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萌萌：琳琅年代

刘萌萌

作者简介：

刘萌萌，女，中国作协会员，河北文学院合同制作家。鲁迅文学院第36届高研班学员。文字散见于《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新华文摘》《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百花洲》《雨花》《山东文学》《山西文学》《青年作家》等期刊，入选多个年度选本。著有散文集《她日月》。获首届《黄河文学》双年奖，首届孙犁文学奖。河北省第三届十佳青年作家。

刘萌萌：琳琅年代

琳琅年代
文 / 刘萌萌

　　她那时真年轻啊，娇秀、丰满，无论多么疲累，美美睡上一觉，醒来又是精神满满，活力无限，多像街道上结实懵懂的小毛驴！脑门上顶着红的、绿的缨穗的小毛驴，活泛又任劳地摇着项间的铜铃，长睫毛忽闪忽闪，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温煦的早春大地上。你听，就是这样——驴蹄嗒嗒、嗒嗒，踏响清凉的石板，走过沉闷的土路。结实健壮的臀光滑油润，四平八稳在柏油路上晃荡而去，行人的耳朵里溅起一串水花似的铃声。县城不大，随和亲切，不欺生。走在街上，步态闲散的行人、轻便的单车，时有吆喝的马车、驴车、骡车，互不妨碍，各行其是。街道细如窄溪，颇有海纳百川的从容气度。我见过的动物（家畜）里，顶数驴子最懂风情：扭胯，抖臀，送眼风，草地上情绪饱满地随处一滚，懂人情通人性，妖娆得很，妩媚得很。特别是小母驴，走起路来那才叫风情万种。那些年的乡下，新娘子骑在美哒哒的驴背上，别看手背抹泪，心底其实美得慌，心想毛驴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驴蹄子踏得响一些，再响一些吧。女人一辈子数到头，能有几个花红柳绿的好日子？

　　我出生没多久，父亲工作去了外地，一走就是大半生。砌围墙、装自来水、秋天储下过冬的大白菜、拉回比人高的煤堆……生活永无停止地朝前滚动，挑战母亲的体力和精力，考验她作为一家之主的耐心和智慧。父亲是家庭生活的缺席者，音容和情绪更多在信纸上浮现。邮递员骑单车，绿衣绿裤绿邮包，车铃拨得“丁零零”响，两只车轮一前一后在街道坡坎间曲折低昂，载浮载沉。绿邮包里，白色、蓝色、棕色信封的信件，或厚或薄，其中一些必定承载过这个三口之家的大事件。写有密麻麻字迹的信纸鼓囊囊如猪崽，把信封撑裂一角。信封和信纸在反复摩挲中磨毛了边角，咧开难看的口子。母亲放下手头编织的毛衣，抖开折好的信件，热切地扫视过字里行间。轻重缓急的事体，不足为外人道的辛酸，都拈在微微颤抖、举重若轻的指尖。

