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与思考》

东山峰

《回味与思考》
翻看日历，方知道寒露已经过去了五天，霜降还有几日，但连续几天的小雨和寒风着实使我感觉到冬季已被憨实在心里了。窗户缝隙中窜进几丝丝寒意。入夜，秋风飒飒，秋水泱泱，半轮新月在乌云里飘移隐现。此刻，我则静静地坐在电脑桌前，享受着夜晚极致的宁静和孤独。这正如《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所说：‘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原来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
深夜，喧嚣的城市终于沉睡了，远处一憧憧浅灰色般的水泥森林大厦在霓虹灯的闪烁下，静静地显出一种朦胧的秃废之美。只有书桌上的茶杯热气和手中的香烟在燃烧着夜晚的寂寞，寂寞又延续着我脑海里的孤独。它给了我思绪万千的权利，从光阴深处，把岁月中一朝一夕极为稔熟的人生劫数和事件不断地浮现在眼前。
我并非喜欢重复过去那些酸楚灰心的事，只是今晚的孤独中，阴沉的天空和半弯的月亮所揉发出的那种情绪触发我对；“社教”和“文革”中关于对待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思考和困惑。
为此，有必要将1968年9月21日《解放日报》上刊登的《给出路的政策是无产阶级政策》摘录如下；无产阶级的政策历来是：第一，注意阶级成分；第二，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现在来看，这个政策的正确与否，真还值得商榷。特别是‘重在政治表现’的落实到位上，恐怕是令人扼腕叹息。
当时“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是“文革”期间耳熟能详的国家政策。但在社会生活的实际层面，“有成分论”是社会现实，“不唯成分论”则是一句空话，唯成分论成为那个时期主导国人社会生活的主要政策方针。
基于唯成分论，社会上有很多指称“另类族群”的名词，如今我仍能背诵出；“四类分子”、“五类分子”、“二十一种人”。最后一词涵盖范围最大，首先见于1967年发布的“公安六条”。鉴于上述定义，这足以让我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子女感到自惭形秽，非常恐惧了。每当出门或在宿舍外看天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再说话了。每当我说话的时候我却不敢再看天。我拼命抓住‘重在政治表现’这句救命稻草的话，漂浮在阶级斗争的漩涡里挣扎。这种挣扎固定了我的话语，回想起来，我在写它们时，有一种顺便而议，随笔而流，百感丛生，愀然不乐之感。
那时，在社会生活中，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决定个人的社会属性和生活方式，甚至生存权。出生好的人，可能会吉星高照、顺水顺风。出生不好的人，将会命途多舛，甚至连生活都举步维艰。这是一种现象还是一个实际的政策，这样做有何实际意义呢？它的影响究竟多大持续了多久？只感觉是命运造化弄人。
我能理解人生中许多苦楚，也尝过年代对我的偏心，亦觉得，曾经儿时和青年时机的伙伴关系之所以终结，究其根本，是我都看清了，那条从前微弱但后来宽深的阶级成分划分和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的深沟。
已过甲子之年，按理，早已过了过分关注外貌、年龄、职业和过去的一些坎坎坷坷，但是在我每一次年龄阶段的寻常中，因为创伤贴在心里，偶尔还是会有种岁月的疑惑和沧桑感，可伤感袭来，仿佛快要窒息了。好累，心累。而最为直接的，就是令人联想起曾经拒绝和批判视野中的蹉跎岁月，尤其是“文革”时代的梦魇年代。
还是童年、少年时代，小学尚未毕业，阶级成分的划分“如火如荼”，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我似乎就变成了一片狼藉。周围，被窥视、被窃窃私语，讪笑所充塞的政治空间里让我无所遁形。
在此，有必要将‘划分阶级成份’做一个简单介绍；【划分阶级成份】是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即1950年8月20日，政务院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全国农村全部开始划分阶级成份。按规定，凡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为地主。其主要剥削方式是收取地租，占有或租人土地、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参加小部分劳动但主要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生的为富农。占有或租人土地、有相当工具、直接从事劳动并以此为生的是中农。租人土地来耕作、有不完全工具、受地主、受农剥削的是贫农。全无土地和工具、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是工人(含雇农)。同时，《决定》规定：18岁以下的少年和在校青年学生，一般不划成份，只划分家庭出身；地主、富农在土改后服从法令，努力生产，没有反动行为连续5年与3年以上者，可按有关程序改划成份。
终上所述，成分的划分即把所有的富人，不管其道德高低，善 恶与否，都划分为地、富、反、坏、右；把所有的穷人，也不论其道德高低善恶怎样，一律划分为工人、城市贫民、贫农、下中农。划分的结果是两极分化？出生好的即所谓‘红五类’。从此，头顶上戴上了一顶家庭出身“好”的光环。而地主、资本家、富农则截然相反，从此头顶一顶“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帽子被重重地压在心理上。
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我，其父母亲能接受高等教育肯定家中有其财力支持，而有财力必定是地主、资本家之类。但我是生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听党的话，思想上一片爱国爱党之情，真想拥抱社会主义社会。多少次，我仰慕‘红领巾’低头不语，看着‘红卫兵’臂章羡慕不已，闪光的团徽淌着我的眼泪，党员的身份更是遥不可及。参军、读书、招工都被拒之门外。此后，我只能充塞在这种环境之中而黯然伤神。于是，我灵魂般祷告，祈求宽恕带有旧阶级烙印的痕迹不要跟随。然而，昨日的社会沉沦于宿舍、学校少年时代的伙伴们，却面面相觑依旧彼此充满了成分划分的仇恨而表面厮守，背地里却被指指点点，房门口被人贴上了父亲被楸斗挂牌的照片，一句‘你屋里被抄过家’的话，顿时让我肾上腺素猛增，心跳与血液流动加速，然后哑然失色，并悄悄的收起年少顽皮打架的习性。

