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草心没有眼泪1

绿叶草根

往事如烟，泪洒1977年。但是，那眼泪没有洒在外面，没有出现江州司马青衫湿那种情况，而是眼泪打肚中落。我是这样，爱妻是这样，和我们居住在一起的岳父岳母是这样，我的恩师赵季龙、苏天义和杨胜礼也是这样。
眼泪打肚中落，就不会有人看见，我的钢铁意志也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想笑话我的人，也就无由来笑话我的眼泪。我平生不是不流眼泪，我的眼泪只是在受到感动时才流。我的意志是钢铁，痛苦和磨难只能淬炼这块钢铁使之更纯粹更坚硬，挫折之泪何有哉！
但是，眼泪打肚中落，就会更加沉重，就会更加沉痛。
我十二岁读初中时，就有了文学梦、教师梦，即使十四岁初中肄业一直为求食、生存而“战”，也未放弃这金色的梦。十六岁上贵州，就是想圆此梦。
我在坝联教了两年半民办，代了一个学期的课，文革第二年，革了“伪保长崽崽”的命，我又回到了原点——家乡。在家乡又代课两年，也教不长。虽然如此，我仍然在此前后如饥似渴把《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通读了四遍。
教师梦暂未筑成，我以等外级社员的资格回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参加修理了十年地球。改革开放的春风，又为我点燃了大学梦，与教师梦紧密连接的大学梦。大学梦是我的第二梦。
我上坡干活，中午休息一定不像众人那样打柴打草，而是看我的书报。好多时候，吃饭、走路、上厕所，都是我的读书时间；甚至送公粮时，我也把书报放在担子的前面一头，有时也边走边看，饶有兴致。妻子虽然抱怨我“吃饭看书，走路看书，上厕所看书，没见你当工作同志”，但她并没有真正反对。她利用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矛盾，瞒过了生产队长，把我送到钟灵水库、鱼篮滩电站工地去当民工，虽然没当上“工作同志”，但是锻炼了我的笔力和工作能力。
    有一次，鱼篮滩电站工地各民工连的干部全部到指挥部开会去了。方圆和里仁两个民工连队为争钢钎酿起了一场械斗。双方各站在船上，钢钎就要“杀”向对方。械斗的结果，免不了血流梅江。我以工地采访员的威信，高声断喝：“谁敢动手，我们马上打电话到派出所、公安局，叫你牢底坐穿！”话音落，钢钎落。那一刻，我当了几秒钟的“将军”，也有点“叱咤风云”的气魄和味道。
    饭菜匹配，配伍有格，餐餐饱口福；文武相济，济世无穷，行行出状元。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又燃起了大学梦!
如果考取了大学，“桥堡寨才子”就有了报国之门。
1961年8月15日，我怀揣一张初中四期肄业证，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秀二初中（宋农中学），到家乡参加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伟大历史性行动。一个初中肄业生，根本没有资格参加高考，本来与高考无缘无分。文化大革命革了文化教育之命，十年浩劫，中国十年无高考。文化大革命一来，连1966至1968这三年应该毕业的高中生(1977年把这称为“老三届”) 也与高考失之交臂了，更何况我这无能之辈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从1956年就开始探索这个“主义”这个理论，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改革开放路线之前，于1977年一举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视人才如珍宝如国宝，他亲手栽种的成千上万棵白杨很快就进入了报国之门。
文化大革命对人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否定，现在遭到了否定之否定，这是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对国家对民族都有百利而无一害。高考信息飞传，全国欢声雷动。
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让当时新三届（1975至1977年毕业的高中生）而且让上述的“老三届” 一起参加了高考，连像我这样的冒牌“老三届” 也忝列了考生之座。
1977年12月，31岁的我有幸赶赴秀山一中参加高考。
当时仅是初中四期肄业文凭（简直不能算文凭）的我，语文考得90分，总分列四川省涪陵地区文科第二。意外而又意外，惊动了我的父老乡亲。龙文茂时任石堤中学教师，他偶然碰到我，对我说：“他们又不是你的嘎公舅爷，为什么给你打这么高的分数？”为了避免自吹之嫌，我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三个字：“卯运吧。”
其实，个中内情我自已怎么会不知道？从9岁到高考时的而立之年已过（即31岁），我一直保持着吃饭看书、走路看书、上厕所看书的老习惯。人们为此把我看成书呆子，且一人传十、十人传百，把我的读书故事传得光怪陆离、神乎其神，或说我挑担子把书放在前一头看，或说我犁田把书放在犁辕上看，连我自己听到了也不免捧腹。
前半生中许多时候，特别是当公社社员那些年我无钱买书订报，感谢教过我的丁义金校长让我把若干担几个月前甚至一年前的旧报纸挑回家看。一年中，打谷子那一段时间最苦最累。当别人放工后睡大觉的时候，我如饥似渴地扑上了“精神面包”。感谢生产队里有志不在年高的娃娃们，是他们把我家院坝东南角的一棵歪脖子李树以打秋千的方式虬成了天然绿色沙发，让我半躺在这沙发上看报，虽然李树不再结果子，但浓密的枝叶把我全身罩住，凉爽、舒适、惬意！这惬意有如桃源行船。打谷子，挑担子，大脑近乎休息，此时轮值工作，效率倍增，大有神游天外、环顾中西之感。读书看报之乐竟至于斯！
于是，我狂喜，我自得，我自诩“学习就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