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第五章粮食

梁贵才

                           难忘的岁月
                           
                            第五章 粮食

       那年代，正当年的好男女壮劳力都出外集体修工去。筑堤修坝、治理大江大河、建水库等大型工程。大合作、大会战、声势浩大。生活上都是由出工单位自带粮食、器具；出工的劳动力，也是由本村、本队给记工分儿。就是说，拿着自己的、吃着花着自己的，却都给别人去干活儿。不分你的，我的，这真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先例。村里留守的人，都是些老弱病残！小脚女人和不满十八周岁未成年的“半拉子劳动力”，在家里留守种地。组长、队长、主任这些领导们还是健全的。由这些负责人们组织和领导这些“非正规部队”，固守着自己的这块“根据地”。他们也真能够：这种没有战斗力的“杂牌军”，也能种出庄稼来，一个年头接着一个年头的大丰收。那些年，“六月红”多穗儿高粱、“大散穗儿”高粱、“大马牙”、“二马牙”白包米、长狗尾巴谷子、紧穗儿白谷子，等作物都是好长势。沉甸甸的大棒子，大穗子，让人喜笑颜开！每到秋收粮食上场，各种严密的大封锁，让人谨小慎微。护秋队日夜巡逻，村头轮流设卡，神威若狂。他们被授予的权利极高，凡见进入村里的大人、小孩，瘸拐秃瞎，只要被他们怀疑上，浑身、筐篓、笼子、包，一律翻底儿搜查。如果带有一穗高粱、谷子，一棒玉米，一撮花生，那就算你没做着好梦――脖子上挂着你的赃物，非在社员大会上让你撅屁股不可。这还不算完，按赃物确定的品种、数量处罚的标准，还要成十倍以上罚你的工分！！那时候，生产队都有两个场：一个粮食场；一个花生场。看场的人都是双配套人。那是相互监督的编制。粮食作物的场上，有个戴眼镜的算账先生。这先生我不认识。听说是上边派来的“小钦差”――当时叫“监打、监收员儿”。脱粒晾干的各种粮食怎样处理，他说了算。大称杆子他把着，账本儿他拿着。上交多少，入库多少，他是主宰，也叫“全权大使”。村里种地收获粮食的杂牌儿军，到了这个时节，却成了不得沾边儿的眼巴巴的旁观者、门外汉，成了“不甘心”的“奉献者”。拼着命辛辛苦苦收获的粮食，被红旗招展的骡马大车队交了“红心粮”。交公粮的大车队，是全村共同行动的交“爱国粮”队伍。每辆驾辕的骡、马，拉梢的驴、牛，都要头上戴着红缨子，赶车的把式带着大红花，扬眉吐气，神气扬辉，连他手里的那把鞭子条都缠着一撮红缨子。是红心的象征，是光荣的标志。大车队头出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领头的大车把式，高手一扬，大晃鞭子“啪啪啪”连甩三声，主任下达出发的命令后，欢送的锣鼓又骤响起来，红心粮就这样光荣地被送进了国库。那几年，从上到下都喊着“丰收之年，颗粒归苍”。一到秋收时节，大的学生们由学校组织领导指挥到各村参加抢收。小学生们也不闲着，由老师领着到各村大地捡粮粒儿、米穗儿，统收归公。让孩们都懂得，粮食来得不易，不可丢失浪费。培养孩子们爱集体、爱劳动的社会主义的新风尚。那时，我还没上学。在日常的印象中，农村的小学生，中学生们就是像现在“预备役部队”，政府有特权任意调动他们。那年代，科学落后，从种到收全靠人力，抢种需要大量的人手，抢荒也是棘手的时令活儿，秋收更是紧锣密鼓。所以，不论大小学生，很少有时间平静下来安安稳稳专专注注的读书。我记得我哥哥明着是天天上学，可很少带书包，天天不是去这个村就是去那个庄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体劳动，甚至都忘了书包放在什么地方了！母亲问的话题和哥哥的回答，我记得除了“在哪个村今天干啥活儿，干多少，管啥饭之类的内容外，很少听见今天上啥课啦，考试考的怎么样”这些内容。我哥哥没考上初中，庄稼活儿倒挺精通、熟练。可能是这所“农业大学毕业”了，发给他“毕业证书”了吧！