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六篇：我当了打字员

益西索朗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六篇： 我当了打字员
      不久之后，郝部长就调到衡阳地委工作去了。1954年的春天，我也调到了省供销合作社衡阳专区办事处。
去办事处报到时，接待我的是干部科长姚萍，也是一位南下女同志。她笑眯眯地对我说：“过去咱办事处没有打字员，打文件都是请地区财委帮忙。现在组织上准备让你当打字员。”过去在县里，我只是见到过人们用铁笔、蜡纸在钢板上刻写文件，再用油印机来印，这“打字”还是头一回听到。我回答说：“我不会打字。”科长笑着说：“不会打没有关系，现在我就先带你到财委去看看。”
      地区财委与我们办事处同在一个大院里，几分钟就走到了。只见一间房子门框上挂着“打字室”的小木牌子，里面传出一阵“卡嚓、卡嚓”的声音。姚科长轻轻敲了敲门，一个女子的声音应道：“请进。”我跟着科长进到房里，只见一个年轻女同志坐在一架小机器旁边，机器上有一个圆圆的滚筒，上面卷着一张深蓝色的纸，后来我知道了那就是打字蜡纸，纸上还显现出一行行竖排着的汉字。上方是一个放文稿的铁架子，机器下方是一个长方形的字盘。那女同志右手握住打字锤的手柄，左手移动字盘，抬头看看文件，低头看着字盘，“卡嚓卡嚓”正在打字。见科长进来了，女同志停下工作准备站起来。科长赶忙摆摆手，笑着对她说：“小戴，别起来，别起来。”然后又用手指着我说：“这就是我们新调来的打字员小王。今天也算是来拜见你这位师傅。好了，我们看看就走。你忙吧。”然后科长轻声地对我说：“这就是打字，你好好看看吧。”我只是觉得那小机器挺好玩，便轻轻回答道：“看好了。”然后跟着科长，转身走了出来。
       跟着科长回到她的办公室，科长问我：“小王，感觉怎么样？”我回答：“那小机器挺好玩。”科长听后莞尔一笑，说：“打字工作要求细心，可不能贪玩。”见我低头不语，她又问：“那你是愿意当打字员了？”我说：“愿意。”科长说：“这很好。但是我要告诉你，打字工作经常要加班加点，你得有思想准备。还有就是打字工作关系到国家机密，一定要注意保密。”
       听她讲“加班加点”，我觉得那不过是“小菜一碟”。1953年西渡发洪水，我和李秘书自告奋勇看守房屋，我硬是两天三晚没合眼。但是 “保密”那两个字，却好比是唐僧念的“金箍咒”，一下子就让我记起了自己头上那一顶“地主+官僚”的大帽子，我的头好像也立即被一只无形的铁箍给套紧了。我说：“科长，加班加点我不怕，但我的家庭成分不好，53年参军政审不合格，哪里有资格干这保密工作？您还是另外给我分配一个工作吧。”我刚说完，科长说：“你的情况组织上都考虑过了。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小小年纪就参加了革命，本人历史清楚，组织上相信你。好了，要是没有其他的意见，工作就这样定了。”就这样，我这个1953年参军政审不合格的“另类人”，过了一年多，竟然又干起了在那个年代很有一点“机密”色彩的打字员工作。
      正式上班的那一天，办公室的李玉梅科长带我走进给我准备的打字室，只见那位小戴师傅早就坐在里面了。科长笑着说：“戴老师，徒弟给你带来了。全拜托你了。我还有个会，先走了。”
       小屋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人。那小戴还真的端起了老师的架子，“当仁不让”地坐在小屋里唯一的一把木椅子上，问我：“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说：“初中一年。”又问：“语文程度怎么样？”我说：“在县里，我给新湖南报投过三次稿，可惜只登过一篇。”听了我的回答，她的目光里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一闪而过的惊诧和怀疑。这时候戴老师不再提问，而是开始给我“上课”了。她先给我教了如何安装蜡纸，如何用字锤将字卡住再打到蜡纸上面去。字打错了如何用修正液来改正……教完这些，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用老师对学生说话的口吻对我说：“好了，上午的课就上到这里吧。你自己再好好练习练习，下午我们接着学。”她转身走了出去。我也就按照她教的方法，慢慢地，卡嚓、卡嚓打起字来。
