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文老师

李育志

我的班主任
我的全部学业都是在村子里的学校完成的，那是一个废弃的寺院，我们的教室就是早先的禅堂。我从一年级到初中毕业一直就在那个禅堂，除了偶尔换一下同桌和代课老师，班主任也一直由任老师担着。那时他还是民办教师，跟人家正式老师比起来，工资可怜得很。他除了教书，还种了几亩田。他常常披着一身土给我们上课，那样子完全不象个老师，而是个地道的农民。
我之所以写他，是因为他对我有两个重大的影响：一个是烟瘾，一个是文学。
他抽烟的样子很潇洒，每抽一口，面部的表情立刻显出一副极其享受的样子，让人看着眼馋。他能让烟雾在肚子里停留好长时间，然后才从鼻孔中将它吐出来。有时他讲到兴致处，还会喷一个烟圈，并笑眯眯地看着烟圈慢慢扩大，脸上带着几分得意。仿佛那是一幅绝妙的白描画，并且是他亲手创作的。
我那时便觉得抽烟是件很爽的事，背地里常常偷着卷父亲的旱烟。发展到现在，一天两包已不在话下。可是我始终没能学会喷烟圈，怪不得别的老师都说我笨呢。
任老师是教语文和历史，他就从不说我笨。我的语文在班里数一数二，历史也不错。其他的就不行了，考试能及格，我自己都感到意外。临近毕业考试，别的同学都在临阵磨刀，我却偷偷看起了小说。
有一天，我正看得专心，不想任老师突然出现在身后。他把我手里的书拿过去翻了翻，就叫我去办公室。我以为他要大发雷霆了，心里不免有些慌张。
他盯着躺在办公桌上的那本书，一声不响地抽着烟，不时看我一眼。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叹了一口气。
“你太偏科了，估计考高中是没什么希望了。”
我低头不语。
“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看了看他的眼睛，又将头低下。
他又拿出一支烟，与手里的半截烟接在一起。
“外国的小说，你看得懂吗？”
我说：“看得懂。”
他把书还给我，并在我的肩上拍了两下。
“不管以后干什么，也别把书放下。你的作文是我教过的学生里最出色的，我敢说高中生也不一定写得有你好，这是你的特长。虽然不能继续升学是个遗憾，但也别灰心。世上的路多着呢，不一定非得上大学。我对你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希望你将来能走写作这条路。你有这方面的天赋，只要努力，应该能行。”
一开始我还真的以为自己是写作的天才，离开学校后，便闷在家里不停地写。但不久我的幻想便被接二连三的退稿给消灭了。之后我便去了包头，从此开始了在各个城市间奔走挣扎的打工生涯。一晃，近三十年就过去了。
三年前，我厌倦了劳碌奔波，决定在县城栖息下来。百无聊赖之际，就翻翻书，或者写几个字。去年中秋前夕，我把断断续续写成的一篇小说发到一个网站上，没想到引起了很多文友的关注。我不由得又想到任老师跟我说的那番话，觉得文学与我是不可能完全绝缘了，于是重新拿起了笔。
以前虽然住在村子里，但因我常年在外，与任老师见面的次数也是寥寥可数。而且每次也不过是几句客套话便草草敷衍过去。他后来终于转了正，到村里的学校被乡中心学校合并时，他早就退休了。我每见他一次，最大的印象就是觉得他比之前老了一些。尤其是今年初夏的那一次，他的变化简直让我大吃一惊。
我那回是因为母亲病重回去的。由于心情压抑，一得空便想出去走走。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原来的学校，这不但因为我们家离学校近，可能还有一些怀旧或者别的什么感情因素吧。它现在已经又变回了废弃的寺院，曾经做过教室的禅房也已经坍塌了，窗前的小院成了荒草的乐园。而我站在这荒芜惨淡的风景面前，却总能看见一群欢乐的学生，听见朗朗的读书声。
忽然感觉有脚步临近。一回头，那个人已经冲着我笑开了。
“孙福！呵呵，看背影就象你。”
“任老师！”
可以说我当时是将这三个字惊呼出来的，这绝对不是因为久别相见的惊喜。任老师个子很高，比我要高一头，但是现在他却比我矮一头了。他拄着一根粗糙的木棍，整个身子向前倾着，仿佛烹熟的大虾；两条腿也伸不直了，脚下总象是有什么东西在缠绊他，看着让人担心；他非常瘦，脸上的皮肤几乎没有一点平展的地方；他依然保持着不留须和中分的长发，只是头发的颜色变得完全灰白且无光泽了，但是梳得却很整齐。
“你母亲怎样了？”我扶他坐在一块石条上，他喘息几口之后开口问道。
“不太好。”我说。
他叹了口气，眼睛里掠过一丝迷惘，“我听说了，是癌症吧？现在这是怎么了？好像每个人都会得癌症。”顿了顿，他又说：“我也是。”
“你说什么？”我心里一震，惊愕地张大了嘴。
他淡淡一笑，“孩子们都瞒着我，但我很清楚。”
