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针竹叶之金姑桥第27章祥云中学

绿叶草根

赵兰芬提升了，方成清被整倒了，吴端正痛感一人唱独角戏的艰难。他救不了方成清，他不整材料，朱明仲、于强就叫伍天礼整材料，没有金姑桥大队党支部意见，手续不齐备，县委组织部就按区乡党委所签意见硬批，朱明仲、于强就立即宣布方成清长期停职，直到喻兴文、丁志升主政方圆公社以后，才把方成清的长期停职撤销，但大队长一职伍天礼已任几年，不可能更改。所以，方成清只能在支部委员任上发挥作用。方成清因怄气几年，又加上身体不佳，不可能像以往一样高强度工作，只能给吴端正当个支持者，当个参谋。
他们把眼光盯住了两个人，一个是三队民兵排长丁凤生，此人虽不是生产队长，却有比生产队长更高的威信。三队的重活、难活，他与青壮年社员专门抢着干。生产队干部谁敢贪污、徇私，他一出言，群众就一致拥护，把个三队干部搞得廉廉洁洁，全队社员心情舒畅，干劲都很大，农业生产任务完成得比别个队好，甚至超过了于启洪、丁志远的七队、五队。
凤梧，即金姑桥一队，队长丁义耀因身体差，只是多出主意，实际执行靠副队长丁志清。丁志清事事带头，在经济上又同丁义耀一样廉洁，还注意发展生产队的副业，集体猪场的猪在全大队算最多。全大队的平均工分值一个工日（10分）才值五毛钱，最少的仅两毛钱，但一队却搞到一个工日一块钱。
这两个人一靠拢党组织，支部立即接纳这两个新人。到1964年，丁凤生、丁志清都当上了支部委员，成了吴端正的好帮手。
副业大队长伍忠田长期不称职，不管事，等于虚有其职，换届选举时，伍忠田自然落选，丁志清当上了副业大队长。
丁志清走马上任，就在吴端正的支持下，雷厉风行地让各生产队学习一队经验，办好猪场；又让四队、五队给新生长出来的板栗树加以管理，使板栗获得丰收；又让有手艺的社员出外挣钱，丰富财源。
到1964年底，各生产队的集体经济都比以前壮大了。
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合作化运动、反右派斗争，现在又来了个“社教”运动，又叫“四清”运动。
吴端正学习中央关于“四清”的文件时，对后十条不理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谁？是哪一种人？搞不懂。喻兴文、丁志生也搞不懂。于是，他们执行前十条。
为了保持干部队伍的清洁，必须“洗脸”、“扫地”，清除污垢、残渣。经发动群众检查揭发，伍天礼从一开始任大队长以来，一贯与二队副队长伍忠先互相勾结，架空队长丁义忠，伙同会计、保管（兼出纳），年年贪污生产队钱、粮，害得二队工日值最低，一个工日（十分）两毛钱，居全大队之末。再加上他1958年大办食堂前谎报五万斤粮食，大办食堂后指使他所定下的一班食堂人马贪污、收藏食堂粮油之错误，整成材料，上报公社。
伍天礼病急乱投医，去找他的叔婆、富农分子杨单芝问计。杨单芝叫他：一找伍忠先几个商量，二找麻红玉帮忙。
伍天礼找来了几个同伙，就商量起攻守同盟事宜来。
塌鼻子伍忠先：改账目来不及了，原先都报到大队、公社去了，改也无益。
会计伍忠厚：这个倒不要紧，只是我们有些收入没上账，人家社员都回忆得起，我们改账不改账都是空，关键要从上面找人保。
伍天礼：找麻红玉？
伍忠先：找她试试，她在公社无实权，靠不住，找一下她也可以，看她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出纳伍忠怀：要找找大的，找朱明仲、于强。
伍忠先：找到朱明仲、于强，就告吴端正包庇右派分子方成龙，我们要斗争右派分子方成龙，他却让方成龙去医院治病；他一贯重用富裕中农、漏划地主分子丁和生；他推荐伪保长的儿子丁凡去外地教民办。他阶级立场不稳，敌我不分。横起生，竖起生，把他生倒了，群众不敢说话了，就由在我们说。我们一口同言，说吴端正是栽诬我们的。只有这样，我们几个才保得住。
伍天礼采纳了几个同伙的意见，正想第二天去找麻红玉呢，麻红玉正巧转来了。伍天礼又想去王家寨找方富贵问计，在金姑堂坝坝就遇上了麻红玉。伍天礼向麻红玉讲了“冤情”，当下就要给麻红玉100元钱。麻红玉说：“钱我不能收。如果真是冤情，明天你直接去县委办公室找到主任于强，让他带你去见县委书记。”
此时，祥石公路已通，伍天礼先走莲花，一张车票就到了祥云县城，找不到朱明仲，却找到了于强。伍天礼一脸谄媚：
“于书记，不，叫惯了，于主任，我有点子事找你。”
“ 来坐吧！”
“（进了县委办公室，坐下）朱书记呢？”
“调外县工作去了。”
“（讲了自己的“冤情“）你能帮忙吗？”
“这事虽归我管，但我得先问问县委书记。”
“汤书记？”
“汤书记已调长涪地委，当副书记去了，现在的县委书记是钟季福。”
钟季福听了于强的汇报，说：“这事让我考虑一下再说。”
钟季福找来了已任县委组织部长的丁长北：
“县委决定提拔金姑桥大队党支部书记吴端正同志任红旗公社党委书记，本想让他来县城，由你代表县委同他谈话。现在反正要去调查伍天礼案件，就一方二便，和吴端正谈一次话。伍天礼是大队长，你让人事科长派个人一起下去。再一个，我晓得你这个人作风深入，你把基层的情况搞一个或几个材料，回来时交给我。”
