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第三十四章学校的文革运动

梁贵才

                                难忘的岁月

                   第三十四章 学校的文革运动

      “四清”运动刚收尾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红字头文件出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父亲晚秋去北京看望他当兵的大儿子，住了半个月。北京，已是地动山摇了。
       父亲一回到家，就被造反派夺了权，罢了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村第一号被斗争、被批判的对象，是造反派千刀万剐，十恶不赦的死敌。
       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是陪绑的，是走资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盟友，是被批判、被斗争的第二对象。
       我刚考上五年级，红色风暴就刮到学校里来了。
学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夺的阵地，是刺激人们灵魂的敏感地带。
       五年级的孩子，还不懂啥是政治。即使是参与者，也只是知其皮毛，不甚知其深奥内涵及本质。在迷茫中不自觉地随着大势风雨之动而漂浮摇摆。
       作为成年人，又为人师表的老师，又有丰富知识的老到的文人们可就不一同样喽。他们的政治视觉，嗅觉和触觉都是相当的敏锐又精确的了。行为与目的是十分的理智和明确。从字面上视而论之：知识分子与文化大革命应该形成为“蛟龙遇阔海，镜水巧逢鱼”。可是，事实上却是“鱼龙混杂，黑白不分；海水倒灌，清变浑而成淤”。

