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第三十五章当权派与家人的福气(4)

梁贵才

                              难忘的岁月

              第三十五章当权派与家人的福气（4）

                                     (4)


       文革那几年，惊天动地，天旋地转是一场声势浩大，焹烟儿四起，不拿枪的打内战。远处不知道，就卢龙县地域，特别是卢龙一中，学校混乱不堪。两大派，数个小派，可谓二虎相斗，犲狐称雄。卢龙城当年称“永平府”。历史悠久，古城古气。如今还是县级城，也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曾随父亲赶过卢龙大集。父亲也给我们讲过卢龙的历史和很多古今故事，总括起来说，卢龙城是一处风水宝地。可是，这文化大革命一来，古色古香的名城却成了狼藉不堪，派系纷争，唇枪舌战，角逐殴斗的擂台。运动正高潮时，我买酒糟去过卢龙城。正赶上那天是卢龙大集。离城还有好几里地就听见城里的大高音喇叭“汪汪汪”山响，重音混着回音，分不清个数，更听不清说的是啥，还没等我入城，没等看见场景境况，这心就已经被震荡了起来！不自觉地被卷入、又随之飘浮起来。骚动的情感在泛泛作乱。
       城北门儿，俗称“金鸡叫”，走进高大宽敞、古式青砖拱起的北城门，随着脚步的踏入，金鸡就“叽叽叽”地叫。真叫稀奇古怪又好玩。现在我明白了：那就是“回音壁效应”。刚过了这道北城门，混杂又震耳欲聋的强大噪音迅猛袭来。刚才的金鸡叫顺间消失，成了重创的耳鸣感应。这种气势还真是有生以来头一次领略，感触惊魂！
       凡大集之日，就是门脸儿开板儿，贩货出摊儿之时，都会迎来赶集上店儿的，买卖盈盈，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繁华盛闹况境。
       不亏是县城！每条大街上都有“红色战斗团队”在执行任务——有汽车队，有徒步队，有从东往西走的，也有由北向南行的。大卡汽车队阵容宏大，气热喧嚣。头辆车高音大喇叭开道；二辆车两箱把手，中间押着挂牌子、牌子上写着姓名还加上红叉子的走资派之人；第三辆是敲打锣鼓的专用车；接后一辆挨着一辆满载着红臂章，举着小红本本儿，喊着口号的青年男女。车队把我堵截在一个寸步难移的旮旯。
       车队刚过去，我好不容易迈上宽敞的大街道，对面又迎来了带着军绿帽，胸前戴着像章，臂上挎着袖章，斜背着红口袋，腰间扎着皮带，带着红宝书也喊着口号的青年大队人马。又把我挤到不能动弹的角落里，没办法，只有逆来顺受，耐心等待了。革命洪流不可抗拒吗。再着急也不能顶撞、招惹他们。
       游行大队过后，我直去酒厂，必经之路的中心街十字路口，又把我截困在路边上。没办法，等吧。
       这一等，好家伙，一个多小时啊！堵得水泄不通的十字路口，更是插翅难飞。既来之，则安之，也好！既然赶上了，反正也是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看个真切、实惠吧。我站在手推车上，视线无阻，一目了然：一个口才干脆，如爆炒干豆儿似的青年女子在揭发罪行，他们配合的很默契，发言一阵子，口号一阵子，审问一阵子，又燕飞一展示。被揪斗、揭发、批判的人连亮相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围观的我，只是从“喷气式儿”机头上挂着的、打着红叉子的牌子上知道叫“许文明”，另一位女士叫“李贺荣”——(许文明的爱人，卢龙县县委常委，县妇联主任），我打了一下机灵，长叹一口气，又小声地“咳”了一声。
       许文明，抗日时期的革命战士。是父亲培养他入党的。文革前是卢龙县副县长。文革被夺了权，现在是被斗对象。许文明原籍就是马家洼村人，曾经跟父亲干革命，是生死与共的同志和战友。我没见过许文明的真面儿，只是见过他的夫人。那还是在我童年时，在我们街坊的一个大院子里，教我们稍息，立正，向左右转。那时，她就是县里头的女大干部了。我还记得很清楚：高高的大个子，齐肩半发，长圆脸，大眼睛，一表人才，有文化，口才也响亮叮当。
       我收回我的思绪——惊觉眼前目下，再想仔细地多看一眼她的尊容，再顺便看上一眼陌生面孔的许文明，那是多么的可心随意呀！可惜！无缘，对面不相识。没有这个缘分，一生都没有，许文明的大名刻在我心里，他的尊容却是我永远也想象不出来的梦影......