不久，‘处易备猝’的事件还是接二连三汹涌般涌来，最终冲垮我年少惴惴不安堆起的心理防线，事情，变得比《1968》年时被‘抄过家’还要糟糕。父亲被打成旧知识分子、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关押在单位猪棚里，工资也被扣发，母亲的命运也好不到那里去，两个姐姐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家里只剩下我和哥哥两人，每个星期一元钱的伙食费成了我们全部的生活费用开支，就连走路、说话我都得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生怕被别人抓住把柄上纲上线。记得有一次去附二医院挂号，出门后看见厕所旁围了许多人，听说是有人写了‘反动标语’于内，为避嫌，于是我马上绕道走开，离了这是非之地。即使平常讲话，也得在前面加个定语，比喻说‘天气’变化，你得说；今天天气会变，而不能说‘会变天嗒’，否则就会厄运当头，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自从父亲被关和‘抄家’以后，我总是非常小心谨慎以至达到害怕不安的程度，年少的心灵里有种崩溃的感觉。懵懂之年竟要与政治运动的邂逅到再遭遇人性丑陋之间的演变。这一切，让我措手不及，我抬头看着天空，再环顾四周，儿时出生好的伙伴有的都带了红小兵、红卫兵符号，年纪大一些的进了工厂甚至参了军，而他们的家长都是工人驻校‘宣传队’代表，就连他们在宿舍走廊上走路的声音都带着趾高气扬的响声，而我是万念俱灰，就连自己身边的母亲也被集中到河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学习而咫尺天涯。我也只悄悄地能躲在父母被隔离的日子里偷偷地哭泣。
72年，初中毕业后，16岁便下农村去当了知青。为了“将功赎罪”，我将从没干过苦力活的身体拼了性命式的图表现，挑比别人更多的土，扛比别人更重的东西，比别人出更多的工，连我回城的鉴定表上记载的（一到十月份出工为286天）。我所做的这一切，无非是想得到灵魂的救赎。虽然有时候意识处在垮掉的边缘上，但我仍然咬牙挺住体力劳动的摧残。最令我难以忍受的，还是政治上的歧视，精神上的孤独，文化知识的缺乏。
透过那些岁月的真实感受，我感觉自己每走一步都是负重而行。历史在身上鞭打出深深的伤口，折射出那个时代对人性欲望和需求的扭曲及压制。我懂的了幸存的可贵，知道只有亲身经历了苦难，才会懂得不让苦难重来是多么重要，才会知道当时社会太多的颠倒黑白和人性的堕落。
其实，那个社会背景的磨砺下，我已经完完全全褪去了年少的懵懂，脱去了青涩的朦胧。在劳动的改造中，把旧知识分子出生的烙印放在灵魂炼狱中得到了彻底的净化，仿佛间，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青年农民形象。说实话，三年的知青生活，还是不适应阶级‘成分划分’的巨大压力，一次次出色表现，一次次信心饱满，却又一次次落入不受信任失败的幽幽深谷。我望着自己入团申请表格的‘泥牛入海无消息’，盼望着想当兵入伍填写的血书，都被满目红叉的‘成分不合格’而抛弃，年代的敏感性在此被展现的淋漓尽致。这种无情的委屈，一个个像要张牙舞爪地冲来，闯入我的心扉，将我的自信心一点点的啃噬。
可即便迷茫尴尬，政治环境的因素依旧揣着我。总有些时候，我不再相信‘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承若了，可在心底我还是会有所期盼。我跨不过成分划分的设置，只能继续救赎自己的明天。
还是那年的深冬，冰雪覆盖了整个山峰，坐在清冷的冬日下，默默泣然，想着自己的家庭出生，心里默默地摇头哀叹当时‘唯成分论、血统论盛行的形式’。然而，这一切还是被一种成分划分的制度，或者说带有封建时代的贱籍的翻版而堵死。不管我再怎样图表现，再怎样洗涤自己的灵魂，成份论政策的实行，限制出生不好之青年进入社会上升通道，并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
尼采说过；极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惟有此种痛苦，才强迫我们大彻大悟。回归于当下，人变得成熟、自觉以后，逐渐会意识到人生其实从来不曾离开过磨难而只眷顾自己。无论是我的出生、我的成长、我的相爱还是我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苦难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我生命的一隅。我想，生命中，许多人都经历过异样的磨难，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想尽办法去抵御或者去面对，最后甚至可能还会延续自己的说不清的烦恼。也许，苦难是造化对生命的诅咒，只有理解与包容才是化解的唯一出路。
推此及彼，当我再回首时，沉淀的不只是记忆。那些惨烈如风的往事，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都在冥冥的思索中飘然而去。悲欣交集，人生之感悟。当一个人拥有了足够的生活阅历时，就能看得惯一切事件，以及一切人与事的奇葩，包括更诡异的状况，也能淡定听、看、触摸，不是麻木了，而是善于理性与平静。

