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诗成为诗

王霁良

      

让诗成为诗

       现代诗歌发展到今天，一百多年了，已经很成熟了，从汉语言修辞的角度讲，比喻、借代、拟人、夸张、排比、象征、拈连、通感、双关、飞白、顶真、移就等等，有60多种修辞手法。现代诗歌讲究意象，就像山师大吕家乡老师说的，现代诗写作需要的只是意象，并不需要意境。但是意象是什么呢？说简单点最基本的意象就是比喻，确切说就是比喻中的隐喻，又称暗喻。我们把一个人写成像一棵远处的孤树，这是明喻，但要写成是一棵远方的孤树，这是隐喻，隐喻即意象，隐喻的最高形式就是象征。象征和比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暗指性，在于“喻体”“喻本”并置于语言之中。余光中《乡愁》，小时候你是什么，长大了你是什么，直接就把隐喻视为意象；济南诗人塞风“黄河、长江/是我两行浑浊的眼泪”也是隐喻成意象，朦胧诗人把隐喻当意象已经用烂了，读着让人心烦，像舒婷的《致橡树》，你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你是什么，还有的朦胧诗人写诗一气用十来个隐喻，你是什么、你又是什么，你还是什么，不惜笔墨来它一连串排比，其实大可不必老在修辞的泥潭里打滚。你只要会写比喻，会把那个像什么什么的“像”改成“是”，你就会玩意象。意象虽然是一种技术，但用多了便成了诗歌的工匠，在顾城看来那是在玻璃上磨花的活，不过是一个匠人的活计。写诗不要醉心于什么意象，朦胧诗之后的诗人大都反意象，写诗不再用意象，你写诗梅花就是高洁？松树就是高大？玫瑰就是爱情？如果只是一味地定向思维，惯性思维，一根筋，就很难有突破，写诗必须要有发散性思维，要有反思精神，别人说往东，你该想想往西是不是行，是吧？就是政府的一些决策也不一定正确，也可能有重大失误，你能说大跃进正确吗？你能说亩产万斤粮正确吗？你能说发动文革正确吗？如果我们生在那个年代而歌唱了那些东西,我们的诗将一钱不值,当跟屁虫，写随风死的作品就永远成不了真正的诗人。
      以前的传统诗歌注重抒情，出现了许多虚假拔高的东西，写风花雪月的诗也很多，现在这类诗少了，大都写自己当时当地的心情，为什么呢？这反映了诗歌的一种进步，我们再写风花雪月也不容易超过古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这样的诗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写好了也有人觉得你是剽窃前人的（当前诗歌界女诗人代雨映剽窃获奖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无锡的首席诗人陈傻子，还有苏堤春晓，把诗选刊的主编、编辑骂了个遍）。另外，七一写建党，八一写建军，十一写建国，这样写你也写不出好东西来，这类的诗动机在先、直奔主题，又大致雷同，浮滑、媚俗，从古至今应景的未见有传世之作。
      诗，其实就是把小说、散文说不清的一些东西说出来。今天的诗人写诗歌注重叙事，讲故事，认为故事情节并不是小说、散文的专利。当然，这个故事并非真正的故事，无非是借这个故事阐述一段个人当时当地的感情，而这个感情是诗人自己的，原创性的，又能激发读者共鸣的。
       诗人如果能够通过叙述带出不可能被叙述的诗意，把新的感受力带到自己的诗中去，就有可能写出不同凡响的作品。诗歌“超语义”深层结构的营造，看重的是诗背后蕴含的东西，它力求把感情放到文字的背后，这是一个真正的艺术进步，叙述性诗写作的风格是呈现，通过叙事写自己的心情，这样的诗不致于雷同，因为人作为生命个体，而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感悟都不一样，写这样的诗更具有原创性，写如何能够抵达人的心灵的东西，写人的自我异化、孤独和对生命的省思，是一定能够引起反响的。