虽然那几年粮食大丰收，农、工、商、学、政全力协助，配合默契，对抢收粮食非常抓紧，也非常严格。老鼠多，麻雀也不少。“除四害”成了全国性大运动。我记得哥哥上学的时候，总是要向学校交任务――多少个老鼠尾巴、多少个麻雀脑袋。如果完不成任务，就别上学。农村更是，但农村倒有个小刺激――多少根耗子尾巴、多少个麻雀脑袋奖给几包“洋火”。这倒是有其促动性的好法儿。我记得大钟一响，负责人就喊叫着：“收耗子尾巴，收麻雀脑袋啦.......”一早上就能收各一小堆儿“尾、头”。人们很高兴地得到了不花钱的“洋火”，很是满足！虽然大丰收年颗粒归仓，可耗子还是比人幸福，吃得滚瓜溜圆，还能怀孕。就连喝汤那几年，人都不怀孕、生孩子，可耗子却一个月生一窝，每一窝都有七八只崽儿。大老鼠肉可是鲜美的极品哪！肉质白嫩细化、清香味美。有一天，母亲打住一只大母耗子，非常胖乎。母亲用大黄泥把它箍成泥坨子，放在大灶火里烧。耗子这东西虽然它令人讨厌、恶心，可它的生活水平是高的，食入的品味也是高的。有大的东西不吃小的，有甜的不吃酸的、苦的，有饱满的不吃秕、瘪的。当时，我们孩子们都跟母亲喊“饿饿饿”，母亲一说：“别喊了，等待会给你们肉吃。”“欸！哪儿来的肉哇？”我们都很惊讶。母亲说，“待一会你们就知道了。”我们就连疑带等。等了一段时间，母亲蹲在锅灶口，笑眯眯用木棍子把那个大泥团从灶口洞里扒了出来。我们象一群小雏燕儿，伸着齐齐的小脑袋，瞪大眼探究着这个大泥团的奥秘。母亲用小棍子轻轻扒开大泥团，
       “哇”！露出正冒着热气儿比窗户纸还白的嫩肉，散发着一股极浓的香气儿。顿时，我们的馋沫淌了出来。我们都惊疑地问母亲，母亲只是笑，怕我们知道是大耗子的肉都不敢吃。黄泥箍的挺厚，耗子毛皮都被粘在泥巴上了。直眼看，根本找不出是耗子的破绽来。母亲把肉不均匀地分给我们吃，真香啊！从来没吃过这特殐香的东西。好肉被吃光了，母亲把大耗子的肚子扒开，嚇！我们惊呆了，扒出了六只小肉蛋儿耗子崽儿，我们都傻眼了！但是，对于饿得我们快要死了的孩子，也没恶心呕吐。解饿、解馋是当务之急，早已抵消了对耗子的所有反感。那时候，我虽幼小，可那幼稚的小脑袋瓜儿总会产生一些“为什么、怎么回事”这样的东西。而在姥姥家孤独寂寞的环境里养成的内向、腼腆的习性，对于这些、那样的问题。比如：“象杂牌军种的粮食大丰收，粮食都拱手献了爱心；从吃食堂到喝稀汤，都是人们甘心情愿的吗”等等这类问题，只是在自己的心中、大脑里游弋着，从来不敢主动问谁，怕人家笑话而瞧不起我。从每人吃“八大两”，又走进了一个队的“大家庭”，开始倒挺新鲜，几百号男女老少热热闹闹，正是用着那句话了――人多吃饭香。初始，还能看到、听到人们的满堂哄笑，然后变成了几个滑稽、幽默好说的人的小笑，又变成了笑不出声来的皮笑，再到笑不动了的呆笑，也是人们甘心情愿的吗?当时，我幼小心灵里有过主观上不成熟的问题――一亩地能打两千斤粮食?上边按每亩五百斤标准定任务，老百姓手里还有一千五百斤的余粮呢，一年肥吃肥喝，也还会绰绰有余的。这些个“监打监收员．洋先生们”是用什么算法算出来的呢？那是用高明的数学理论，一笔就算走了一亩地只有四百左右斤实产的粮食。所以，人们只能用野菜、树皮和稀汤来“肥吃肥喝”，来弥补那一千五百斤的亩产量的亏空。才能圆上那些先生们的账额数儿。我懂事儿后，才听说、才知道：把三四亩地的粮食集中到一亩地里来核算产量。以这样的样板套用全国，这天文数字的任务就派下来了。下边一说，上边一信，成！村里的杂牌军的成员们就有去处了――上午抬别人，下午被人抬――去了极乐世界，享“清福”去了！！
        我七八岁以前，很少见着父亲面儿，甚至影子。他那执着的现身于革命事业的劲头和责任心，把家忘得一干二净。只有母亲养活着我们这群只知道要吃、要喝、要穿的、干享福的“废材”们，五六口人的生活可真够母亲戗啊！吃食堂那年，当时我们家八口人，每顿只打半桩圆桶的多半下儿不挂瓢的稀汤，汤里只有几根茄子条儿。母亲舍不得自己多喝，先可我们一群孩子喝。我们也算疼母亲，没个饱的大肚皮喝完了分给自己的一份后，眼巴巴地望着那单给母亲剩留的桶底儿一指厚的一份稀汤，这是给母亲的，谁也没再敢抢。可是，母亲瞅着我们各自端着自己的碗不放，用舌头舔着的可怜劲儿，母亲还想再分给我们一点儿，可我们谁也没伸自己手里的空碗去接。