　　大杂院儿。口唇轻轻开合，吐出记忆里的名词。八十年代的记忆化作一股强大的气流，扑面而来。院子原本不杂，地主的宅院，六十年代东西厢房充公，外人搬进来，这里的物什和气息才变得杂乱。镶着铆钉的大门敌不过河流般和缓的岁月。我想象那扇似是而非的门，肃穆地挡在八面来风的大门口，怎么就不翼而飞？房子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青砖陈旧而暗淡，让人想起历经风浪昏昏欲睡的老人。几把狗尾草沐浴在柔和的夕光里，在屋檐残破的黑瓦上招摇，有意无意地，传递人生枯荣交替的玄机。正房里青灰布衫的老太太十五岁嫁到大院，如今年过六旬，每天照旧在院子里出出入入，养鸡、喂兔，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她那读过书、有学问的丈夫在刘巧儿“自己找婆家”的欢快唱段中，欣然迎娶了一位知书达理的苏州姑娘，剩下她独自在家服侍公婆。她没读过书，却有规矩，识大体。地主临终留下遗言：好好抚养两个孩子，大院儿就是你的。她果真一生没有再嫁，守着二儿子过，长子大学毕业留在京城，但很少（也许不曾？）回来，邻居们也便无从得见。院子西南角上尾巴一样甩出细窄的胡同，串联起十几户人家。我们都不觉得那些也是大院里的人。我把他们拦在我的文字之外。回过头，先说我家亲密的右邻，奇葩得超乎想象——滚在烂泥中的、嬉戏觅食的两头肥猪整天哼哼唧唧，高兴了哼唧，难过也哼唧。猪圈里的活儿由二儿媳妇照管。二儿媳话不多，心思绵密。母亲背地里叫她“青面兽”，她和那位著名的水浒人物一样，脸上有一块招眼的青印记。她干起活来一点不含糊，经她喂出的猪膘肥体壮，最兴旺的时候有过三头肥猪。后来，她丈夫跑长途养大车，养猪事业渐趋凋败，三头变为二头，一头，后来就空了，猪没了，单剩下圈，大太阳下空空荡荡晒着满塘烂泥。东厢房一家五口。男人前世里熊猫投胎，描着浓浓的黑眼圈儿，上过抗美援朝的战场，一只耳朵被炮声震聋了。这些都是人家的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母亲不屑打探别人的消息。“过好自己的日子”是挂在她嘴边的口头禅。我们的日子的确还没过好，更谈不上好日子。我们的西厢房也和《西厢记》扯不上半点关系。莫说莺莺小姐，就算丫鬟红娘，也不堪承受其逼仄昏沉梦也似的暗淡境遇。狭窄、阴暗，在空间与光线的双重挤压中，初升的太阳早早从院心的树梢蹿上去，一弹一跳，几个腾挪越过我家屋顶，攀上高高的天空。“如日中天”，饱和到刺眼的亮烈滞留在座北朝南的正房。所谓宽敞、明亮，说到底是正房的特征，不，是特权。日头高踞中天光芒四射之际，西厢房跌入模糊而沉寂的昏暗。墙上的指针指向九点，房间里弥漫着日薄西山的奄奄气息。

　　我在回忆中重新打量陈旧的老屋：土炕改造的简陋床铺；结婚时父母买下的一对箱柜，明黄的漆光转为暗淡，日暮途穷的光线中，陈旧得心安理得；临窗一只糊着花纸的旧木箱，我每天在上面一笔一画地写作业；两把电镀折椅，一左一右，分放低矮的木几旁。灶间沦落得更为彻底，黑黢黢的，像大灶烧出的锅底。这儿是母亲三餐做饭的地方，通行叫它——外屋。那时不兴“厨房”一说，叫外屋，简单明了：一口灌满的水缸。木墩既是缸盖又是案板，母亲站在水缸前切菜、切肉、剁馅，摆放搅拌鸡蛋的瓷碗。深无际涯的寂寞是童年的噩梦。母亲骑着单车上班去了，我把房间里所有的抽屉翻过一遍，最后瞥见水缸上的案板。我小心翼翼翻过木墩，啊，倒扣水面的木头，如同河流边上的石阶，爬着阴湿的、青苔似的水锈，那是一种不见天日的绿，气味湿冷，颜色暗沉。水缸里的水全不像水龙头里流出来的那么新鲜透亮，相反，沉默的水缸酝酿出深不可测的心事，照见它穷极无聊的虚空的脸。锈红的铁皮炉岌岌可危，暗红的微弱光亮命悬一线：经过一个上午的消耗，蜂窝状的煤孔转为暗淡，泛出晓光将尽的灰白余烬。赶上低气压，揭开炉盖，刺鼻的煤炭味冲出房间，在大院里弥漫开去，东西南北转过一圈儿，重新折回青烟袅袅的外屋，呛得我满眼是泪。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听到母亲嘴巴里蹦出的“两地分居”或者“两地生活”，一点都不吃惊。她早已适应和母亲相依为命，鼻腔被灶间五味杂陈的污浊空气所充满，觉得生活就是眼前这种样子。黑暗的墙角，冬天里传出蛐蛐的叫声，“唧唧唧，唧唧唧，”没完没了地诉苦。烟熏火燎的白漆饭橱有一张李逵的脸。隔着绿纱拉门，大大小小的盘盏碗碟堆叠错落。什么事情大得过吃饭？我们一天睡一次觉，却得吃三顿饭。如此恰好的饮食规律，老祖宗怎么摸索的?肯德基麦当劳遍布街头的如今，我们仍然吃了上顿吃下顿——“上言长相忆，下言加餐饭。”古人早就想明白了这点人间事儿。放了学，书包往床上一甩，我东翻西找，在厨房里馋猫似的转来转去。母亲削土豆，择豆角，择韭菜，切胡萝卜丝，剁白菜，剁肉馅……案板上此起彼伏，刀光一片。年复年，月复月，旦复旦。不远处的菜摊上就那么几种菜蔬，翻来覆去，喂养了我们一刻不敢耽搁、漫长而飘忽的一生。单是想想就乏味得要睡过去了。记忆中，“母亲”是忙碌的动词，坐在床头扯着线团织毛衣就是休息。她以一当十，手脚并用，没有三头六臂，脚下却有如风火轮，冬去春来，忙得虎虎生风。

