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丢失行印案有感（新韵）

天马湖畔（李文革）

闹剧自秋围，丢失不敢回。
生铜蒙（mēng）虎印，熟脸胜蚩规。
皇帝缘由问，官员相互推。
贼人没捕获，胡乱把责追。

注：
嘉庆年间的兵部失印案：
　　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宗室王公和文武百官跟随嘉庆帝，由汤山取道昌平一路祗谒东陵。銮舆刚抵汤山行宫，兵部忽然奏报：库贮行在印信遗失，印钥及钥匙牌也一并无存。嘉庆帝闻知，不禁大为惊愕。
　　以前各朝尚未发生过丢失部堂大印之事，而今此件大案怎不令嘉庆帝恼火?于是当即命行在军机处传谕步军统领衙门，令其知会京师五城，多派捕役，严密访察。同时，谕令留京王大臣会同刑部立即锁拿兵部看库人员，严行审讯。一经查有端倪，迅速具奏。
　　嘉庆帝认为兵部堂官未能事先预防，应首先给予惩处。管理部旗事务的大学士明亮，年已八十六岁，不能经常到署，虽旧日有勋绩，仍被撤职并降了五级。兵部尚书戴联奎，左侍郎常福、曹师曾，右侍郎常英，均被摘去顶戴，分别受到降调处分。只有汉右侍郎吴其彦，因赴任不久，且又出差在外，才幸免处分。
　　据兵部奏闻，兵部行印与行在武选职方及知武举关防等司印贮藏在同一大箱，存于库内。各印均为铜质，唯独兵部行印及用印钥匙牌系银质。三月七日提取行印时，箱内铜铸各印俱在，唯有银印及银牌遗失，而贮存印信之印箱又是在库内旧稿堆上寻获的。对此，嘉庆帝满腹狐疑:各印既同贮一箱，何以只将银印和银牌窃去?窃贼仓猝之间哪有余暇将印箱移置高处?而银钥匙及钥匙牌所值无几，为何一并窃取?因此，嘉庆帝在渴陵路上的三家店、大新庄等行宫，连日寄谕留京王大臣和刑部堂官，将拿解到案之胥役人等严切根究，务令早日审个水落石出。

　　刑部经过连日审讯，兵部尚书鲍干谎供：上年九月初三日，即皇帝行围抵京当天，已将兵部行印与知武举关防及各司行印同贮一箱入库。堂书周思缓曾于九月十三曰请领知武举关防，于当月十七日送回贮库。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请领兵部行印时，才查知印已遗失。当即派人四处寻找，库丁康泳宁在旧日稿案堆上将空印箱寻获。由于这个供词纰缪甚多，因此，嘉庆帝谕令留京王大臣等严切追问堂书周思绶，同时饬知行在兵部，将上年随围的领催书役人等已来行在者，立即交行在步军统领衙门，派员解部归案。
　　四月三嘉庆帝谒陵后回到大内，审讯情形仍未见奏报。对此，嘉庆帝甚为不满，当即斥责有关官员“疲玩性成，互相推诿”。四月九日，嘉庆帝谕令将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以及刑部堂官俱罚俸半年，各衙门所派承审此案之司员均罚俸一年。同时，谕令绵课、曹振镛、英和三人自四月十日起，每日必须赴部，“早去晚散，不可懈怠”，“若再迟延，严谴立降!”
　　四月十六日，兵部遗失行印案仍未审出实据，次日庄亲王绵课等只得递折上奏，请求议处。其实是想脱身，希图另派他人了结此案。但嘉庆帝认为，此案业经绵课等审讯多日，口供屡次更改游移，断不能另委他人审理。即使以后要将绵课等全行斥革，也要令其审出实情。于是谕令将绵课等先行拔去花翎，曹振镛等降为二品顶戴，仍令其加紧研鞫，并限定于五月五日之前究出正贼或起获行印。倘能如此，当立即予以开复。否则，将于初六降旨治罪。
　　在嘉庆帝的督催下，刑部堂官等严刑诘讯，兵部堂书鲍干始供出：上年收印时并未开看，恐系上年秋围路上遗失……。刑部堂官即刻派章京赴圆明园向嘉庆帝奏报这一消息。嘉庆帝思忖：行印有正、备印匣两份。既然行印系上年秋围路上遗失的，而钥匙、钥匙牌与行印及正印匣必然一并失去。那么上年九月初三交印时，一定是将备用印匣充抵入库的。备用印匣既无钥匙，又无钥匙牌，如果事先不向鲍干嘱托照应，收贮印信的鲍干岂会接收?果然，嘉庆帝于四月二十四日得到奏报：上年八月二十八日秋围回銮时，在巴克什营行印连匣被窃。是夜，看印书吏俞辉庭睡熟，窃贼潜入，将缚于帐房中间杆上的行印连匣窃去。尔后俞辉庭用备匣加封，.贿嘱堂书鲍干冒混入库。当时，兵部当月司员庆禄、何炳彝二人并未开匣验视。此后，鲍干又贿通该班书役莫即戈私幵库门，移动印匣，做出行印在库被窃的假象。至此，遗失兵部行印案终于真相大白。
　　为寻找行印、捕获窃贼，嘉庆帝先后数次命军机处寄谕直隶总督方受畴和直隶提督徐锟，令其遴派能弁在古北口及巴克什营至密云一带百里内外，梭织往来，明查暗访，结果毫无所获。嘉庆帝在徐锟的奏折上无可奈何地批道：“此印大约难得!”最后，只得谕令礼部重新补铸了新的兵部行在印信。新印的印文和印式有所改易，所用银两及铸造工费，则由兵部尚书松筠和上年秋围时署理行在兵部侍郎裕恩赔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