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退职、下乡，当农民

西藏老人

                                第14篇：退职，下乡，当农民
从西安回到了长沙，大家依旧住的是招待所，但已经不是去西藏时住的那个“长沙饭店”了；省委组织部来接待我们的那位同志笑嘻嘻地说：“欢迎欢迎！同志们这一个来回好几千里，真是辛苦了！这几天部长工作特别忙，派我来迎接大家。”我在心里想，这“一个来回”从距离上来说，的确是走了“好几千公里”；从时间上来说，也过去了小半年，可是一天工作也没有干，又灰溜溜地“垂头丧气”回来了，这位同志还说我们“真是辛苦了”，保不住是在说风凉话？紧接着，他又说：“组织部已经通知各位的原单位，也不须要另开介绍信，大家直接回原单位就行了。”见没有人搭腔，他又加了一句：“听说有个别同志不愿意回来。革命干部嘛，都晓得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若真的还有什么具体问题，也只能是回到原单位以后再说了。”明摆着，那“个别同志”指的就是我这一个人！我哪里还敢开口再说半句话？
就这样子，我跟着另外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衡阳。因为去的时候四个人都是“省委赴藏干部大队”的队员，一切的手续都由地委组织部办理，现在回来了，他们三位，两位党员一位团员，只有我是一个非党非团的“群众”，他们仨的手续都在地委组织部办理；而我就只能去地区的人事部门报到了。接待我的那位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忍俊不禁地笑着说：“上次进藏，你服从组织的安排，高高兴兴地去了；现在奉令返回，我们已经通知了省供销社办事处，你直接回去就行了。”我说：“好同志，我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当干部实在不够格，您就让我到地区三塘农场去当个农业工人吧。”我嘴里虽然这样说，心里的“小算盘”却是：先在那农场里呆着，等与赵队长联系好了，我还是坚决要跟他去西藏！那位同志说：“那可不行。现在上级正强调干部专业化，少奇同志还专门作了批示。”我说：“我这一辈子，连小学都没有读过，只是在1950年混了一年初中，搞计划统计工作满打满算也就是半年多一点点，还是一个没有出师的小学徒，哪里算得上什么专业干部？”听了我的这句话，那位同志皱起了眉头说：“小王同志，我劝你还是收收心，安心回去工作吧。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了。”这分明就是在下逐客令，我只得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那间办公室。
回到办事处，我真的是茶不思饭不想，觉得干什么也没有兴趣。方主任安排我与几个人一起去县里搞调研，一次去衡山县，住在招待所，房间墙壁上糊满了旧报纸。我从小就有爱看书读报的习惯，正好利用这“墙报”来消磨时光。在一张报纸上就看到一条消息，说的是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垦荒。共青团中央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胡耀邦在欢送会上亲手将“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他们。报纸上还说政府鼓励知识青年自愿“上山下乡”，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我心想，自己虽说读书不多，算不上有“知识”，但“青年”总还算得上一个。现在地区的三塘农场不让去，我就干脆要求到农村去当农民！我即刻向那次下乡工作的那位组长提出来，我要回衡阳去。他不解地问：“我们刚刚来衡山，凳子还没有坐热，你就要向后转，打道回府了？”接下来，这位年纪比我大好多的组长话锋一转，连腔调也变了味：“请别忘记了，您可是我们四个人中，工龄最长、工资级别最高的一个人了，这次调研工作，还要靠您老人家来唱主角呀！”他用了四个逗号，外加一个‘老人家’和一个惊叹号才说完的一句话，那里面讽刺、嘲笑的钩钩该有几多？！也就是他的这一句话，更加让我铁了心！我二话没说，草草收拾起自己的小挎包，在那三个人“众目睽睽”之下，当时就去火车站买票回了衡阳。方主任吃惊地问我：“刚刚下去就回来了，有什么紧急事？”我说：“我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就是想去三塘农场当农工！”主任没有接腔，只是起身为我倒了一杯水……
接下来，老同学小文来了。她说：“你人聪明，好好工作，前程无量。放着好好的干部不当，偏要去当农工，莫非是在衡山中了邪？”我反问她：“我戴着这一顶地主+官僚的大帽子，前程在哪里？”小文前脚刚走，好朋友小赵又来了，他推心置腹地劝我：“你这个城里娃，哪里晓得农村有多苦？我可是贫农家庭出身，农村的情况我清楚得很。你千万莫‘身在福中不知福’呀！”我说：“我没有受过你的那些苦，趁着现在还年轻，正好去农村好好补上这一课。” 南下干部李科长是最后一个来的。她说：“小王，你一来办事处我们就在一起，姐可一直把你当成了亲弟弟。姐年纪比你大几岁，但你书比姐读得多。这次进藏前，你的计划工作就干得挺不错嘛。现在怎么突然想起要去当农工？我觉得，主要还是你那思想包袱没有丢掉。但是你好好想一想，就像上次去西藏，政治条件要求那么严，全地区那么多的干部只选了四个人，为啥偏偏就挑上了你？