　　八十年代的县城，呈现大面积的蓝、黑两色，脚上风景无论男女不问长幼，消灭了阶级与性别，审美与癖好。放眼望去，像一群敛起翅膀的乌鸦，满目老气横秋的断代史。皮鞋是复古，更是新生代，混迹街头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当中，光鲜，也扎眼。灰溜溜的布鞋在皮鞋面前集体失声，仿佛出于羞愧而保持朴素的低调。高跟皮鞋和布鞋走起路来，简直天壤之别。布鞋平底，走路无声，实在有，也是尘土踩落的声响，扑、扑、扑……像一个仆倒的人，每一下都埋没在悲哀的尘埃里。布鞋出门，为的是谋生，拿了粮本去粮站排队提回油桶背回大米，东奔西跑一身拂拭不去的疲惫。皮鞋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腔调：脊梁笔挺，挺胸、收腹、翘臀，注意保持美妙的平衡。皮鞋出门是炫耀，是显摆，是给虚荣心提供足够广大的舞台。看吧，密集的人流里，爱出风头的黑皮鞋总能拔得头筹，得意扬扬暴露美丽的行踪。一双女式黑皮鞋，意味昂贵、高雅、现代、时髦，更是态度和立场的确立：自绝于农村的沉闷乡土，融入繁华都市的新风尚。光可鉴人的黑皮鞋，大摇大摆又不无慌张地，向身边投去羞涩而明亮的一瞥。

　　不是所有女人的脚都有福消受皮鞋的质感，有皮鞋的女人仅是极少数，是女人中的凤毛麟角。皮鞋们出席最多的是张灯结彩的婚礼、逢年过节探望亲戚时被话语铺满的街巷。母亲参加婚礼的概率极低，亲戚们都太远了，远得在县城根本看不到他们，走街串巷殷勤往来的机会几近于无。可这些并不能说动母亲，放弃拥有一双皮鞋的打算。

　　皮鞋，有如一叶扁舟，飞鸟般射出寂寥的水域。母亲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一件事：惊世骇俗。从衣装到灵魂，从梦境到现实，她的冀望和窗下的大丽花一样绚丽而热烈。母亲隐忍负重与默默流汗的毛驴同出一辙，她撒欢奔跑，昂头歌唱的模样也有毛驴的性感和色情。如同传说中善变的精怪，那些神秘得仿佛有天大事情降临的日子里，浸透油盐酱醋味道、蓬头垢面的母亲摇身一变，在我目瞪口呆的注视下，蹬起亮光光的高跟皮鞋，衣装光鲜地走出门去，她从破败的旧屋中挣脱而出，像妖冶的蛾子，翩然而去的一霎，遗弃掉丑陋不堪的蛹蜕。