       我们学校是六年全日制公立小学校。有校长一名，男性；老师六名，男三女三；六个班级，平均每班级五十人左右。文革运动一来，老师与校长之间，老师与老师之间，就有了十分明显的裂缝。校长是当权派被夺了权；老师的家庭出身，个人表现是否有政治历史问题，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都是必须严格区分的一条政治界限。
       校长马福春，四十五岁，文革前当了三年校长。运动一来就被夺了权。两名女性老师，都是姓揣。一位叫揣淑艳，是我的一至四年级跟班老师。另一位叫揣淑秋，三十五六岁。她也是挺老实的一位跟班走的班主任老师。这两位女老师，都是张庵子本村的娘家，也是同族叔伯姐妹。揣淑秋的父亲和大姐都是老师出身。他爷俩也在本校任过教。文革以前就被调走了。只剩个揣淑秋还在本校任教。二揣姓的家庭成分都是“地主”。肯定是被批判斗争的对象了。
       学校的整体状况跟农村比，大致差不多。开始的时候，就是罢课闹革命，带上“红三宝”，拉开“大串联，造反有理”的序幕。整个学校大散撒，老师没人管，学生管不住，全天不上课了。学生爱干啥干啥，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想啥时候走就啥时候走。写批判材料，批斗校长，批黑帮老师。一时半晌上一堂两节课，都是学“毛选”，“老三篇”，“毛主席诗词”这些内容。班“讲用会”是学校的中心主题，其他的门科都被革了命，用省略号代替了。
       我们班就我有一本精装的大三十二开的红塑料皮，足有二百页的“毛主席诗词解释”书。当时在我们班里是唯一的一本“王牌宝书”。老师们都羡慕我！上课时，老师总是借用教学，这本宝书，是哥哥在北京当兵期间给我们家邮寄来的。还有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都是别人没有的珍品。连老师同学都眼巴巴地拥围着我，好像我和我们家都是革命的红人儿！！都不理会我们家是个运动斗争的头等对象——走资派。
       这农村的孩子们，也把农村渲染的政治气味儿有意识的带到了学校。我记得清楚：就是父亲当书记时的某一年，为了抢收快要冻到地里的红薯，被父亲踹碎大耙链子的那个小子的弟弟，叫马志来，跟我同班同学，运动一来，人家全家可就翻身了，一家老少都是造反派，运动红人儿，人运得势，鸡犬都生了天。这回人家说了算，跟父亲报仇雪恨的天赐良机到了。
只要我一进学校碰见他，他就使劲的叫喊“梁书记万岁！”
       我听着实在反感，我认为这是对父亲的极大侮辱和讽刺。这不是孩子们之间平常的那种戏逗、开玩笑。如果是别的与父亲没干系的内容，我肯定不会在意。因为这是心理反应出来的政治举动，是一种政治挑衅行为。体现出他们整个家庭的心理状态和动态。我们班同学又同村的有十好几个，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直接针对我父亲跟我搞这套的。
       这小子个头低矮，体块儿也不大。我是五大身粗，我跟他比，就好像骆驼与羊之较。
       父亲被斗挨批，我的心情本来就沉默低落。十五岁的少年已经知道要脸面，有自尊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向我挑衅，我能不有气吗？能让他小崽子洋洋得意，随随便便地呼喊马家洼大街上贴的那些横幅标语——“梁书记万岁”吗？绝不容忍！！
       我父亲是当权派不假，可我不是呀！他这不是明明气我吗？我来了气！火冒三丈，就使劲追扑他。恨不得抓住这小子后撕烂他的臭嘴巴。班里的桌位都空闲着，没来的没来，来的学生都在操场各其所好——跳绳的，砸大瓦的，顶帮帮的，等等。就我们俩在屋，我追他，他跟我周旋，他体小机敏。我们俩就像“老鹰抓小鸡儿”似的围着桌子追绕着......
        在我追他的过程中，我在训问着他“你还喊不？”这小子不服气，不服软儿，伸着脖子使劲叫喊“梁书记万岁！”
       我气顶了天儿，非抓住这小兔崽子不可！
我终于抓到了他。我喘着气，揪着他的脖领子恨恨地抽了他俩嘴巴，嘴里爆发着怒言：“我让你喊...”，又踹了他两脚。
他哭了。他去老师那儿告状，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
       因为我是学校的优等生，在学校一直是名声很高。老师也器重我。至于父亲当权派不当权派的，老师们根本不理会那些。这里是学校，我们家是农村，不是一个系统。学校与农村，老师与父亲毫不相干儿。当时老师只是按常理简单地说了我两句，没怎么深究。
       这小子的冤状也就算白告了。打那以后，这小子老实多了，再也没听见他喊那句口号，或者别的胡说八道的什么了。
再回头说我们学校的老师们。除了马校长被罢官，二揣姓姐妹也被剥夺了授课的权力。地主子女只能等着挨斗被批。
       剩下的还有三个男性老师：一个姓王名廷瑞；一位姓冯名盛；再有一位姓赵名密。还有一位新调来的女老师，叫乔立新。