      回顾现代诗的发展，其实早在五六十年代，大陆诗人还都在写传统诗歌，写现实主义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台湾诗人就已经有了现代诗潮，在写摒弃理性的超现实主义诗歌了，台湾诗歌比我们早进化了30年，修改了一代人的审美头脑。随着经济的发展，台湾有了非政治化倾向，诗歌因为意识形态和地域的差异，受欧美诗歌潮流尤其是受奥地利里尔克、英国艾略特、叶芝的影响很大。一大批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主张对西方“横的移植”，艺术创作上通过挖掘潜意识的力量，追求刻意的反逻辑反理性的倾向，注重从非常态中表现个人真实，透过具有象征含意的意象或隐喻来呈现诗情诗意，成就斐然。像纪弦写的《苍蝇与茉莉》，“一只大眼睛的苍蝇，/停歇在含苞待放的茉莉花朵上，/不时用它的两只后脚刷刷它的一双翅翼，/非常爱好清洁和讲究体面的样子。/也许这是对于美的一种亵渎，/应该拿D.D.T.来惩罚。/但是谁也不能证明它不是上帝造的，/谁也不能证明它在上帝眼中是一个/丑恶的存在”，几乎就给了大陆诗人当头一棒，那时的大陆诗歌爱憎分明，根本没这个思想意识；非马的《一千零一夜》，“听一个故事，杀一个妻/杀一个妻，听一个故事/这样的天方夜谭/幼小的我/竟深信不疑/人，总有长大的时候/诵一段经，杀一批异教徒/杀一批异教徒，诵一段经/这样的天方夜谭/现在的我/才深信不疑/人，总有长大的时候”。看人家对历史的感悟，早就跑到大陆诗人的前头，这才是有反思、有体悟，真正用心幽深的诗人。
        回到诗歌的叙事上来，写诗根本的方法就是“悟”，写的是我们在繁复事境面前灵魂的问答。比如杨键的诗《在乡村》，“乡村啊，就像一头驴子，一根绳子就把它留在了树桩上，摇着尾巴。”他写乡村，用的是明喻，“像一头驴子”，但你从他的整体叙述中看，从他的想象力看，这其实就是意象，你不能说他描述的不是意象，而且这个意象还非常有质感，不空洞。比如他写的《冬日》，“一只小野鸭在冬日的湖面上，/独单、稚嫩地叫着/我也坐在冰冷的石凳上，/孤单、稚嫩地望着湖水。//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就是两只绵羊，/正走在去屠宰的路上，/我会哭泣，你也会哭泣/在这浮世上”，这首诗整体读起来也有意象的存在，人与天合，技进于道，在好日子到头，苦难、死亡来临之际，描述的是生命的悲哀。还可以再举一些例子，比如杨键的《暮晚》，洪烛的《无法完成的史诗》，刘川的《最勇敢》，还有张执浩、马骅、王小妮、张永伟等人的作品，都值得认真读读，研究研究。
       叙事性写作已经快30年了，主流的诗写作一直是这样写的，我看还会风行30年不止。我在这里说的叙述性语言包括口语诗，但绝不仅仅是口语诗，口语写作本身有一定局限和短板，太多的诗人把它写成取消难度和深度的口水、流水账就是明证，不仅降低了写诗的门槛和难度，也使许多诗人患上虚浮症而失去打磨诗意的耐心，把诗写作当成个人一种游戏、消遣或极度的欲望宣泄，真正能把口语赋予诗意的诗人已不多见。
        当然，凡诗皆有疵，谁的诗也不是绝对完美无疵。从诗学上看，纯粹的私人化写作并不是诗歌的出路，诗歌仍然需要从泛审美氛围中走出来。当今天叙述性诗写作被推举为统摄一切的诗艺时，一个优秀的诗人还需把眼光放远一点，这世界苦难不少，多写点雪中送炭的东西，多写点对命运的痛苦的担当，多写点隐喻时代性的东西，别老整那锦上添花。除了还原生活细节，有实力的诗人也可以写一些宏大叙事。诗歌写作需要真诚，只有真诚才能打动读者，像陈衍强的《农村好人》，“他们老弱病残/他们气喘吁吁/他们用锄禾日当午的汗水/把土地上的大片空白/填补成新农村的庄稼/他们的儿女早就被火车春运到外省/成为逃离老家的农民工/和不可能立马赶回的孝子/因此他们即使病成农具/也不敢死去”。“好人”就是好好儿的不受病痛折磨的人，可留守在农村的都是些什么人？农村现在基本的劳动力已经没有了，都进城务工去了，远的不说，济南南部山区、济南黄河北每天有民工骑摩托车进城打工，在城市的角落里站着等活的泥瓦匠、装修工比比皆是。农村传统的农耕文明已经没有了，留下来的只是病残老弱。现在的农村无依无靠，几近崩溃。像这类的诗歌还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草人儿的《上帝，我想对你说》，唐欣的《北京》，尤克利的《如果不是为了生活》都是很不错的作品。诗歌这东西非常硬，任何时候都需视为一门严肃的需不断磨砺的艺术。我举这么多后现代的诗虽不足以证明什么，但还是想说明现代诗进步到了哪里，诗歌的演化确实是在进步着、发展着，新时期不少有实力的诗人自成为一大格局者。
        真正好的诗歌是有一定神性、能够进入灵魂的，孔孚先生在《复王尔碑》的信中说“平常心，家常语，而又深不可测，方是至境。这是很难很难的。”诗有没有这一抓不住、摸不着的东西，足以体现诗之间的差距，有则常怀，无则过目即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