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老太太

杨本堂

白老太太

白老太太
文/杨本堂

　　陈志彤从学校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听到这个消息，白玉洁手里的一摞碗“哗啦”摔碎在地上，被人抬进屋，半天才缓上气来。
　　白玉洁每天盼望着丈夫的消息，从日本投降盼到全国解放，丈夫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随着时间的推移，丈夫被捕的推测在有些人的嘴里越来越翻新。有人说他与人争教育科长，被诬陷通八路；有人说他参与了敌伪特别行动队的内哄；更有人说与教日语的女教师佐藤佳子有关。
　　没有人比白玉洁更了解丈夫，八路军解放抚宁县城，需要一份精密的抚宁城地形图，他是因为画这张地形图被捕的。他和上级是单线联系，白玉洁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怎么联系上就更难。
　　肯定死了，要是活着早就回来了。
　　北山上有丈夫的衣冠塚，每年清明的这一天，白玉洁带着儿子黎明来给丈夫上坟。点燃了纸钱，一声“叫不应的天哪”，白玉洁把身子扑向了坟包，烧化的纸灰像惊飞的黑蝴蝶，随着淒惨的哭声翻上翻下。
　　她的双手拼命地扒着坟土，恨不得把丈夫从坟里扒出来，问一问是谁让你画的抚宁地形图，画好后你又交给了谁，怎么没有一个人出来给你做证明。你究竟死在哪儿了，哪一天是你的忌日……这个时候，总会有心软的人来劝她，把她软塌塌地扶回家去。
　　白玉洁一天不如一天，头发白得像一朵爆开的棉花，四十岁的人活成了七十岁的老太婆。
　　一场政治运动，又把陈志彤的旧案翻出，一时间大街上贴满了标语。“打倒汉奸陈志彤”、“打倒叛徒陈志彤”，红卫兵的游行队伍路过白玉洁的门前，口号声无孔不入地钻进了小屋。
　　白玉洁躺在炕上，水米不进，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黎明没了主意，找来了对门的刘二婶。刘二婶说：“傻孩子，你妈的抬头纹都开了，人不行了。快去买倒头纸吧，再提壶无根水来。”
　　黎明哭着鼻子回来，刘二婶瞪他一眼说：“先別哭，有你哭的时候。快给你妈穿上寿衣，身子硬就穿不上了。”黎明哭丧着脸说：“外边贴着大字报，说我爹没死，去了台湾，我们家成了反革命家属。”
　　突然，白玉洁的肚子鼓了一鼓，长长地哼了出来，“水……”
　　刘二婶惊喜地抱起白玉洁，“黎明，你妈缓上来了。“
　　白玉洁睁开眼睛，环顾着四周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群孩子把我往楼上拽，这时候，突然有人说陈志彤还活着，去了台湾，我一下子就醒了。”
　　白玉洁死而复活的亊，成了街头巷尾的头条新闻。
　　白玉洁的身子骨一天比一天硬朗，闯过了九十二岁这道关。
　　老太太拄着龙头拐杖，三天两头来村委会一趟。这天刚下过小雨，脚下一滑，双膝跪在门前的台阶上。村会计急忙跑过来扶她，她不好意思地说：“幸好还年轻，要不摔坏了。”一句话让村会计哭笑不得，说：“您是年轻，越来越年轻了。”
　　村会计把老太太扶进办公室，老太太问：“有我的信吗，从台湾来的。”村会计苦着脸一笑，把一打信递给她，让她自己看。她翻了几遍，气得用拐杖“当当”地敲着地板，颤巍巍地说：“肯定在台湾娶了小老婆，不敢回来了……就是不回来，也该来封信呀。七十多年了，除了汉奸，我还有啥不能原谅你呢。”说着袄袖子抹一把眼泪，由村会计扶着下了台阶。
　　黎明从外边回来，发现老妈不在，问媳妇去哪儿了。媳妇说她去超市买鸡蛋，也刚进家，门也没锁，肯定去村委会看信了。
　　“你要瞒她到啥时候？”媳妇问黎明，“別看身子骨硬朗，可是熟透的瓜了，万一摔死在大街上，话是好说不好听呀。”
　　“是应该告诉她了。”黎明点点头。
　　媳妇往门外一望，“回来了。”说着打起门帘。
　　老太太把拐杖立在门旁，脱鞋上了炕，问儿子说：“我和你爹同岁，我还活着，你爹能先死吗？”
　　“我爹死了。”黎明终于说出来了。
　　“胡说，你爹在台湾，还活着。”
　　“我爹一九四五年就死了，死在北戴河的洋河套了，是日本人秘密杀害的。”黎明用钥匙打开箱子，取出一个小红本子，又说：“这是政府发的烈属证。”
　　老太太接过小红本子，戴上老花镜，上边白纸红印，字迹清晰：陈志彤同志为我党地下交通员，一九四五年三月被捕，同年六月英勇就义，特认定为革命烈士……
　　“我爹的上线是冀东十三团的田耕股长，是他指令我爹画的抚宁地形图，画好后交给了他，是他一九八零年给我爹出据了证明。”黎明低头说下去，“妈，原谅我瞒了这么多年，因为你一直认为我爹还活着，所以我和上边的干部说好的，不能在你面前说他死了。”
　　老太太眼窝里含着泪水，靠在被垛上。胸脯上平放着烈属证，纹丝不动，老太太咽气了。
　　“妈……”黎明两口子连喊了几声。
　　这一次老太太是真的死了，安祥地闭着眼睛，脸上平静得如一泓秋水……

杨本堂

谢谢文友们。
一生修得同渡船，爱的力量是神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