只是眼睛盯着、瞟着那只铁桶。母亲把我们勉强留给她的那份仅有的一点儿汤倒在她的空碗里，只有多半碗儿，母亲把这打汤的桶倒置过来控了大半天，直到不再有汤滴为止。母亲才把那半碗汤一饮而尽，就算是一顿饭。我记得，为了添肚解饿，数九寒天，天刚一蒙蒙亮，母亲就把我们一群孩子打醒，轰我们空着肚子拿着小镐头和面袋子，去野外“讨粮纳食”，收获的目标是：羊扒剩下的红薯根儿；白菜、萝卜根儿；发了霉的花生果；苞米粒、高粱粒、豆粒儿等等，凡是能吃的东西一律全都要。中午不回家，出去十几里几十里地以外的地方。饿了，就剥些发霉的花生果粒儿点补点补，到晚上看不见人的时候才回来。当时，由于缺营养，很多人都得了“雀盲眼”，我也是其中一个，我只能让姐姐、哥哥领着我才能回家。到了家，连渴带饿，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了，往炕一躺，死人一样。母亲把我们收获回来的东西先分类，把薯根儿用温水浸泡，去皮洗净，把白菜和萝卜根儿剁碎做馅儿，把薯根儿揣成皮儿，烙大馅儿饼吃，还可以做窝头，发糕等；碎粮食粒和霉花生果粒可磨成糊糊喝。这些东西在当时那可是高档的美食啊。好不容易熬到了春天，万种植物横生纵长。人们就又盼到了生还的机会，刺槐花、小叶杨树叶用大锅蒸熟，用清水泡，挤攥成团，切成末，撒把盐加点儿蒜末一拌，吃着没个够，把姥家都能忘噜！！还可用粘粘的榆树皮拌一些糠类蒸团团吃；叶菜类：羊犄角，苦马菜，车轱辘菜，婆婆英，连草籽，落绿豆等等，都是当时最好的食物了。其中最好的也就是“落绿豆”（有的地方叫劳豆)。那几年遍地都是。把豆角揪下来，到家后用大石磨连皮带粒儿一磨，煮熟就喝。不管怎说，这种野生的子实，它在当年就是最好的“粮食”了。人们对它很领情，都称它是――天粮。它挽救了无数的生命，没有它的出现和存在，不知会过去多少人！！那些年，野生植物长得最多最旺的就是“落绿豆”和“落落菜”（有的地方叫灰碟儿菜两大种类。它们俩一个是救命的，一个是要命的。落落菜这种菜长得最多也最快，吃不败它，这是它的一大优势。当别的可食物被吃光吃败的时候，落落菜就是唯一的东西了。它可把人害苦了。吃它是死，不吃它还是死。吃了它后会出现三膀三消，然后――就等着走人了。那为什么还要吃它呢?因为这种吃法儿比等着饿死更让人自己认可吧！起码也算个饱死鬼吧！！上边知道了实际情况后，赶紧救急生命，就用玉米骨头、花生皮磨成粉给人们吃。我还记得当时把这种东西称叫为“代露粉”。我没吃过这“高级的营养品”，我吃过比这东西更有营养价值的东西――谷糠饽饽。这东西好哇，我记得非常深刻，几乎是终生刻在我的心上：当时，不知道母亲从哪弄来点儿这东西，给我们烙了一大锅谷糠饽饽，看上去黄霜霜的颜色，还有点香味儿。可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总想尝一尝，饿极了的眼睛总是瞅着它发馋。只知道急于填饱肚子是真的，别的至于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就不再顾及得太多了。我的食道眼儿较粗，虽这美食卡嗓子，我也是狼吞虎咽猛吃着。只要填饱肚子，一切都无所谓。肚子是填饱了，第二天肚子就患了劲儿――大便排不下来，憋得我狼哭鬼嚎，顺着院子连蹦带跑，喊天骂地，生不如死！喊爹叫妈，爹不在家，只是母亲难受。母亲后悔不该给我们这东西瞎吃。为什么单单我一个人遭这罪呢?因为我好养活，不挑食，不厌食，身体强壮，嗓子眼儿粗，所以就到了这份儿上。母亲吓坏了，急得直转轴，找来了一块儿铁驴掌，才把我的“糠勃勃”一点一点儿，一块儿一块儿地幔慢抠了出来。才算解了我的难。要不然，非憋死我无疑！！那时候，想得最多的就是食物。不论也不管多艰难，想法儿去找能吃的东西，如何能填饱肚皮。就是求活命的头等大事。红薯拐子，薯秧叶子，其它植物的根茎、叶，凡是药不死人的我都尝过、吃过。享受了连皇上别说吃、看，连听都没听说过的、上天赐给我的幼小生命“上品美食”。老天打发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连动物都不曾吃过的食物，我都享用到了，享受过了。