这正好说明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选择’兑现了呀。咱中国有一句老古话‘三思而后行’，前因后果你可千万要想好呀！再说了，你又没犯啥错误，放着好好的干部不当，偏要去当农工，这也不合符党的干部政策嘛，还是好好想想吧。”又过了几天，父亲竟然也来了。他好像自己作了亏心事，一脸的歉意，低声说：“寿民，千怪万怪，只怪爸妈让你生在了这个家！可你小小年纪就参加了工作，党又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好政策……”没等他的话说完，我就抢着说：“我不要当什么干部，我就是想当兵！就是想学技术当工人！您讲的这些好政策能给我办到哪一条？”爸耐心地说：“我参加工作时是留用人员，那时候工资比你的供给制，钱要多一些。后来工资改革我定了行政20级，直到今天再也没有挪过窝。你现在就已经是22级了，只比爸低两级，这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我蛮不讲理地说：“我不要这22级！我就是要去当农民！”父亲好像再也找不到说服我的理由了，临走时他说：“你妈这几天好想你，回去看看吧。”那天傍晚，我回了一趟家。姆妈见到我时，却显得十分地平静，她让我坐在身边，拉起我的一只手慢慢地抚摸着。过了好久好久才开口：“你爹爹告诉我，说你觉得自己家庭成分不好，要求去农场当工人。他还告诉我，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主要看表现。他又说你这几年表现挺不错，小小年纪工资级别已经跟他只差两级了。这说明我的寿伢子这几年干的不错，也证明党的政策是说到做到了。为什么你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偏要一条黑道走到底？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能告诉姆妈吗？”我说：“这几年我还不错，那也只是因为我遇到了好多好心人。”我就将郝部长、任部长、李科长对我关心和爱护的那些事情都告诉了姆妈。她听得直点头，嘴里不断轻轻地念叨着：好心人有好报，好心人有好报……
我们母子俩就这样子坐着，再没有说一句话。好久好久，姆妈说：“我想起左拉说过一句话：生活的道路一旦选定，就能勇敢地走到底，决不回头……。寿伢子，你今年十九岁，也算是一个男子汉了。再好好想一想。若是真的决定了，就要勇敢地走到底！”
这时候，我又想起在西安时老八路赵队长对我说的那句话：“干脆跟着我到地质队去，能不能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全靠你自己了，但我敢保证，山沟沟里头的那些石头蛋蛋和泥巴块块绝对不会因为你的家庭成分不好而瞧不起你！”我心想，这才是一句千真万确的大实话呀！但我没敢对姆妈说出来。我就对她讲：“现在有的人发牢骚说：当干部要有一支妙笔生花的笔，或者有一张口吐莲花的嘴，这样的干部才有好前程。我与这两条连边边都沾不上。但是到农场去当个工人，只要自己肯吃苦，就好比挑担子，别人挑一百斤，我挑一百一，‘表现’不用自己说，就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了。” 听了我的话，姆妈没有再开口，她微微地闭上眼睛，像是在思索着什么。过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我记起来了，记起来了！”母亲又将我的一只手捂在她那双粗糙的手掌里，轻轻地问我：“寿伢子，还记得你外公吗？”我回答道：“自从回到衡阳，外公就没有正眼瞧过我一次，更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记忆里的外公就只是一个老外公。”母亲微微一笑，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她好像又想到了什么，语调虽然轻柔，但语气十分坚定地对我说：“伢子，我再说一遍：你今年十九岁，已经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了，自己的道路自己好好走！姆妈只送你一句话：走好自己认定是对的每一步！”至于她那欲言又止，没有说出来的那一句话，已经成为我今生今世再也得不到答案的一个谜了。
就这样子又拖了一些日子，我忽然记起在当打字员时，见到过有关干部退职的规定，那里面有一条的大意是：“不满现任职务，又无法安排新职务，本人要求，可以退职。”
就是靠着这一条规定，我，一个参加工作六年半，年龄19岁的“国家干部”退了职。拿着一张写有“不满现任职务，本人要求退职”，还盖着一个鲜红大印章的证明，领到了三百二十块钱的退职金，离开了办事处。这就是我——一个“另类人”，在那个不寻常的年代，干的一件让很多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另类事”。
我背着自己的小铺盖卷，手里提着一个装着洗脸用具的网兜兜，回到了家里。姆妈只是平淡地说了一声：“回来了。”接过我的铺盖后又添了一句话：“租来的陋屋，可没有你住机关宿舍那么舒坦，你就将就挤一挤吧。”还是只有一句话！
我即刻给赵队长写了信，向他问好。但是我没敢告诉他，我已经退了职。恰恰就在这时候，远在天津工作的六舅给母亲寄来了一封信，说外婆已经从贵阳迁到了北京，跟舅妈住在一起。我没有了工作，成了一个闲人。但衣兜兜里还有三百来块钱，就决定先到北京去看望外婆和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