话说回来，注重出身本来就是这个社会的常态，好歹建国以后的出身论是按照阶级而非具体家庭成员来判定，已经算是一种尝试，如果只是（当事者或是其本人）戴上这顶帽子也就罢了，任其‘自作自受’，然而，可怕的是他们整个家庭尤其是子孙后代却要为这顶帽子“负责”到底。并且从娘胎里呱呱一坠地，“地富子女”、“地富出身”的紧箍咒已经牢牢地套在我们的头上了，闪着“阶级火花”的烙铁就在我们身上烙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痕迹，我们从开始上学的那一天起，入学登记表上“家庭出身”一栏就已经注明了自己的身份，注定了我们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地富出身”也将随着我们的逐渐懂事而日加严重地在我们的心灵上投下愈来愈大愈来愈重的阴影；而在以后的升学、招工、招兵、提干、结婚恋爱等方面更是困难重重，“家庭出身”栏中将永远世袭着我们父辈祖辈的“身份”，不管我们走到哪里，这顶铁“帽子”（档案）将跟到哪里；也不管我们有“辜”也罢，无“辜”也好，只要自己的出生撞上阶级斗争成分纯洁的平台上加霜，平台爆雷之后，我就只能处在惶恐与煎熬之中了。

历史总是被人写错，因此总是需要重写。实践证明过去‘成分划分论’的政策并不成功，它的终结，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页翻得太艰难，太痛苦，太波折，太沉重了。因此我想，那时之所以重视‘成分划分’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所造成的，但是过于重视就会造成偏激，极端化。从1950年到1979年，我们国家的所有人，一生下来就被定有阶级成分，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改革开放后，中央给地主、富农摘帽子，取消地、富子女的阶级成分，是一个划时代的人性化大进步。
环视宇内，历史发展的进程，都是起伏跌宕、错综复杂而又漫长，它贯穿了从我少年、青年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长达四十多年。现在，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端正思想路线着手，召唤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一切，即照见着我个人的奋斗之路，又从总体上照见了国家的奋斗征程。

思绪不由得告别那段坎坷的回忆，85年时，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入了党，接受了高等教育，拿了大学文凭，又有自己几十万字的文稿，车也换了几部，房子也越住越大，如今，我已退休在家，生活过得比较惬意，因此，我让过去的认识和看法故作鸟兽四散。现在我所回味与思考的就是；自己是谁，余生想获得什么，并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过去所发生的那些事都是因为历史重现而无法避免的。
《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政策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我自己也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有所转换，对过去有重新的认识，有思想的进步，有对生命更清晰与客观地理解，要有由浅入深的人生转换。人的一生，相对人类的历史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一生也只是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而已。我不介意将自己的经历放在烟火气息里历练，因为这才是人生最真实的样子，经得住不断打磨的缘分，才值得一生守护和珍惜。
如今，则眼释怀笑万物，为何还要回眸乱了思绪呢？尤其是人到晚年，经历过前半生的浮浮沉沉，也应该看透了这世间的落寞与繁华。如果自己还看不惯差异化，大概不是这个世界太缤纷的缘故，而是内心的包容还不够大，骨子里的格局还不够宽，一份智慧和涵养还不足以支撑起纷乱的生活节奏。
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别林斯基
2020.11.6草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