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芳华》：纯粹的人性善良叙事

李隽

木条结构的简易靠椅，淡黄色的净面墙，两张善良的脸孔。你能抱一抱我吗？一个符号的声音；另一个符号伸出一只手，搁到了她的肩上。两个善良符号的相互吸引，紧紧地感知在一起，组成一个新词：爱情。镜头停在了这里。全剧即将结束。这个极为简单的结果，指向了一部长达136分钟的电影美学：超越历史决定论，超越两性情感经营的纯粹的人性善良叙事。
宣传车架着标语，喊着口号，招摇过市，文工团里却欢声笑语，少男少女们的活泼开朗情绪仿佛置身桃园，以至我都不敢相信那是生活在那个年代，倒有一点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犬儒。我们看见，刘峰穿过游行的人群帮食堂捉跑到大街上的牲猪，与游行的人没有冲突，没有对话，仿佛是两个世界里的人。领袖人物逝世除了一个慢镜头描述的墨一样流淌的黑纱和画外音提示，并没有进入情节，也没有干预人物，仅仅只是一个时间性符号。对越自卫反击战，没有塑造英雄，也没有刘峰与何小萍的感情在场，仅仅只是提供了一个时间的长度，提供了一个事件或者题材，延展了人物的历程。更为突兀的是，并没有一个会议、一个文件把刘峰定为“活雷峰”，他不是政治运动树立的榜样，他做好事，只有人性中固有的善良。被调走时，他毅然扔掉那些奖给他的荣誉，就是毅然扔掉社会性，抽象出纯粹性。这样把历史和人物有意识地割裂开来，在美学上颠覆人物形象的历史决定论传统，在我的阅读经验里似乎是首次接触，虽有新意，也是大胆探索。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里，有一个基本的经验：那就是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可否认，人是社会的人，人性脱离不了社会性，即鲁迅先生所言，人不可拎着自己的耳朵骗自己说我离开了地球。因此，要把一个人物写得血肉丰满，尤其是要写出人物思想，以达到表现主题的目标，必须要找到这个人物在性格和观念等方便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这方便下足了功夫。比如张艺谋的电影《归来》，无论是男女主人公和他们的女儿丹丹，都是直接活动在一个典型的社会事件中，即劳改犯陆焉识在一次农场迁转中逃跑回家，整个故事也由此展开，人物的行为、表情、心态，无不与那个时代紧紧相连，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当然，黑格尔在其《美学》中，也提出了人物性格的“定性”理论，即人物自身有他相对独立的内在的一贯性。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把人的精神世界当作一个独立于外在世界的绝对精神来描述，自然就会遵循人物内心世界独立的发展逻辑。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比如一个性格执拗的人，也是一个彻底的感性主义者，他只遵循自己的内心和感觉，周围的客观环境以及别人对他的看法与评价，影响不了他，动摇不了他。他们确实难以与社会达成和解。他们的后果要么被环境改造，要么改造环境。
何小萍就是一个被环境改造的人：父母离异，父亲失去自由，她成了孤儿。凭着舞蹈天赋好不容易进了部队文工团，以为穿上了军装就没有人欺负，哪知部队并不在天堂，没有她渴望的公平：她没有登台的机会，成为了一个服装管理员；在生活中不被理解，不被原谅，还处处受到歧视。慢慢的，她的天性的善良转化成了软弱与退让：不管队友如何刁难她、冤枉她都不吭声，哪怕原谅她也不解释；好不容易有了演主角的机会，她装病，她放弃：心已死，没有了表现的欲望，连挣扎的勇气都失去了，只想躲在一个封闭的角落。在越战的血与火中，她只是凭着自己的善良本色做了眼见的事，她不求功名，不求赞扬，甚至不求理解，却意外地成为英雄。正是这个与自己的“定性”根本不相符的称号导致了她精神失常。
刘峰是另一个类型：想改造环境的人。帮人带东西，不辞劳苦；帮做沙发，不计报酬，以致整个文工团都少不了他，把善良打造为积极入世的正能量。在越战中本可以安全撤退，但他没有，坚持留在阵地，拿命来换取爱情拒绝者林丁丁对他的歌唱。林丁丁果然唱了一支《英雄赞歌》，代价是失去了一只手。城管收了他的车，罚款两千元，他没有选择退让，而是与城管产生冲突，要讨一个说法。他是一个失败者，也是一个抗争者，一个改造者，一个强者。他身上的同情成分比何小萍少，但他身上的悲剧成分比何小萍多。