　　一路上我们心急火燎，不，兴致勃勃——海报上大肆宣传、神秘渲染的电影将在十分钟后上映。事隔多年，我仍心存感激：作为一方父母官，那位不具名姓的领导，得多么巨大的勇气啊——在陈旧得近乎破败的八十年代的县城小镇上，兴建了适宜做梦的、星空般有着高高球状穹顶的电影院——像布道的教堂，像华丽的宫殿，像广袤的天宇，唯独不像县城本该有的样子——有没有人话里话外敲打他，批评他不务实，把宝贵的金钱浪费在这么华而不实、在一个孩子眼中足可媲美富丽皇宫的电影院？农业社会的残阳拖着留恋的余绪扫过长街的喧闹和寂寞——宽大的马车、轻便的驴车或者一头沉稳寡言的牛拉拽的板车，摇荡着也许空无的铃声，车把式臂弯里插着那杆长鞭，从这座吞吐梦呓、吸纳了西方建筑元素的梦工厂外面沉默而又喧嚣地流过。

　　你相信么，热衷做梦的人在影院里打发了一个时代。我扳过手指，在岁月的缝隙搜捕那些有幸记取或者无意遗忘的电影：《天仙配》《追鱼》《柳毅传书》《珍珠塔》《珍珠衫》《唐伯虎点秋香》《王老虎抢亲》《三十九级台阶》《红牡丹》《嫁不出去的姑娘》《甜蜜的事业》《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倘有耐心数下去，我会吓自己大大的一跳——我完全能追回整个八十年代的半部电影史。古装、现代、国产、进口、爱情、凶杀……所有的故事，都有美丽姑娘和曲折爱情峰回路转的热情相拥。

　　影院入口的那片空地上，迷人的叫卖声多么令人回味。“五香花生米——”“糖葫芦——”“冰棍，不甜不要钱——”男生、女声、浑浊的、清脆的，拖着韵味满满的尾腔，在此起彼伏的头顶久久地盘旋。小小的一块水泥空地，是咸淡炒货和糖果的集散地。花生、瓜子、糖葫芦、祭灶糖……各种味道交相混杂，共同决定了电影上映时，影院空气酸、甜、咸、淡的味觉浓度。这些端一把杆秤、或蹲或站的可爱小贩，绝不是电影放映前枯燥难耐的农业科普加演，而是品尝电影这道正餐前不可或缺的甜品，佐餐的调味剂。我坚信，有零食参与的电影能提供更多感官的享受。噼、啪——零落的脆响过后，腾起一片细碎的籽实的喷香。我的味蕾先于鼻孔感受到诱惑的存在，胃肠开始蠢蠢欲动。在我小声的央求里，母亲严肃地喝止我：“看电影吃东西，野蛮人才那么干！”好吧，为了维护她的、我们的莫须有的尊严，我果断咽下口水，坐回她瘦嶙嶙的怀抱。我得时刻小心，万不能踩到她的脚，皮质的光亮在黑暗中目光般咄咄逼人。

　　母亲克扣菜篮的娴熟手段是一个永远的谜。她有办法打点一日三餐喂养我们的肠胃之余，省出闲钱赶到邮局门口绿色的书报亭前，购买《大众电影》《八小时内外》这些刊物。夜晚动荡而安宁，像温柔而深邃的海浪，一波波翻涌的梦境，漫过白昼坚硬的阶梯，轻柔地拍打着平常的屋顶和灯火，淹没、包藏起似是而非的人间。灰头土脸的青年女工远离喧嚣的日光和矿渣，卸下白天的甲胄。散发汗酸味的衣物洗得干干净净，齐整地挂在晾衣绳上。母亲舒展地趴在床上，翻阅有着硬质插图的刊物。插图由一幅幅彩色照片组成，硬朗的纸质抚之不够。我惊讶地看到那些红极一时的面孔：龚雪、潘虹、张瑜……龚雪唇红齿白，牙齿白亮得让人起了明媚的忧伤。照片近在咫尺，如兰的呼吸漫过娇艳的唇，吹拂上我的脸颊，痒酥酥的；大气的潘虹眉眼中充溢静湖般幽谧的隐忧……张瑜百看不厌，她那么漂亮，肌肤如雪，吹弹可破。朴实的青春没有整形手术的参与，难为她，天然长出秀气的精致面孔。帅气的郭凯敏和她坐在一处，天造地设的一对。母亲的眼里泛着光，慢慢翻看、欣赏着。她不时停下来，仔细端详、审视着和漂亮面孔有关的一切，从发型到服饰，从款式到面料，甚至纽扣的精致花纹都不放过。透过这一切，她敏锐地捕捉到时髦的都市风潮，闻嗅到社会隐隐变化的气息。