“行。钟书记搞事，向来是一举三得，这次要我下去，也是一箭三雕。”
“工作要讲效率啊。还有一条，你不要给我搞什么土、特产啊！”
“我知道，钟书记最不喜欢那一套。你我彼此彼此。不过，另一种“土特产”少不了，是你指定的噢！”
“嗯，嗯，那个“土特产”越多越好！”
丁长北和县人委人事科副科长兰先云一起，带着“原告”伍天礼到了金姑桥。
伍天礼的几个同伙见伍天礼请来两个县里的官，心里无不高兴，弹冠相庆：“大队长有的是办法！”
丁长北是个出名的“理得深”，他找二队的群众一个个谈心，像“理黄鳝”一样，把几条“黄鳝”理出来了，伍天礼一伙罪证确凿，必须下台！
伍天礼的大队长彼撤职了，他的违法团伙被一锅端了。
在大队，群众选举丁凤生为大队长。在二队，群众另选了副队长和会计、保管兼出纳。
当晚，麻红玉回来看风向，丈夫丁义忠告诉她：“那回我跟你讲了，他们搞那些鬼事是真的，你不信，你偏要怀疑吴端正！”“喜得我那天没收伍天礼的钱，不然的话，我不是犯了错误？”“你当好你的副社长就行，不要多管这些闲事，你支持贪污分子是立场性质的错误，自己犯了错误不要紧，莫把儿子儿孙都害了！”
麻红玉痛定思痛，还有些后怕。
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富农婆扬单芝叹了一口气 ：“以后没有人上门找我出主意了！”
她的伤感有根把：这些年多亏了伍天礼的照顾，富农生活未过上，比那些贫下中农倒是好远了。
伤感深沉，忧郁成疾，第二年便撒手西去了。
伍天礼和他的一伙，搞了退赔，又当起了普通社员，从此与“干部”二字无缘。
1945年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示，拟在四川通南区、华莹山、酉秀黔彭等地创建革命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从川东地下党抽派一批共产党员到川鄂湘黔边区的四川省祥云县开辟革命工作。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根据地一批共产党员由谢书年、刘兆丰带领，于1945年8月进入祥云中学，目的是以祥云中学为基点，在本地的农村学生中培养建党对象，通过毕业生作桥梁，在农村开辟工作，建立地下武装，创建包括祥云、古州、黔江、彭水四县在内的川东南根据地，以配合解放战争。
　　是年，丁长北进入该校学习。
革命工作的第一批地下党员中，刘兆丰担负着重要的责任。
　　刘兆丰，祥云县中和镇人，1917年6月12日生，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系肄业，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在上述两校就读期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于1938年7月加入中共，在中大、武大都搞过学运工作。武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并接受南方局组织部部长钱瑛的派遣，利用他的二哥刘兆麟任祥云中学校长的有利条件，第一批地下党员一行5人到祥云中学以任教（刘兆丰本人则任教导主任）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当时的祥云，没有党组织，完全是一块生荒地。在这个山高路远的偏僻小县城里，除了日寇仍下的几颗炸弹声犹在耳、下江人来此逃难的狼狈景象历历在目而外，仍然是非常沉寂的。凤鸣书院身后的祥云中学，虽是祥云最高学府，也不过一潭死水；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不过问政治，不知中国与世界在如何变化。
　　谢书年、刘兆丰一行6人到祥云后，立即对学生进行一些启蒙教育。他们在学校里组织了读书会、歌咏队、报告会等，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与科学知识，指导学生阅读《呐喊》、《复活》、《铁流》、《毁灭》等进步小说和《民主报》、《民主周刊》、《现代妇女》、《大众哲学》等进步刊物，教唱《朱大嫂送鸡》、《你这个坏东西》、《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等进步歌曲，启发学生的觉悟。在不长的时间里，校内的政治空气活跃起来了。同时，他们还在祥云官办的报纸《祥云周刊》上发表文章，讲解国内国际形势，宣传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政治主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