“我这人心大，不会放在心里。”过了片刻，他看我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便笑着打破了沉默，“我都76岁了，死也死得着了。当了一辈子老师，却连一个大学生也没教出来，这才是我最大的遗憾。好在你现在成了作家，我还能得到一点安慰。”
“我才刚开始写，还算不得作家。”对于“作家”这个称谓，我还真是感到惶恐。
“你不是加入市作协了吗？那还不算作家？张家口管着十几个县，四千多个村子，想来至少也有几万人在写作。能加入市作协并不易，还不算作家吗？”对于这个问题，他好像非要较个真出来。我后来想：大概他因为自己没能教出一个大学生而感到失败，所以才对这个“作家”如此认真。他是想用这个多少有些光华的词汇来填补他内心的一点空白吧。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么想，我说完全靠写作为生的才能算作家，我目前为了生活还不得不继续打工，充其量也就是个文学爱好者。他几乎要与我争论起来了，说能写小说写散文，而且能在刊物发表，不是作家是什么。我看他有些激动，担心他的身体，就只好改换话题，说到学校的兴衰上。可他似乎依然沉浸在“作家”这个问题上，对于我的话题有些心不在焉。
我对“作家”定义的执拗让他很不愉快，于是我们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我们开始抽烟，接着他便咳嗽起来。
“老师，你该把烟戒掉。”我说。
“医生、孩子们也都让我戒，现在又出了个你。可我为什么要戒？我老朽了，什么也不能干了，而且时日大概已不会太久。如果连这点兴趣也要戒掉，我活着的意义还有什么？”
我从他的有些模糊的瞳仁里看到了无比的失落与颓废，这让我又想到一件事：就是他与师母的关系。还在我上学时，他们就几乎水火不容。师母没文化，按任老师的话说，简直是个市井泼妇。实际上，师母见到我们这些学生是非常和善和慈爱的，所以我们一直都很怀疑任老师对师母的评语。任老师退休后，他们终于离了婚，各自过起独居的生活。我记得他们的离婚曾经在村子里掀起过一阵嘲讽的热浪，谁都说任老师登高负义，有钱了就抛弃糟糠。他们的儿女没有一个在身边，我完全可以想见两位老人的孤独。也许正是这种孤独消磨了他从前的自信，再加上他身体里已经住进了“癌症”这只恶魔，他的失落与颓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很想安慰他，但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良久，他终于提出了分别的建议。但就在他起身的一刹那，他突然踉跄了一下。我决定送他回去，尽管他再三推诿。
一路上我们走得很慢，确切地说是他走得很慢，以至于我也不能快走。他说儿女们多次要他到城里去住，以方便照顾，但他坚决不同意。他说城市是一个用钢筋水泥铸造的笼子，会让人失去自由，迷失自我。他的全部经历都在农村，全部记忆都在那个废弃的学校。
“我这一生很失败，教书很失败，生活也很失败。我不是没有努力，尤其在教书上。我干了三十年民办教师，受了三十年穷。但我从不后悔，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教好学生。我一直认为，学生第一要学习处事做人，其次才是学习知识，再其次才是考取功名。但是现在看，我的这种思想是不是坑害了学生？如果把次序颠倒过来，说不定会出现许多大学生。他们假如要恨我，我会毫无怨言。”
“怎么会呢？老师你想多了。”我说，“过去农村的学生和家长，实际上对大学的渴望是非常淡薄的，甚至有不少家长害怕孩子真的考上大学，因为供不起。老师的观点也没有错，倒是现在的教学真的是把次序颠倒过来了，反而让人很忧心。在社会上，文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对人格和能力的认可，这很不正常。现在，一切都在‘向钱看’——学校打着‘培养人才’的幌子在办企业，作为打工者的老师就只有举着‘为学生好’的招牌拼命给自己抢功劳，否则他无法立足。家长是真心为儿女着想，不过，他们想的不是孩子将来如何做人，而是想方设法让他们考上大学，以便将来能有一份好工作，能挣大钱。我们的教育正在生病，而承受病痛的却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在强大的压力下失去快乐甚至自由，被迫接受着各方面的‘好意’，痛苦不堪！”
他定定地平视着我的胸膛，脸上的表情被纵横交错的皱纹分割得支离破碎。他许久不动，仿佛站在我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问号。
“唉！”他终于叹了一口气，笨拙地转动着身子。