       在那穿梭如流，喊声如潮，浩荡大军你来我往的卢龙城，已不是固若金汤的城池了。
       革命与暴虐难分，真与假难辨。
       都不要命的证称自己是革命派，鄙视对方是保皇，是反革命。有时他们之间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有时是阵容对峙互相谩骂攻击。只是他们不会飞，如果她们被安上翅膀，不！给们画一双翅膀，他们都能迫不及待地飞向天空，遮住太阳。
       斗鸡，只是两只相斗。运动红们是一帮一派地群斗，伙鹐。斗鸡是败则一只，而帮伙鹐，是一堆一片的两败俱伤。天上有乌云可怕，现在是红云更可怕！它卷起的十二级台风，能让砂石、树木、房屋、横空飞腾，漫舞，使江河湖海巨浪翻腾，让动物植物不生，让人神经错乱......
        陈官屯也是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重镇。当然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心了。他是四通八达的集镇。每逢三、八是大集日。跟卢龙差不多，一到集日，造反派就成精。游街的、游行的，准有。陈官屯中学的东大操场足有五亩地之大。每逢大集准有上万人参加的批斗会，被斗对象都是大队，公社，工委的各级走资派，牛鬼蛇神们。
       陈官屯离我们家八里地。运动年里，我可没少去。除了上述的大面儿情景外，最令我受吸引的就是“鸡斗”。有瘾，看不够！不光是我，去观境讨趣，“鸡斗”是当时的一种时髦，人们把对它的欣赏当作最美的享受。
       不愧是青年人，不愧是知识分子，不愧是造反派勇士，不愧是时代的先锋——他们的士气可冲天，勇气可掘地；锋牙利齿可气死纪晓岚；它们创造的，时代的词汇可让孔夫子瞠目结舌；他们的口若悬河，侃侃大论旳吐沫可淹死人群；他们的眼射线光，可穿透敌人的胸膛；他们的红拳能劈开山峰；能截断江河湖海的洪流；甚至能使地球减速或倒转；他们的红手臂一举，天上就会出大窟窿！
       大集正事之余，必须去观赏一番。只要男女老少一围上他们，他们便卖起力气来。他们把围观者当听众，当朋友，当给他们评理定说的裁判，当他们心理上的支持者。可是，这些聪明而现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先生们，想的太天真了。其实，人们在这横扫千军如卷席，没有世间乐趣的年代理，那些闷得浑身痒得不得了的人们，只是为讨一场“鸡斗”游戏来弥补自己的心里空虚而已，改善一下乏味的生活，只是这些。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枪炮站。新中国的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的文笔战、舌战，还夹杂着一点儿拳战，文化大革命吗，完全体现出“文”字的魅力之所在，“文术”之所感。争来喊去，不知怎地，又回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上来了。武力解决一切问题，还是老祖宗们说的对呀！
       他们真是太辛苦了，他们比老辈儿人长进得多了。确实得到了锻炼，比念那些老掉牙的破书还长知识，添学问。他们学会了斗；学会了争；学会了诡辩；学会了怎样革别人的命；学会了诡诈；学会了以我为核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拉一派，打一派；学会了无法无天；打砸抢；学会了怎样整人；怎样显露自己，怎样踩着别人往上爬，当英雄，当伟人；怎样才能创造新时代的奇迹，让时代给他们树碑立传，名载史册，流芳百世千秋......
       再回头说马家洼。马族两派经过两年的分分合合，又合合分分，各派系成员也在不断地出出进进，结构再起不同程度的变化，象天空中运动的云。从和着整人，到结党拉帮，既不相让，也不相服，你克制我，我牵制你，你拉我的人马，我挖你的墙角，各方都有主帅，也有军师；兵卒相互投主，又经常反水，看不准马家洼的天下谁会最终成胜，成为一统天下的“王侯”。有的观望，有的蜻蜓点水，有的脚踩两只船......