不愧造就了我这个苦命的孩子一副苦辣涩酸、食不择而饱，吃啥啥香的好胃口。无病无灾的好健体。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值得骄傲，更不为人俗的一大幸。我不敢大胆的声称，凡有植物存在的任何地方，都是承造我生命存在的天堂。′父亲当年在抚宁县洋河水库是带工的连长。真心报国，廉洁得别说管家，连自己的亲闺女都不认——我记得清如昨日：我十七岁的二姐在当时苦受难熬的日子里，也不甘心连累吃苦受累的母亲，为了给母亲减轻点负担，咬牙想孤身去东北当个“盲流”。当年关里的男女青年跑盲流去东北找寻生机是当时的一股热流。先跑去的都站住了脚。说东北地多人少，有饭吃，不挨饿。所以就不顾一切地涌进东北大地――避饥饿，求生存去了。二姐的狂想受挫失败，没能随心如意，很窝火！在家待着还是不死心，就去抚宁地区“洋河水库”工地找父亲，想干点儿力所能及的活儿。不讲条件，只为糊口。可是，我那位正直的父亲，只留我二姐吃了一顿中午饭，就被父亲撵回了家。二姐回到了家，正赶上我的小妹被饿死！！在我的老家北沟一个背风向阳的坡地，找人挖了个很简单的小土坑，卷个半截儿破芦席，就把小妹埋了！！我可怜的小妹呀，当年才四岁呀！！！母亲象疯了似的从家一直追哭到她那不满四岁的小闺女葬埋的地方。哥哥、姐姐们使劲拽着、抱着、扯着母亲，母亲哭着、嚎着直闯，非要把小闺女扒出来搂着她。当时我在场，前后经过，我都亲眼目睹。我的心如刀绞、火烧！心疼我那可怜又命苦的小妹――刚来到这个世界，还没尝到人间的一点儿甜味儿就走了！我瞪着眼睛盯着母亲哭号，想她那揪心的小闺女死去活来！那个时候，我只是会眼睛转泪，不会哭泣，不会说些劝母亲、给母亲解除忧伤的话。真是个没有用的傻呆子！父亲真算得上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小闺女没了，作为亲生父亲的他，连个面儿都没朝！一心一意只顾水库他那个连队的工程进度，全心全意地扑在党的事业上。这也难怪――一个祖辈给地主扛活的”打头的奴隶、穷光蛋，是共产党来了，才拿他当了主人看，一九四〇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四年在高粱地入的党，在卢龙北部“三区”当了组织部长、县委委员，也挎上了手枪，成了没人瞧不起、看不上、堂堂正正共产党的没有报酬的脱产干部。好像共产党对他的恩德别说这辈子，连下一辈子都报答不完似的！！那几年，生的人比死的人少。]而出生的孩子可是瑰宝。一个村子里的庄户人家，只有几个个别的、在当时掌握生杀大权的庄主的老婆才能生孩子。其他女人们别说生孩子，能维持基本生存就不错了。（我本段说的，只是叙述了当时的一段历史事实。并不含对任何别人的有意攻击）。贫困包裹着苦难的日子慢慢地熬过去了，父亲从洋河水库竣工的工地，带着他患难与共的民工们，带着他的光荣模范的荣誉回来了。在公社里干了一段时期后，回村里就任了村支部书记的职务。这才像个样地与家人团聚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也有时去姥姥家住些日子，记得舅舅也在探家。姥姥拿出黄霜霜的大块东西给我吃。这东西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问姥姥，这是啥东西，姥姥笑眯眯说这叫“大面包”，是用“洋白面”做的。我当时真觉得：在外地“做事儿”的人，是那么的高贵。吃着这么高档的食物，令我的思绪起伏，荡漾着童年的想象与追求――将来长大了也去外地“做事儿”。在糠囤里爬出来的孩子，冷不丁的吃上了姥姥家的“茄子条白面疙瘩汤”，那是我当年的特殐享受了！连饭碗都舔得象水洗的那么干净。姥姥瞅着我发呆，表面流露的神态带着沉思：一是让姥姥瞅着我这个大外甥苦，而又可怜心酸；另一方面就是看着我，知道节省会过日子的意思吧”。其实，七八岁的丁点儿孩子，懂得什么叫会过日子?只是吃了好东西，没个饱、没个够罢了。我这次从姥姥家离开后，就很少有工再去姥姥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