“上个月，小儿子来接我到他那里住，正好我也想孙子了，就去了。可是，孙子哪有时间陪我呀，他比大人都忙！放学就去参加补习班，回家赶紧写作业。写完了，也该睡觉了。礼拜天还要学钢琴，学画画，学……反正，我呆了十几天，他除了叫我几声爷爷，连跟我说话的时间都没有。我说他们这是盲目跟风，瞎教育，你猜他们怎么说？说别看你当了一辈子老师，你要真懂教育，怎么教不出一个好学生呢？我一气之下就回来了。可每次想到孙子那可怜的样子，我就非常伤心。唉！相比起来，你们那时候是幸福多了。虽然没有零食，没有零花钱，穿的也都是破破烂烂，但你们是快乐的。现在的孩子是生活在甜蜜的监狱中，只可惜连他们的父母都不觉得他们的不幸！你说得对，我们的教育正在生病。可是我，作为一个老师……唉！我这也是瞎操心，有什么用？世上都不留我了……”
他这样唠叨着，我们已经进了他家的院子。
这是一座很老的院落，土筑的围墙已经被雨水削刷成斧刃状，墙身披满斑驳的墨绿色苔藓；院中间用葵花杆圈着一片菜地，里面已经生机勃勃；西南角有一棵老榆树，大半已经枯死；树下有几只鸡和一条黄狗，正忐忑不安地望着我们；房子稍微有些倾斜，除了屋顶的瓦是后换的，其他的都没有动过——依旧是小方格的窗户，糊着白麻纸。
我本来打算告辞，可他说要给我看一样东西，我就进去了。
没想到师娘也在。
看到我脸上的愕然，师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一边嘟囔：“我要是不管他，他早就饿死了。”
任老师不以为然地说：“你不用摆功劳，咱们是公平交换。我一半的退休金给了你，你给我做饭也是应该的。”
“你听听！”师娘不满地白着眼珠，“还是当老师的呢，说话就这么没修养！我跟他过了三十多年，吵了三十多年。吵得够够的了！”
“我更是够够的了！咱俩上辈子是冤家，希望下辈子千万别碰面！”任老师一面撩开炕席，拿出一张泛黄的报纸，一面嘟囔，“都离婚了，还不放过我！”
那是一张八七年的《张家口日报》，在他指点的地方有一首古体诗，大意是赞美教师的，标题下印着他的名字。
“当年，如果不是因为实在舍不得放弃教书，我也会走写作这条路的。教书实在操心，又要种地，挤不出一点时间。”
他的语气中明显带着遗憾的成分。我正想找些词汇来赞美他，不想师娘却先开口了：“还说呢！为一个破民办教师，整天张罗得魂都没有了！受苦、受累、受穷，这就是我跟他过了三十多年享到的福！还不让说，我一说，他就骂我是市井泼妇！”
任老师缄口了，默默抽着烟。显然，他是不想当着我的面跟师娘针锋相对。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一开始当老师，是为自己考虑的。我以为教师很轻松，除了上几节课，会有大把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干了几年之后，就觉得自己背负了很大的责任，要想对得起良心，只有放弃一些个人的东西了。我寄希望与你，实际上也是很自私的——我没能成为作家，就盼着有一个当作家的学生，算是聊以自慰吧。这张报纸，我从未给别人看过。你该明白我的意思，好好写。你的成就越大，我越会欣慰。”
师娘那边已张罗妥当，她摘下围裙，说：“饭菜都在锅里，自己弄。我走了。”
我说：“怎么不一块吃？”
师娘撇了一下嘴，“我跟他不是一家人，再说，我自己吃得顺心。”
师娘走后，任老师说，其实师娘是个好人，只不过嘴有些叼。可惜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所以才会吵了一辈子。离婚后，不在一个锅里搅粥了，象邻居一样互相照应，反倒好了很多。
任老师的大儿子和我同岁，我俩是地道的老同学，都是任老师的学生。上学时我们都认为任老师会给自己的儿子“开小灶”，但他的学习并不上进。初中毕业便进了城，听说现在做生意，颇有些财力。在任老师的葬礼上，他告诉我：他父亲在临终前曾跟他进行过一次长谈，似乎老人对自己的一生很不满意。他为了对得起‘教师’这个头衔，放弃了最爱的写作，然而却没能教出一个大学生。他总觉得自己当年放弃文学而专心做教师的决定是犯了个错误，以至于误人误己。
这番话让我颇有感慨，我很自然地想起任老师曾经说过的“学生第一要学习处事做人，其次才是学习知识，再其次才是考取功名”。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对自己的主张产生了怀疑，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但是，作为一个老师，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是尽到了责任了。我们那一批学生，虽然都没能考上功名，但也从未出现过一个流氓、罪犯、小偷、痞子、混混之类的渣滓。大家都在老老实实做人，安分守己。这难道不是教育最理想的结果吗？那些贪官污吏、高科技的犯罪分子，他们哪一个不是大学生？他们的堕落难道跟孩提时候的教育一点关系没有吗？
无论如何，我不觉得他误人子弟，我认为他是一个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