        细论马族两派，先从五服近族上看，“福尧系”优胜。族系大，加上系外联姻，兵也多，将也广，文武能才盛举，成事胜操；而“绍良系”能才枯竭，帅柔卒散，又杂七混八，兵卒心浮不固。人在曹营心在汉。力不从心。最难选投一主的，是那些马系两族以外的小族杂门了。即独木难支，又不认倾倒于马族而摇摆不定，三心徘徊，二意不定。不肯降纳的也大有人在，往往都被马族两系派公认为——叛逆。
       党支部书记被夺权批臭，党支部有名无位，党员各自为政，放野任游，一片散砂。
       自认为唯我独尊的人物，也只是自命清高的孤家寡人，无能招兵买马，自立门户。
       这马系两派，主帅均属党外人士，纯野党领袖，兵卒更是与党无缘。
       当时的权威机构是官统新称，叫“革命委员会”。它是时代的产物，是强加在党、凌驾在党之上的权威领导机构。
       虽然革命委员会是行政机构的概念，在当时它可是包揽农村一切权利的“红色司令部”。“战争”打了两年，到了论功行赏，插旗封王的时候了。这马家洼的头一把交椅谁最有资格？谁又能坐的上？将、帅眼红滴血。你巴不得，他眼巴巴。兵卒们也是拭目以待，为不投错异门而忧心忡忡。经几轮明争暗斗，最后还是具有实力的“福尧系”派争得了上风。“九钩子是秘书；缸碴子是副主任；绰号称“或是”的刘连奎当了书记。这位“刘或是”，是“福尧系”派的近姻，虽是个书记，也只是个无足轻重的牌位、货物标签儿而已。实权属“九钩子”掌控。别看是一个村秘书，兴风作浪，呼风唤雨之能事，  却不露政治锋芒，实胜为“一言九鼎至尊”。
       在那红云滚滚，风骤狂卷黄沙的两年中，鼠性成精，鸡犬升天。他们把六零年喝汤的悲哀与苦涩忘得一干二净。造反派们都红的发紫，红的发晕，红的发霉！忙忘了人活着还要吃饭。他们认为：喝西北红风能不饥饿。但，它却不能解渴。真是一种精神支撑，又存有贪婪的反作呀！
       他们串联取经，也学会了那套时髦的尊崇，红政的佳作：上下工“两敬祝”，然后掏出小红本本学上几段最高指示，还得讲讲学习体会，最后是辩论，出了这一天勤就记上10工。没人敢拿活计当回事儿，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红人儿们，吐沫飞溅，五类分子们洗耳恭听，老实憨厚的也乖乖顺矣。他们别的什么都不想，只要出一天勤，能给记上10工就行。像庄稼出不出苗哇，地荒不荒啊，地里长不长粮食啊，都离他们的心大老远。没人想，因为想也没有用。红色政治的管区，标准的理据说词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革命第一，吃饭第二”；“人活着不光是为了吃饭；不吃饭也得革命。”革命就是为了革别人的命，为革命的胜利，自己也不要命了。粮食多长多吃，是资本主义。少长少吃是革命行为。人饿着肚子是革命成果。挨饿都挨饿那是社会主义的绝对平等，这就是当时的红色政治。老天都吓得直打哆嗦，怕红人们惩罚定罪。所以，只能无奈地让草多长，让苗少活。少长粮食。不然，会有人把天捅出窟窿来。
       其实也是，喝汤那几年，饿尸盈野，那可真没人吱声。刚有了口饭吃，就觉得撑得哄，有点儿越来越受不了了......