　　灯笼袖、泡泡肩、鸡心领、喇叭裤、童花头、长波浪（卷发）……这些简朴而又流行的美学元素具有魔幻的感召力，那么轻易地唤回我幼稚的童年。那时候，，夸奖穿得体面、讲究，那就是一句话，两个字：时髦！没多久，港台电影纷纷引入，新颖大胆的着装令人瞠目：“啧啧，怎么穿得出去啊？”暴露的、三点的泳装不说了，金光闪闪的露背礼服，发丝颤巍巍的“爆炸式”，纤细的高跟一不小心就得折断吧，真让人担心啊……睡不着的夜里，心底痒痒的，浮出招摇的水草。街头巷尾一夜间自创新词——港！“你看某某家的大闺女，穿得真‘港’！”无论时髦，还是港，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洋气。“洋”意指舶来的，非国产，如果在县城，也很可能意味霓虹闪烁的大都市气息。蜂腰长腿、丰乳肥臀的摩登女郎身着暴露的衣装——潜出夜色的美人鱼，幽幽地，穿过散发海腥味的时代长廊，来到灯火通明的舞台和街道上，艳丽的红唇充满欲望的挑逗……这一切，都是再过几年的事情。

　　昏倦嗜睡的晌午，她避开熟人的眼目，腋下夹着裹好的衣料（满脑子她在那些夜晚捕获的新异元素，它们琳琅、闪光，每一阵风来，摩擦出叮叮当当的脆响），小心推开县城响当当的裁缝铺。店铺临街，和名头不相称地低矮，进深一反常态地且深且长。人抬腿进去，感觉掉入挖好的深坑，定定神，幽昧的光线清凉地流遍周身。一抬头，身量矮小的老裁缝在柜台后面看着你，突然的造访并不使他感到惊奇。他好像一直坐在这儿，等待一个又一个找上门的不速之客。他（她）们都是他无言的知音。流畅妥帖、曲线玲珑的线条便是他技艺独到的高山流水，巍巍乎，汤汤乎，尽在一条尺子和剪刀之间无声流转。没有多余的话，量体，裁衣。小老头儿神气十足地提过颈间的卷尺，在母亲的胸口、腰间、臀部飞速地旋了两旋，抓起圆珠笔，在字迹密麻麻的本子上添上一组数字。那是一身蓝色的毛料。很多年，母亲穿着它翩翩过市，毛呢的挺括，垫肩的挺拔（我头一回听说这个服装界的新名词），纯正的藏蓝色调，给母亲增添了典雅的魅力——至少，母亲是这么认为的。更为越轨的是，她胆大包天地做了一条民国阔太太的旗袍，高高的开衩在大腿一侧适时收拢（母亲审时度势，与聪明的老裁缝合谋，将几乎豁至髋部的剪刀衩儿，聪明地加以改良和保留）。与那身毛呢西服不同，这件美丽的、闪着亮光的缎面旗袍，寂寞地悬挂在卧室的衣橱里。无意中打开橱门，恍惚间骇上一跳：一个优雅的女性背影，静悄悄悬置于不见天日的衣橱。真是罪过，脱俗的美丽，注定它无法穿街过巷遍走人间的孤寂命运。

　　卑微世俗罕有场合呼应旗袍丽人般的出尘气质，母亲苦心经营又为哪般？父亲在外地工作，一个月回来待上一两天，两个月回来一趟也是家常便饭。质朴的矿工怎能欣赏烟视媚行的旗袍，何况露出一截白嫩大腿的还是自己老婆？撇开父亲的感受不谈，工厂之外的业余时间给繁重的家务填满，男人的、女人的家务都挑在她被丝滑的缎面旗袍包裹的肩头，磨也磨烂了，她不会不知道，才像收藏艺术品那样小心地把它挂在卧室隐秘的衣橱，就为偶尔的空闲，独自打开橱门，心满意足地看上一眼？

