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洛夫不去台湾

王霁良

假如洛夫不去台湾
——从50—70年代台湾诗歌崛起看社会变迁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被誉为“诗魔”的台湾诗人洛夫先生，与济南诗人桑恒昌先生、郭廓先生都有过交往，他的诗以鲜明的创作个性、以意象和语言的奇异鲜活独立于中国现代诗坛，近年来随年岁增高声望日隆，70岁时写出3000行的长诗《漂木》，并因此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她是/杨氏家谱中/翻开第一页便仰在那里的/一片白肉/一株镜子里的蔷薇/盛开在轻柔的拂拭中/所谓天生丽质/一粒/华清池中/等待双手捧起的/泡沫……（《长恨歌》）”。环境、社会变迁造就人，也造就一大批的作家，不少人感叹50—70年代中国现代诗的成功并不在大陆，而在文化同源的台湾孤岛。假如洛夫不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纵有诗情，这样的诗他也是不敢写、不能写、写不出的。自50年以降，台湾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葡萄园诗社、笠诗社等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涌现出那么多天分颇高的诗人，而同时代的内地没出那么多的诗人（内地当时的一些知名诗人民国时期就有诗名了），我想这应该是时代变化、社会现代化左右了作家的创作。
      20世纪50—70时年代的台湾岛孤悬海外，经济、文化都是和大陆隔绝开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很多观念发生了变化，台湾诗歌受欧美诗歌潮流的影响远大于大陆，尤其受奥地利里尔克、英国艾略特、叶芝的影响较多。诗歌的兴盛与发展集中体现在50--70年代，甚至有人认为这个年代的台湾诗歌是过去几十年间整个中国文学的典范，涌现出纪弦、商禽、余光中、洛夫、痖弦、张默、周梦蝶、覃子豪、郑愁予、文晓村、金筑、罗门、麦穗、张香华、杨牧、夏宇、胡品清、彭邦桢等一大批在汉语诗歌界有很高地位和很大影响的诗人。洛夫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人之一。
      洛夫原名莫运端，1928年5月日生于湖南省衡阳市, 从小受母亲影响，对中国古诗有特别的喜爱和独到的理解，因为自己喜爱苏俄文学而改名洛夫。1948年高中毕业，考入湖南大学外文系。1949年7月随国民党去台湾。1951年考入国民党政工干校，毕业后入台湾海军陆战队。1955年出任台湾左营军中电台新闻编辑。1959年于军官外语学校毕业，到金门任联络官。1965年作为“顾问团”顾问兼英文秘书到越南。1967年返台，又入私立淡江文理学院英文系读书。1973年，洛夫四十六岁，才在该校毕业。同年8月，以海军中校军衔退役。1954年他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追求诗的超现实性，鼓吹超现实主义，并任总编辑多年。洛夫致力于艺术手法、个人创造力的表现、致力于对诗的语言的不懈实验，代表了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最高成就。
      50—70年代的大陆诗人，关心的是“写什么”，总想在诗中说些道理，结果是说得太多，认识不到诗有时是沉默的，暗示的，意在言外的。叙事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把话说明白，这种直接表达的散文手法，话说得太明诗趣诗意就会削弱。那个时期政治挂帅，诗歌沦为附属品、近乎为政治服务，诗歌精品出的少在所难免。
      反观台湾诗歌，50年代始，台湾诗人一直追求诗艺的完善和深度，考虑的是意象与形式技巧的变化，请看洛夫先生下面这样的诗行：“冬夜/偷偷埋下一块石头/你说开了春/就会酿出酒来/那一年/差不多稻田都没有怀孕（《酿酒的石头》）”；“香烟摊老李的二胡/把我们家的巷子/拉成一绺长长的湿发（《有鸟飞过》）”；“我的头壳炸裂在树中/即结成石榴”；“我为你/运来一整条河的水/流自/我积雪初融的眼睛”；“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 洛夫作品精湛的意象，孤绝的气质，富于创造性的形式追求和独自深入的精神境界，都是独树一帜的。他把语言看成与感情、观念并列的主体，诗中句子许多形式奇特而内涵深广。台湾现代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验、辩证和整合，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了一种汉语诗歌特有的抒情风格，即透过具有象征含意的意象或隐喻来呈现的诗情诗意，这种风格俨然已成主流。几十年来，他笔耕不辍， 创作有诗集《灵河》、《石室之死亡》、《外外集》、《无岸之河》、《时间之伤》、《魔歌》、《酿酒的石头》等，诗论集《诗人之镜》、《洛夫诗论选集》等。台湾出版的《中国当代十大诗人诗集》如此评称他：“从明朗到艰涩，又从艰涩返回明朗，洛夫在自我否定与肯定的追求中，表现出惊人的韧性，他对语言的锤炼，意象的营造，以及从现实中发掘超现实的诗情，乃得以奠定其独特的风格，其世界之广阔、思想之深致、表现手法之繁复多变，可能无出其右者。”
      就外国文学的影响而言，50—70年代大陆诗人所能接触到的只有苏联文学，对世界另一面的欧美文学所知甚微，世界眼光与见识都不免受到限制，大陆诗人大部份都循叙事的诗路发展的。
      因为诗歌晦涩问题，引发的台湾传统诗人针对纪弦、洛夫等现代诗社、创世纪诗社的大论战，对现代主义诗人是西方“文化买办”，是西方文化腐蚀的产物等展开的批判，也比大陆传统诗人针对朦胧诗的批判早了二十年。
      超现实主义作为现代派文学的一个流派，艺术创作上试图通过挖掘潜意识的力量，追求刻意的反逻辑反理性的倾向，台湾诗坛50—70年代之所以接受西方现代派思潮 ，是和台湾当时的生存环境分不开的。由于和大陆的严重对立，对生存环境的隐忧，加之70%的人口生活在在空间拥挤、交通堵塞、污染严重的都市丛林，日益的都市化许多人产生了“宿命是无奈的，人是空洞而荒谬的（洛夫语）”这样宿命的心理。1963年洛夫开始写的长诗《石室之死亡》和同一时期痖弦写的《深渊》，都有很强烈的反战意识和反现实的情绪，但都是变着法儿来写的，在语言上耍“魔术”，那个年代国民党治下言论没有多少自由，这也是造成洛夫等有些作品晦涩难懂的原因。假如洛夫没去台湾，他的诗歌成就自然不会有这么大，当然，这个世界并没有假如。

^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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