影片坚持一种客观、冷静的叙事，包括剧中人萧小穗的画外音叙述，语调极为平缓，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和情绪，也不加任何立场和语言情态。叙述的顺序遵循了时间的自然流逝：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开始到2016年结束，时间跨度半个世纪。这种美学态度不管是不是在刻意回避什么，反正恰好表达了人性本善的存在论哲学。也许，在那个时代，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都找到了他们上演的舞台，就像两列火车，在各自的轨道上，一列向南，一列向北，背道而驰，却又难免相撞，酿成剧烈的车祸灾难和人员伤亡。在网络评价里，给何小萍打分的人要远远超出刘峰，作为一个观众我跟他们一样，但作为一个评论者，我宁可舍弃血肉丰富的何小萍，也要选择作为哲学符号更浓厚的刘峰，他给我的满足感更甚于何小萍。理性告诉我们：人的善良意志的形成，更多地是凭借其自身的善良因子，未必全部决定于社会和历史所给予的苦难，即使何小萍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和打击，也未必就一定能造就一个善良的何小萍来，也有可能造就一个更狭隘、更阴险、更毒辣的平庸之恶来。反过来，那些丑陋、邪恶的人也未必都没有经历过苦难，背叛自己的苦难或直接把自己的苦难转嫁给他人的人有的是，如果把形成人的善良或丑恶的原因都归于历史的原因或社会性，那么那些罪人就有了完全的理由逃脱应有的责任甚至追究与惩罚。
刘峰与何小萍相爱了，又一次满足了我们民族的大团圆式的美学结局。可是，他们没有结婚，好比苹果手机的背面：那个苹果被人咬了一口。不完美的美才是完美。婚姻也只是一个组织形式，一种社会形式，它的本质与社会、历史的本质如出一辙，它们都是纯粹的人的对立面或者枷锁，纯粹的爱是没有这套枷锁的，甚至无需沟通、理解、耳并厮磨。当刘峰热情地把何小萍接到文工团，作风霸道的分队长强行要求何小萍跳一段时，刘峰阻止分队长的行为，关心、呵护一路劳顿的何小萍，我们以为两人的爱情从此开始。事实上不是。此后，何小萍在团里一直不受重用，受人欺负，并不见刘峰怜香惜玉，打抱不平。刘峰诡异地爱上了林丁丁。人与环境、与社会之间存在隔膜，人与人之间存在更深的隔膜。因此，林丁丁出人意料地拒绝了好人刘峰，我们都没有以为她会拒绝，不仅拒绝，还落井下石，致使刘峰这个人物形象的轨迹出现逆转：受到处份和调离，受到众人的嘲讽。何小萍这才被唤醒：原来这么好的人、这么红的人也不在环境之中？原来刘峰的命运跟她的命运内在相连？这是何小萍第一次对刘峰产生认识，并不是情感认识，而是理性认识。她大声说给别人听：刘峰，明天早晨我送你！不是向刘峰示爱，而是为刘峰打抱不平。在一般的爱情叙事里，战争是反衬柔情的最好载体，可是剧本并没有给刘峰与何小萍这两人机会，而是让他们各自独立地去完成自已的人性深处的善良。好比在不同的庙宇修行，等到各自修炼成熟了，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到时，大家也欣然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原来他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这种恋爱模式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经验背道而驰的命题，同时也是对当前那些物质主义、世俗主义的浅薄的爱情观的嘲讽。真正的爱情绝不是“男人赚钱女人花”，合理的婚姻也不是“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美貌如花”，而是两颗善良的心的烛照与共鸣，距离再远，远不过心的接近和碰撞，没有心的碰撞，天天在一起也是互为不见，甚至厌烦，比不在一起更可怕。所以，我们听到萧穗子最后的声音：只有他们在一起表现出比其他人更多的淡定、安静与快乐。这不仅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情感联系，也是与全剧所表达的美学思想的完美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