　　名不见经传的美工，落寞的幕后英雄，在不见天光的阁楼上，绘制出一幅又一幅经典镜头。他不高明的笔墨一点没有虚掷，人头参差的观众里，他得到了我母亲这样一个热切的关注者——巨幅海报上，遍身红彤彤的宝玉头顶璎络，粉面含春；黛玉姑娘低头沉吟，一脸有所思的娇怯。母亲脸上似笑非笑的笑意与黛玉如出一辙，她远远“斜睇着”，一脸沉醉，像在这两个人身上获得某种隐秘的补偿。母亲领着我，徒步经过自东而西水流明净的沙河、下坡处的豆腐坊、胡同似的狭窄街道，走上县城蔬菜和调料混合马粪气味的喧闹的主街，一直走到这幅古装海报面前，站在那儿，再也不动了。

　　或许偏狭，或许固执，或许根本就是谬论，母亲张扬着个人主义色彩的审美趣味里，越剧“宝玉哭灵”片段，以徐派为正宗，容不下第二个人、第二种唱腔的演绎。徐玉兰风流俊美的扮相是留存于记忆的黑白经典，永不褪色。座无虚席的黑暗中，母亲的热泪在黑框近视镜后奔涌而下。你若像我母亲那般掏心掏肝地热爱，就明白我没有丁点儿夸张——眼泪汇成溪流，也能汇成汪洋大海，举起狂澜冲垮现实龟裂的堤岸。

　　巴基斯坦电影不乏诗意的坦白，——《永恒的爱情》。真是的，爱情就爱情吧，居然说是永恒的。一路上，我左右张望着，寻找卖炒货的推车，手举吃食的小孩一脸馋相的可恶神气。我小小的脑袋瓜里忽而浮现一个气泡：爱情是什么？像静止的眼镜、挂钟、玻璃鱼缸，庄重肃穆却把人照得奇形怪状捧腹大笑的哈哈镜？永恒呢，更无从理解。母亲说和“永远”差不多。可“永远”深不可测，任凭我踮起脚尖，还是看不见未来的头顶。银幕变幻的光影中，我躺在母亲怀里，不知不觉睡去。蓦然醒来，愣怔地看上一阵儿，歪头又睡。巴基斯坦女人都是美人胚模打造的，美人是美人的无限复制，一个更比一个漂亮，一个和一个一样漂亮。女主角是美丽的、忧郁的，“情不起所起一往而深”。王子还有什么好说的？除了完美还是完美，他既有凡夫的热情又有教徒般禁欲的圣洁……哎呀，我简直忘了要说什么。命运时不时跑出来与人为难，哪怕她是绝无仅有的美女——死神冷着脸，拿走活泼滚烫的生命。最有杀伤力的悲伤反而是安静的——他抱住她凉下来的身体，在美丽乐音中追随而去……这时候，隐隐传来奇怪的声响——越来越重的吸鼻子，擤鼻涕，抽抽噎噎，像我家屋檐雨季里淅淅沥沥滴下的雨线。我回转身，天哪，是母亲，座无虚席的影院里，当着不相识的人，她耸动的肩膀一顿一顿，全无顾忌地哭泣。她用手帕捂住哭红的鼻子，拉起我，头也不抬随着散场的人流走向黑暗的街道。夜风吹来，凉爽而提神。那些人涌到街道上，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一滴水、无数滴水就这样消失于河流。街道上除了母亲和我，就是脚下被路灯拉得忽长忽短的影子。影子是我们拉扯不开的亲密伴侣，在黑夜，它更像居心叵测、出卖我们的犹大。脚步越来越快，越来越吃力。母亲小声叫我，看看可有人尾随。我回过头，瞪大眼睛，支起耳朵——幢幢黑影中，脚步沙啦沙啦走得飞快，像密雨疾走，像树叶翻飞。母亲终于攥紧我的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起来，那段魂飞魄散的街道在多年后的笑声中被我们一遍遍经过。母亲瘫坐在椅子上，苍白脸色，大口喘气，咕咚咕咚灌下一瓢白水。