       我们家是孤独梁姓，臭不可闻的走资派黑帮。跟红色无缘，也断绝了与外界的来往，黑与红根本参合不到一块儿。家外的世界那可是一片红，一庄红，都红满了天。
        我白天上工出勤，晚上得去小队部记工分儿。纪工员在我的记工本儿上画上“10”盖上私章后，我就得回家。要说青少年吗，还想多了解、多掌握一些庄里的情况，哪怕是有一点儿偷偷摸摸也行。几乎都一样，每晚上记工来回的一路上，都能碰上出出溜溜串门的人。明曰是串门，实质是串联。我从不与他们说话,只是低头走路。
        有一回，是个没月亮的冬晚，我记工回来，悄悄溜到大队部——大队部十间大房，没有院墙，大敞风道似的，每间屋的煤油灯都点亮着，门都关的严严实实旳，因为那是寒冬的夜晚。房屋外没人停待。我从西头进入，一观奇景，让我好不厌恶痛觉——
       这房子都是经父亲一手策划，东张西罗跑南串北，辛辛苦苦才盖起来的。现在却成了父亲和我们一家挨批挨斗的阎王鬼殿。想不通的恼怒逼着我胆大起来，顺着房序一间一间、一个屋一个屋地窥视：写大字报的；开小会儿的；画漫画的；男女在一块儿横躺竖卧的；女捅咕男子胳肢窝的，然后男骑在女子身上，又搂着打滚儿的；有的在炕上“咚咚咚”摔跤的,然后叽叽嘎嘎，哈哈大笑。
        这座房子，成了“革命红人们”的“逍遥宫——是自由、心理和精神享受的天堂”。
       这里，对于性旺的青年男女，小伙子姑娘们确实是个最有吸引力、最有趣味苛求、培养情感的集养圣地。这是红色革命运动给他们带来的福气，当然是红人们最理想的去处喽。什么男女授受不亲，早就被革了命，见鬼去了。这寒冬腊月，大屋小屋，都烧得如火似洞。用他们的话说“屋里真暖和，连蚊蝇都复韵高歌，翩翩起舞。”这样好的条件，环境，供养着这帮红人们，贵族们，大搞红色运动的同时，捎带着把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热情和精神也充分发挥，并光大起来。岂不是更加靓丽多彩了吗？！
        这人不离屋，屋不断人的浸泡，红人们的面部都捂白了，心却捂黑了，发霉了——一年到终，大笔大笔的工分儿总额就拨到小队的账上来。你可以惊讶，可以目瞪口呆，但不可以不满。这正表明“工分儿记得越多，贡献功劳越大”。你可别眼红，论功行赏吗，从古至今都是熟套儿了。那黄袍马褂值钱不，谁不稀罕？可是，你有那资格吗？！虽然那几年草高苗死，不打粮食，劳日值才几分钱，可是，这次革命打倒了全国的走资派，牛鬼蛇神，是革命成功的伟大成果呀，巩固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了呀！这不比什么都重要吗？！他们都这么肯定地认为。可大笔一挥一挥的都争着记那么多不值钱的空码子工分有何用？我告诉你：那是给“劳心者治人”的俗话再涂上一层显赫人知的色彩，让“治于人的劳力者”看看：他们是文革的伟大功臣！
       文房四宝成堆，大字报两天一换，破旧的撕下来，多脏乱又麻烦啊？别愁！有五类分子们承包着呢——每回都有这些“任劳任怨”的人们值班清扫。没有这些活儿，那五类分子们不就失业了吗！搞红运，算的就是政治账。大队、小队大笔大笔的开支，没人敢阻拦。谁敢算经济账，说出个不字儿，那扫大街的队伍可就又多了一把扫帚了。
       别看那些贴满大街的大字报，大小横幅标语，里边可有“伟大的风格”——都是给人家写。没有一张是给自己写的。对别人那么有感情，积极主动，甘心情愿地为别人付出，对自己却麻木不仁，冷漠淡薄，真是令人赞佩！只有红人们才能有这“伟大的风格”。
       父亲在一九六三年从北戴河南大寺引进了优种杨树苗。——北京二青杨数万株。
