穷亲”，应该是这种情怀吧。

　　母亲2006年因病去世后，我每到一处工作，都把母亲的遗像带着，放在办公室里。这既是感激、敬重母亲，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记者：跟你深谈，感觉你是一位性情中之人，也越来越觉得面前是一位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县委书记。这感觉对吗？

　　龚昕：呵呵，这让我想起一位十分敬重的领导对我的评价。他说，从龚昕身上能感受到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他这种人做事，目标不是那么具体。因为目标不那么具体，就不会因达到目标而骄傲、懈怠，或者没有达到目标就气馁。这种人，其实是有目标的，他听从自己的内心。

这位领导看得很准。我好像真没有现实的抑或远大的具体目标，我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记者刚走，一个电话又到。

龚昕：大哥，什么事？

龚吉：爹去世了，你抽得出时间吗？

龚昕：一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