　　母亲急巴巴盼望父亲回来。结婚多年，身边这个男人木讷寡言，缺少爱情的教养。她将之归结于父亲的贫苦出身。父亲姊妹七个，那些年全靠祖父的挂面作坊勉力支撑。祖母这个来自乡下的粗粝女人，对孩子尤其缺少疼爱。三姑的鞋子烂了，一根草绳把鞋底和鞋帮捆在一起去上学这件事，是母亲拿来谴责祖母失职津津乐道的笑谈。自幼亲情的匮乏使得父亲情感线条过于粗放，现在，她既然嫁给他，他既然和她来到同一屋檐下，就得接受她的教化——眼下的电影是最好的教本。生生死死，追随对方的身影，连死亡这道无法填平的鸿沟都可以被爱情逾越。

　　《永恒的爱情》果真是永恒的，好像在我们县城住下了，从气势恢宏的影院到寒酸简陋的礼堂，一遍又一遍轮番放映，还是不肯走。电影放一次母亲的焦虑就更甚一重。她担心电影明天走出我们县城小镇，再也不回来了。是啊，电影迟早会离开我们，神秘的胶片将流落到另外的县城，在陌生的人群中开始新一轮上演。下了火车的父亲风尘仆仆的屁股还没落定，母亲就再三再四地催促上了。她几乎连推带搡把父亲拽出了家门。父亲在母亲的陪同下，完成了唏嘘不已、五内俱焚的爱情祭奠仪式，母亲再次流下了“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滚烫热泪。母亲还不放心，她叫父亲谈一谈观感。她特别强调，要诚恳，有真情实感。她威吓说，倘有半分敷衍，她一下就听得出来！母亲听出来又怎么样？还要实施酷刑不成？我家又不是渣滓洞白公馆，自然也没辣椒水老虎凳。父亲怕她啥子哟？但我知道，这简直要了父亲的命！我想象他被母亲缚住手脚，架在火上受刑，像滋滋冒油的烤鸭、红腾腾的蒸蟹，像煮熟的对虾。我全不记得父亲如何结结巴巴、词不达意、连哄带骗蒙混过关。我至今为父亲叫苦：真格的，母亲怎么就不明白，我老实巴交的父亲除了足额上缴薪水，给冬天的火炉备足劈柴，写字条叮嘱天寒加衣之类的琐事，哪有闲情和胸毛飘荡的外国佬儿一般，一身鸡皮疙瘩地说：“我爱你”，或者“你爱我吗”？他要真的那么干……当然，他就不是我爸！

　　

《琳琅年代》创作谈
文／刘萌萌

　　我一直以为，八零年代是一个美好的春天，那儿也是我童年的诞生地。童年记忆贯穿起几条或笔直或迂曲的街道小巷，街道上永远往来看似忙碌而无所用心的人群。经由这些七拐八拐的街巷，我随大人去过菜市场、布匹商店、国营照相馆，有绿邮筒的邮局，新华书店，去得最多的，是跟从母亲到镇子上唯一堂皇的两层建筑——电影院。
　　是的，我的笔下，母亲的形象一再出现。不妨说，母亲是我整个童年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导师。她的存在，她的举手投足，她的言说行止，她的坏脾气与急性子，还有她身上那点儿一直不曾被粗粝生活磨损的文艺气质，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当我注视母亲，就是在注视童年，当我注目童年，眼前必然浮现母亲年轻的身影。
　　母亲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那把笨重的铁锨，难为了身形瘦小的她。她时常矿工，在80年代的考勤表上画下密集的蓝叉，带着我，意气风发地赶往电影院，赶往一场又一场迥异的人生。借助于一幅升高的银幕，我把目光一再抬起，在高于贫瘠现实的地方，我看到一束精神的辉光，淡淡投影到母亲的脸上、我的身上，以及座无虚席的影院里。电影教会我很多，比如善良、正义、审美……在一个儿童的内心，种下向往的种子，使她在成年后，仍拥有一双在理想中穿山掠海的翅膀。尽管文章书写的是母亲，是她想尽办法挣脱现实的桎梏有意无意作出的种种努力，实则倒是童年的我更多受惠于电影，受惠于母亲的耳濡目染。
　　感谢母亲，她给予我一个看似消极实则浪漫而且具有洞穿现实力量的童年。
　　

原载《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