       马家洼村四五里长的西河套，年年被水冲刷。为了不被套刮土地，又养树造林，动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全部都栽上了杨树。几年后，直挺粗壮的钻天大杨树，绿荫蔽日，长势喜人。随着河道的蜿蜒曲折，远远望去，像一条绿色娇柔温和卧龙，在微风轻轻的吹拂下，轻歌漫舞；像一道绿色的长城，固守着勤劳和善主人的家园；象一条绿色的纽带，打扮着村庄的腰身。这诗一般的佳境美景，让人情趣大发，心舒坦然。充满着浪漫气息，给人以幽静、甜美，如入浓浓梦境之感。不但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同时也会给主人们的物资生活带来大笔的财富。在这基础上，庄园里的大街小巷，路旁门院，也都自发地各自栽上了棵棵优杨，装点秀丽家园美色。
        别哭了，别喊了！可爱又可怜的树木们，把你们请进来的“先师主人”已被打入地狱，谁还能来照顾你们？你们和你们的先师主人是同属命，并厄运，在劫难逃。
       无援无救的树木之间，在厄运当头的顷刻间，感受不同，心态不一，且有哭有笑——长得好、粗壮、挺拔的大树就哭得泪雨涕流骂声载道——因为他们先被判处了死刑。细弯曲弱的树木就笑。可他们的笑，是暂时的笑、侥幸的笑。
       和谐社会，文明盛世，把红和绿，鲜花与绿叶类归说为是最美的佳衬，是和悦美的象征。可是，在那飞沙走石的岁月，红色能征服一切。绿色被抹杀，被吞没。
      “救命啊，快来救救我们吧！我们还年轻啊！”树木们在求救，在哭喊着。
      “下车下车，都快下车。”
三辆马车，牛车，被总指挥令喝着。他们都是一身戴带着三红（红袖章，红像章。红口袋宝书）的造反派。
      “个人拿着个人的家伙式儿，都快点儿干，別贪黑啊。”总指挥又一声令下。
       嗬！足有二十人。都是年轻少壮，白脸先生。他们都没空手，拿大锯的，小锯的，拿穿镰的，握斧头的。他们干什么来了呢？
       树木在呐喊——“刽子手们，快滚开！”，“你们要与人类为敌吗？”“我们是无辜的。你们连无辜都不放过吗？”......
       他们确实是唯利是图的家伙，野蛮的刽子手。他们为了利益，手一点都不软，一点都不颤。号树的，打印记的，就像判别人死刑打钩、插牌子一样；紧后边就是锯的锯；截的截；砍的砍；扛的扛；抬的抬；装车的装车；揽绳的揽绳子；摽的摽。拉走一车又一车。正当年，茁壮成长的绿翠一棵棵地倒下。几个月的功夫哟，那数千棵的参天大杨，毁消一空，现形于秃山荒沟的本来面目。可怕的河泛再次光临，又是红人们犯下的可诛该罚的罪过。
       这长龙，纽带，被毁掘一空，那一棵棵倒下的青翠繁茂、直杆挺拔的幼杨，被弄到哪儿，又干什么去了呢？
       很简单，去了它们不想去又必须得去的地方。只有把它们送到那个地方，才能换回红人们所急要的东西——钱。手里有了钱，大字报，才能继续出炉；标语漫画儿才能继续上市；五类分子们才有营业干；十间大屋才能暖暖通热；“逍遥官”们才能灯火通明；才能有走资派和家人们的艺术表演；才能让导师们的种种杰作得到最理想，更充分地发挥......
       还有一个去的地方：半夜深更被蒙面人偷偷伐倒，用双轱辘车推到私家，盖房子去了。原来如此，不亏马家洼的红人们，几乎家家盖起了大新房！
       还有一件事儿，我对父亲既同情又怨恨----
       那是一九六四年四月中旬的某一个早晨，一个人急速跑到我们家喊叫父亲——枣树苗拉来了。让父亲赶紧去接收。我们正在吃早饭。父亲急坏了，放下刚吃一半儿粥的碗，紧往外走。我也忙的“提拉秃噜”后撂下碗筷跑出了门。好家伙，五大马车，刺刺毛毛枣苗在村口停着。我记得，那还是父亲让我跑步给个队队长们送的信儿呢。
       各队队长，会计们都到齐了。就开始扒堆儿分苗子。各队的大钟，铁牌子都敲响了。全村的社员都围到了大街口枣苗堆前。父亲统一交待了几个主要事项：全力以赴，分户定额，各生产队必须保证今明两天全部栽完，既抢时间加速度，还得保证栽培质量，一棵保一棵地栽活。哪个生产队完不成任务，糊弄官差，苗子栽不活，我拿哪个小队干部们试问......
