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家（12）

朱海明

                                              我的一家（12）
                                                朱海明
      提起爹的胞兄，我的大爹（伯父）朱占忠，说来话长啊——
      清朝曾大修寺庙，所以抬头营除了天齐庙、老爷庙（关帝庙）、龙王庙、火神庙、城隍庙、老虎庙、娘娘庙外，还有一座白衣庵。大爹小时候给白衣庵挑过水（其时白衣庵是澡堂子），所以压出了一个半驼背，身高也定格在160公分，这是大爹的终生遗憾（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是革命英雄），所以他常提起白衣庵，我也就记住了白衣庵。
      七·七事变后，日本飞机曾轰炸抬头营，有一颗炸弹曾卡到文同工胡同一家房梁上，没爆炸。西街汪振云（战友汪振立的本家，抬头营卖饼裹肉的，如果活着90多了）被跳弹击中屁股，后来人称半拉屁股，我管他叫叔，见过他坐在门口拉二胡。而我们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九口人被炸死在白菜窖里。就在城隍庙往东，离后来我家（抬头营大南街51号）不远。为了报仇雪恨，大爹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听他说追上了邓华的队伍（邓华，开国上将，曾配合冀东暴动，开创冀东根据地，后任纵队司令、军长、兵团司令、志愿军副司令）时间应该是1938年年末或1939年年初。大爹打完日本打老蒋，南下时在汉口负伤，大约1953年末或1954年初复员回家（我真切的记得他在文同工胡同见了我，把我举起老高。哦。他的皮带卡子好亮啊，闪闪发光——后来有见过他的军功章，虽然很旧但是保存的干干净净。）当时他已经30多岁，误了大好青春，以致终生未娶。1978年未及六旬病逝在我家——不过还有比他冤的，他常提起他们营长，头顶有好几道弹槽的英雄营长，解放后回乡，无仗可打不久郁闷而亡。大爹给我讲了许多战斗故事，深深感染了我，让我更加崇拜英雄。后来我不去上工农兵大学而去从军，不能不说受了大爹的太大影响。
      1964年，大爹这年在我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和我住在一个房间，给我讲了许多部队的故事。他说打四平死了很多人，地上的血没脚脖子。他说打昌黎时，一个国民党女军官守在城门上，一挺机枪打的点射，1、3、5、7、9点射，打死我们很多人。后来我们从后面摸上去，那女军官放下枪站起身举起双手，老老实实当了俘虏。在押解她的途中，愤恨难消的战士杀了她，为死去的战友报了仇。是啊，虽然有俘虏政策，这样的刽子手也不能轻饶，应该让她死得非常非常难看。
      我们家在大南街，临街正房，以前肯定是店铺买卖家。门房旁的屋里带吊搭的——就是两大扇窗户内有同样大小的两块一寸厚木板，晚上放下来从里面挡住窗户白天支起来露出窗户。（大概有遮挡、遮蔽功能的器物就叫‘搭’吧，能避雨的房檐叫雨搭。吊搭晚上要支起来吊在横梁上，所以才叫吊搭吧）估计主要是防盗。吊搭上有一根横梁，有两个半尺多长的划棍儿托住支起的吊搭。支、放吊搭用两根棍子，1、5米左右，磨得溜光，肯定有年月了。支、放吊搭时一手用木棍支住吊搭，一手用木棍拨动划棍儿。支吊搭时高高支起拨动划棍儿托住吊搭，放吊搭时支起吊搭拨开划棍儿放下吊搭，很费力的。每天都是大爹支、放吊搭，后来我也学过，不行，危险。大概十五六岁时长大了有劲了才能支、放吊搭了，可是不久吊搭被毁了，木板做什么了记不得了。不过，大爹支、放吊搭的身影仍然清晰的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不可磨灭。
      大爹生前经常念叨，现在当兵真好，不打仗，还吃好的，天天呆着……这话经常想起，言犹在耳啊！
      大爹这话的核心、焦点是“打仗”二字，在他老人家的理念中，当兵的没仗打就等于没活儿干没事做就是天天呆着。换句话说，军队就是打仗的，不打仗要军队干啥。不过大爹，我们当兵的并没有天天呆着啊，除了加紧训练准备打仗外，还有许多许多事情要做啊。
      我最最敬爱的大爹啊，您对军队的意义和义务倒是有极为精到的理解和认识啊，虽然稍有偏颇，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很有道理的，属于淳朴而真挚的高见。
如果我们现役的官兵都像大爹这样想，当兵不忘打仗当兵为了打仗，不怕筑不起铁壁铜墙，又何愁祖国的海边防不永远坚如磐石固若金汤？
      1995年《秦皇岛日报》（责编田乐生，后来<秦皇岛晚报>主编）搞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征文，我的文章《我的伯父是英雄》上报并获奖，也算是对地下的老人一点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