      中午吃过饭，我早早地来到打字室，继续上午的练习。上班时，戴老师手里拿着一张纸，走了进来对我说：“别看你现在不熟练，过不了几天就能掌握机子了。只是这新买来的打字机，常用和备用的字加起来有好几千个，都是像字典一样按部首排放的，分别装在常用字盘和三个备用字盒里，可是我们平时打字，各个单位都有好多与自己业务有关的专用词和常用字，所以常用字盘都要自己重新排。” 接着，她将那张纸递给我，说：“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常用字表，你先好好熟悉熟悉，然后我再来教你排字。”戴老师走了。我拿起那字表一看，主要是按词和词组排列的。我心想，将字盘里的字都倒出来，再按照字表，将它们一个个地排上去不就行了？刚好打字室里有一个搪瓷洗手盆，我将新字盘里的字“哗啦”一声全都倒进了盆子。刚才还是整整齐齐的一盘字，顿时变成了一个七横八竖的乱字堆。正在这时候，戴老师手里拿着一个旧字盘走了进来。只听她大喝一声：“谁让你将字都倒进脸盆里去？现在看你怎么来收场！”我低着头，没有搭理她。戴老师火气更大了，大声说：“喂，你哑巴了？你不吭声，那好，你就自己慢慢去排吧。”丢下那个空旧字盘，她掉头气冲冲地走了。我心想，好你个黄毛丫头，火气这么大。离了你，我就不相信对付不了这个小小字盘。可她离开打字室不久，我就觉得，戴老师的批评确实有道理。两千多个常用的小铅字，要一个一个从盆子里捡起来，先在常用字表上找到它的位置，然后再在空字盘上找到它的相应位置，最后才能够排上去。我被那些反写的繁体小铅字弄得眼花缭乱，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也没有能给几个字找到“家”。这可要多久才能将这一大盆子铅字全部排好呀？
       但事已至此，我也只好横下一条心，开晚饭时跑到食堂去买了几个馒头，再提来一大壶开水，将自己关在打字室里排字。饿了就着凉开水啃几口冷馒头；啃完了馒头接着再排字。夜里实在太困了，就在桌子边上爬着眯一会儿，醒来又接着干。整整一夜又一天，总算将那该死的字盘排好了。那天下午快要下班时，李科长走了进来。我觉得自己做错了事，低头不敢看她。科长好像什么事情也不知道，问：“小王，字排好了？”我轻轻答道：“好了。”科长笑着说：“抬起头来让我看看。”我不情愿地抬了抬头，科长说：“加了一天一夜的班，你看看，眼睛都成了一对红灯笼。走，快回去睡觉，明天放你半天假。”见我还站在那儿没动身，她又笑着加了一句：“这股子牛脾气还真有点像我那在山西的小弟弟，挺招人喜欢的。好好干，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打字员。”
       没想到还真是因祸得福。一天一夜，我将那字盘数过来又数过去，硬是将它数“熟”了。一开始正式工作，好多字的位置早就牢记在了心里。我很快就能够独立工作了，不久打字速度还超过了戴咏兰老师。
       我就这样子当了将近两年的打字员。那个年代的打字机，跟现在用电脑输入汉字完全不一样。打字时，先要看好稿子上的一句话，快速地将它牢记在心里，再在字盘上快速地找到每一个字，将字锤移过去，卡住那个字，再打到纸上去。小小打字室，不仅是我的工作室，也成了我学习语文知识和写作的好课堂。
       1955年，中央办公厅的打字员王家龙每小时打字3700多个，成为了全国打字员的标兵，他还来到当时中南行政区的武汉作过表演。各地的打字员开展了向王家龙同志学习的活动。王家龙打字法的核心就是两句话：一是看稿不占用打字时间；二是打字时两动（卡字和打字）合一。后来衡阳地区组织地直各单位的打字员比武，我取得了每小时打字2950个，误差率千分之2•5的好成绩，有生以来头一次得到了一张小奖状。一次地区召开财经工作会议，戴老师忙得招架不住了，求李科长让我过去给她帮忙，我还受到了地区财委陈主任的口头表扬。在1955年全国实行义务兵役制时，我竟然也领到了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军士与兵证书”的小红本本。李科长拿着我的那个小红本，在手里掂量了又掂量，再抬起头来看看我，笑眯眯地说：“小王，好好干，再提上一级，下次就可以拿预备役军官证了。”（那时候，行政22级算是军队的副排级）。那个晚上，我回到宿舍，将小红本放在枕头边，不知道多少次拿起来又放下，看了又看，半夜了也不准与我同住一室的小赵关灯。小赵说：“小王，求你再别看了。你再看，也不能从那小本本里看出一支枪来呀。你还让不让人睡觉呀？”我心想，小赵呀小赵，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呀，在你眼里，这小红本就只是一个小红本，但对于我来说，它可是意味着我这个“另类人”，如今总算是看到了一点点做“正常”人的希望了呀。
      只是在一次体检时，我发现自己那1•5的视力已经下降到了零点几。我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近视是因为眼球变长，屈光不正而造成的。我就想当然地找来两坨棉花，每晚睡觉前将棉花坨坨用绳子紧紧地绑在眼睛上。我还天真地想，每天用棉花坨紧紧地压住眼睛，眼球该会变短一些吧。可事实证明，一点用处也没有。
       （由于我的粗心大意，发错了一篇稿子。请编辑老师和各位老师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