       父亲的工作作风，雷厉风行，立竿见影；领导作风干脆，果断。父亲的性格脾气没有不知道的，只要他一咬牙，就是急事儿，没人敢拗着。如果有人敢反驳，那他就倒霉了——开全村大会非让你做检查不可。
       还好，父亲下的命令确实得到了不折不扣、百分之百的执行和落实。第三天组织的全村大小队干部质检大验收还真都照讲的要求没差样。瞅着父亲这几天的高兴劲儿就知道——这活干得一定随父亲的心。当然，这是一件富民之举的好事喽。庄里穷，不花钱白来的树苗子再不栽，那不是傻子吗！这也算是人心所向吧。
       这两年，枣苗成活率百分之九十，长势旺盛，开了花，星蹦见了果，第三年肯定见回头钱儿。不都说“枣树当年就还钱”吗。
       可惜，又可气——文化大革命这一来，父亲被打倒，没有人管这些了。都忙着全神贯注地搞政治，夺权整人，游行串联去了。
       村里没有领导机构，造反派说了算。可人家就只搞政治运动，哪能顾得上那几颗破枣树呢！再说了，谁还敢再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呢！
       得！从此，一片一片的进入果期的摇钱树，丢的丢，砍的砍，毁的毁，十月怀胎，又夭折于怀了。
       咳！真是没辙呀！这就叫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工夫”哇。
       红云在慢慢地消散，阳光隐约，有时放出射线。给被红色风暴折腾，颠簸得精疲力尽的大地，人与动物、植物一点儿清新感受。
       被愚弄、受伤害的人们渐渐地清醒，深度反思——这狂暴的“红运”，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是社会进步吗、是生活富裕吗？是文化的复兴，经济与科技的大发展吗?......

        翻开大唐历史二百八十九年之兴盛，国人应该自我反省：和平与安定，公平与平等，繁荣与富裕才是人之共求，共生共存才是人为之道。后人应该严格以历史为借鉴，剔除其弊，取其利优。并反复告诫后人：以清醒的头脑去辨别，去维护人性的尊严，去勇敢，坚定地遏制魔鬼的野性再次发作。为政之举，不偏不倚，才能步入文明盛世，百代乐兴的人间天堂。
        我的好心父亲，总是干些“栽树在前，桃李人食”的事情；干些个“挖坑自埋”的蠢活儿；扮演“人拉屎狗当家的折子戏”之角色。
        运动过去了。父亲苦心经营的基业，被败家子儿们折腾得“地了场光”，锅底朝天”。又该轮到父亲伸腰拉套，百废待兴，艰难创业了。
       运动期间，跑到峨眉山修行，不敢朝面的官方长官们，又来戏弄父亲了——梁书记，梁老哥，梁大叔，叫称个甜，肉麻麻的，让人真是腻歪得很！公社的领导，县里的“大员们”，天天轮流守候着父亲，拍肩膀，说拜年话儿，黏黏糊糊，苦苦哀求：你快出马吧，别拿着、端着啦，给我们个面子吧”.......
父亲性犟心软。经不起这一场场翻来覆去“落扬式儿”的闷揉，又无奈地降（发详字音）于那些不负责任、“卸磨杀驴”、软磨硬套的官场人物之手，再次钻进了政治魔圈儿之中。伤疤未愈痛还在，共产党的党员就是这个信仰劲儿——从来都不把吃亏当回事儿。真是让我服服的五体投地了！！！
       父亲被七手八脚地扶上了“马”。我哥哥一九六八年退伍，回到了家乡。哥哥当了民兵连干部，父亲也开始出头露面了。父亲的腰杆子又直了，脸上有了光辉！
       就在这年，在父亲的努力下，我们村安上了电。又从北京买来了扩音机。几个大喇叭震天动地嘎嘎敲叫。震动了封闭，偏僻，古老落后的山村。从此，天下大事，世界风云，求有所闻，闻有所知，各种声音都能听得见，听的清了。
        父亲又忙起党务，政务。哥哥忙起了民兵工作。爷俩在政治舞台上又开始大显身手了。
        文革运动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村里进驻了工作队，工作组配合父亲又开始拾掇村里的烂摊子，刀钝刃乏的造反派开始萎蔫，那种疯狂与野蛮也不得不收敛，局势大有好转。在形势逐渐转好的时候，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不幸事——三姐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