       不算校长，不算揣姓二姐妹，再减去乔立新，剩下的那三位男性老师中，王廷瑞是最霸道，野心勃勃，人面兽心，图谋不轨的家伙了。他一米七八的个头，留长平头，红性质，眼皮子紧紧的，包着那两颗绿豆眼儿，上唇稍撅，说话有胡音。人长得不咋地，撅唇下倒显露出利索的口才。因此，具有大放厥词本事的他，就成了这个学校的造反派头子，夺权“大帅”，很求实的野心家。整个学校运动的大权都主宰在王的手里。
       学校的墙壁上，大字报一层覆盖一层，内容肯定不同。就从文言表语，陈词典故，写作修辞上，可比我们村里的大字报水平高多了。不愧是正经八百的知识分子。文、言、墨迹之功者，大师也。
       王，为了显示自己，又红又能，组织小学生们开了不少次批斗马福春，二揣姐妹的大会。
       被打倒旳马福春，不是阶下囚，而是实用的、接受改造的奴。校长的权力被剥夺，身份已降低，作派也乖了。工作变了，行头也改装了：身穿破旧的工作服，给王廷瑞打水扫地，抹桌子、擦玻璃，表现得十分的勤快、到位。低头寡言，像个哑人家怒。可脑子不乱，把王廷瑞伺候得溜圆的舒服。可这位大革委会主任，还是不给马的好脸色看。
       也是难怪：主子什么时候拿奴仆当过人看？那不是主奴不分了吗。古往今来，主奴之间的界限是十分严格的。
       马福春，是我们马家洼籍人。和我同村。虽然他是校长，按庄里辈分，我叫他三叔。有时我瞅他可怜，就主动帮他干点零活儿，我也留心王廷瑞的表情，试着来。
       学生到了这个时候，追求这个，理想那个的都淡化了，希望渐渐地消失。
       我瞟王廷瑞一眼，又瞅一眼马福春。王廷瑞的眼睛光芒独射，马福春的眼睛被射就穿。忙着拒绝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能干。”
       咳！人世啊，权利呀，政治啊，咋就这么没人情味儿？！到底是谁对谁错，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真又谁假？
       我的老班主任老师揣淑艳，到还算是有福之人，嫁给了一个穷孩子出身的校长。虽然彭校长如今不在我们这个学校了，但他也没离开相公庄公社的教育圈儿，给揣遮挡了不少风雨。要不然，下场也难说。新来的女老师乔立新，是位教过多年中学的老师。她刚来的时候，给我们班代过课，教学水平相当高。是个有实力的好老师。
       那当时，学校已经没有学生再来学校了。孩子们的心都散成了干砂。我有时想我的学校了，就抽空去那儿瞅瞅，独身看看大字报的新内容，扫描学校有什么新动向。只有这些。
       嗬！大字报这一批都是乔立新的“英雄事迹”！这些大字报是乔老师原先学校的人写后专程送到我们这个学校里来的。
       所有有关乔老师的那些大字报，都充满着攻击和脏话淫词，侮辱人格之类。简直都是字典里查不到的兽音禽语。我气得当时就撕下了两条子。最可怜的就属揣淑秋老师了——被开除了公职。
       在这以前，她有过对象。没结婚就有了孩子。是男孩，挺可心。只因成份高，男的把她甩了，自己拉扯着孩子过了几年。厄运还是不绕她——文化大革命来了，灾难又来趁她的热闹,真是雪上加霜啊！
       我辍学后，在生产队干活儿的日子里，时常见到她。一个文化人出身的女子给生产队跟大车，冬天拉土送粪，脸皮子被寒风吹裂爆皮；秋天跟大车拉秋拉柴禾，车老板在车上跺，她在车下一捆一捆地往两米高的车上举递。头发上落满了柴草叶儿，浑身汗流浃背，每举递一捆，都咬着嘴唇，喉咙里爆出攒劲儿的闷声——嘿——嗯！
       揣淑秋，没教过我一天课，但给我的印象：仁义，老实，稳重，少言寡语。她的命运走到这一步，从表面上来看，她，还是能忍受得住，对于她内心的感受吗，我无法知晓。
       她住娘家，且和儿子娘俩单过。张庵子离我们马家洼河挨河，地连着地，是只一里地相隔的近邻。他跟车干活儿，我时常碰着她。我对她，不像对她的同族姐揣淑艳，因为我们有四年师生感情。对揣淑秋老师，我只能是他苦命的同情者，公平的评论员而已。
       原来的学校，朗朗的读书声，正规有序的教学程序，已经成了过去。
       现在，除了几个老师，象出家当和尚，看守着校园外，没有一个学生的影子，象绝了人际，——空荡，凄凉，整个校园被树叶湮没，连鸟都不愿意落在此地的树上。
       我死心塌地地告别了亲爱的母校，用泪水回忆我充满希望，欲求缔造人生辉煌的母校！！我童年的梦，在这个时代，在这里彻底成了泡影，今生今世再也找不回来了！！就连再见，后会有期，这样的词儿，也永远不会，更不可能再从我的口唇里发出来......
       回到村子里一心务农，各种农活儿我都不算力巴。我自打上学，就没脱离过生产队。家里活儿也没少干。各类活儿，我都受过父亲的指导和训喝，或手把手地教。我这个人，就是干一行爱一行，死心眼儿，好钻研。我从小就懂得：人遇到啥就研究啥，没亏儿吃，一生当中总会有用上的。人应该什么环境都适应，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到哪儿都能生活，憋不死人。这就是我的人生理念和原则。要想学到有用的知识、技能，就别怕吃苦，挨累，受罪，这叫投入，“或者交学费”吧。人要长心，长脑子，长眼力见儿，还要豁出力气实际操作，去体会，去探悟，实实惠惠学到一种手艺，就等于你多了一个吃饭的碗，绝没亏儿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