　　半年后，即1945年寒假以前，刘兆丰以增聘教师为借口去大江向南方局汇报工作。钱瑛同志指示祥云中学地下党组织利用边远山区、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有利条件，重点发动农民、依靠农民建立地下武装。为了加强祥云的工作，南方局派刚从延安调大江，对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有经验的邓昭明（化名邓光宇）赴祥云建立特别支部，领导开展工作。
1946年2月下旬，邓光宇、刘兆丰和他聘请的李肇英、沈本义、詹玲（原名詹寰）、王永年、卢明华、郝味书一行8人乘长途公共汽车，历时6天，到达祥云。李肇英等6人都是武汉大学学生，还未入党的进步分子。不久，刘兆丰又招聘了进步青年刘惕恒夫妇到了祥云。为了扩大影响，把王永年、卢明华安排到离县城15千米的私立石江中学教书，其余的集中在祥云中学。
　　由于邓昭明是从延安派出的七大代表，从纵深配备和安全着眼，上级党组织规定他不在第一线做学生群众的工作，政治以中间状态的面貌出现，在党内只和刘兆丰、谢书年二人接头。邓昭明的公开身份也是祥云中学教师，教高中班的代数、三角、解析几何、物理课，后又兼教英文课。
　　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这年上半年，中山祥云特别地下支部在校内校外都积极开展了工作。校内，除了对学生继续进行启蒙教育外，重点选择积极分子，培养发展对象。地下支部的中共党员和党外进步教师，利用讲课与改作业的机会，深入接近学生，指导学生运动；同时又通过出墙报、搞歌咏、演话剧、组织读书会和星期六晚会等活动，使得校风大变，学生的学习与思想都很活跃。经过一年多的启蒙教育，许多学生思想开朗，追求进步，同情共产党的主张，厌弃反动当局的黑暗统治；一批学生已经可以作为地下党的发展对象来培养。
　　1946年秋，地下支部在学生中建立了一个以进步学生为对象、以探求人生真谛为目的之秘密群众组织“稚心学术研究社”（简称“稚心社”），首批发展了刘朝栋、王烈如、罗福全、罗会全、李宗贵、胡德华等人为社员，翌年2月又发展了刘纲振、王祖念、张国烈等人为社员。丁长北积极靠拢稚心社。
　　在校外，地下支部则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对县参议会、国民党祥云县党部、县政府秘书、教育科长、督学、建设科长及其他县里知名人士进行了广泛联系。地下支部的两位女同志也走出校门，与祥云的妇女界进行联系。
　　为了和社会人士及学生家长广泛接触，他们还抽业余时间，由外地教师排演了一出名为《繁菌》的话剧，主题是揭露国民党大小官员敲作勒索、贪污受贿的社会风气，在秀城引起轰动。
　　由于地下支部的工作在祥云中学得到不少家长及社会人士的好评，敌人也逐渐注意了他们。国民党祥云当局利用本地教师对特支工作的嫉妒和不满，在校内制造谣言，说外来教师都是些赤色分子，用种种办法对他们进行试探。国民党四川省第八行政视察专员公署（设古州）派特派员王用修（中统特务）到祥云指窥探、监视地下党的活动。
　　1946年暑假，祥云中学校长刘兆麟病逝，刘兆丰代理校长。为了便于工作，经过地下支部研究，由中共党员李升震任训育主任，进步青年李肇英和刘惕恒分别担任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甚至把许多级任教师（班主任）都换成由外地来的进步青年。学校大权完全落在地下支部手中。由此，与本地教师的利益冲突加剧，一些与反动当局有联系的反动教师便勾结国民党特务来对付地下党组织，在社会上进一步散布一些不利于地下支部工作的谣言。
　　这一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国内政局极为紧张，祥云形势也急转直下。国民党祥云县党部书记怀疑刘兆丰是共产党，并放出话来：刘兆丰政治上可疑，不能再担任祥云县中学校长。刘兆丰以退为进，与国民党县长彭述信面谈，并递交辞呈；彭述信不管学校有无教师上课，竟然接受了刘兆丰的辞呈。刘兆丰不任校长，外地教员当然不能在此停留。地下支部在祥云费力开辟工作已一年半，现在不能不撤离了。邓昭明作为地下支部负责人，心里十分难过，但形势已经明朗，又是无可奈何的。邓昭明写信请示中共四川省委于江震同志，得到批准，便从容撤离。
　　由于广大学生同地下支部和进步教师很亲近，衷心拥护他们，准备发起挽留刘兆丰继续任校长的活动，被他们婉言劝阻了。为了照顾学生的学业和前途，又便于早日撤离，他们研究采取提前两周考试、提前放寒假的办法来应对时局。学生知道他们要走了，非常遗憾，非常留恋，商量各班轮流宴请他们，依依惜别，情绪十分热烈。
　　1946年年底，第一批来秀地下党员及进步青年分期分批撤离祥云。
谢书年、刘兆丰他们撤退后，稚心社的学生骨干蒋德发、陈清珍等只好转学，因而敌人高兴得头脑发昏。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不仅稚心社的火种在燃烧，而且党组织立即又派来了第二批人马。这一批地下党员共4人，先后到达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