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纪鸿:以“省＋派”命名文艺评论流派,不妥

周纪鸿

周纪鸿:以“省＋派”命名文艺评论流派,不妥

　　近年来，文坛上出现了以“省简称＋派”而成文艺评论流派的呼声。所谓“闽派评论”“粤派评论”“川派评论”等说法，似乎有点渐成气候的意思。仔细思考起来，好像也未必经得起推敲。我觉得所谓以“省简称＋派”自成一派的文学批评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是不成立的。退一步说，这种说法很难服众，也较难持续和发展下去。
　　第一，这种命名就很成问题。现在提的比较多的主要是“闽派批评”“粤派批评”“川派评论”等。其他省、市、自治区似乎还没有提，或者调门不高；或有的在酝酿，跃跃欲试，也未可知。其实，这种以一个省的简称加上“派”字，就成为一种文艺批评流派的说法并不科学。比如，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出生于福建长汀县。曾在福建师范大学读书，是著名教授孙绍振先生的得意门生。后来他又在复旦大学读研，并获得了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历任南方都市报编辑，广东省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一级作家，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在是广东省文化领军人才，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广东省文学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如果按照原籍算，谢有顺应该算“闽派”评论家；如果从他现在所供职的地域算，那他应该算“粤派”评论家。其实，在我看来，谢有顺教授既不是“闽派”评论家，也不是“粤派”评论家，他就是一位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同样道理，如果以出生地算的话，那么，雷达应该算是“陇派”评论家。雷达出生于甘肃，毕业于兰州大学。可事实上，从来没有人把雷达称为“陇派”评论家。他多年生活在北京，并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工作多年，也没有人认为他是“京派”评论家。
　　第二，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文学派别，存在时间都不长，有的甚至没有几年就无疾而终。影响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后来发展的会员有冰心、顾毓琇、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老舍、刘半农等170余人。文学研究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文学团体，主张文学为人生，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对介绍外国文学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努力。即以文学研究会为例，其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并不是按照原籍来划分的。而像《现代评论》这个评论派别，1924年12月以在北京出版的刊物为标志，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陈西滢、王世杰、陈源、徐志摩等。鲁迅曾经与“现代评论派”展开论战。大革命失败后，《现代评论》刊物迁到上海出版，刊物的态度和思想倾向明显地趋向反动，其主要成员又投靠国民党政权，1928年，随着《现代评论》的停刊，该派别停止活动。这个流派也不是按照成员的籍贯划分，而是按照政治倾向相近来划分的。
　　第三，一般认为，一个派别、一个流派大抵风格一致，观点趋同，看法大致相同。所以，这种以“省＋派”的评论流派，根本无法保证省域内的文艺评论家对一部作品，或对一个文学现象都能观点一致或者趋近，事实上，甚至会出现观点对立、完全相悖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个省域内的文艺评论家，观点未必一致；而不在一个省域的文艺评论家，观点未必矛盾，甚至可能观点完全一致。即使是在一个文学研究所或者在同一所大学里任教的教授，对一个文学形象，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也不会完全相同。正如，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比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谢冕与洪子诚、严家炎与陈晓明、张颐武与孔庆东等，他们的观点有时候接近，有时候交叉，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而且，也没有人认为他们就是什么“京派”评论家。
　　第四，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是流动的，一般状态下是高文化向低文化流动，文艺评论家本人也是流动的，并非永远固定在一省一市一个大学一家单位。比如，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辽宁大学师从乌丙安教授攻读民俗学硕士研究生课程的时候，认识了主要研究当代女性文学的辽宁大学副教授孙绍先。前些天，我打电话找他，他说30年前就从辽宁大学调入海南大学了。如果说以前他是“辽沈派”，那么他调入海南后，就该改称其为“琼派”评论家吗？很显然，也不妥。还比如，孟繁华是山东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还曾兼任过北京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我们能说他是“鲁派”或者是“京派”评论家吗？而他退休后受聘沈阳师范大学任教授，他也不会认为自己就是“辽沈派”评论家。事实上，孟繁华既不是“京派”评论家，也不是“辽沈派”评论家，而是中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之一。同样，贺绍俊系湖南长沙人，1983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后长期在文艺报等单位工作。退休后在沈阳师范大学任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他既不是“湘派”评论家，也不是“辽沈派”评论家，而是中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之一。还有季红真，原本是浙江人，吉林大学本科毕业，1984获北大文学硕士学位后，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任研究员，退休后也受聘于沈阳师范大学，我们能称其为“辽沈派”评论家吗？
　　第五，一般来讲，文学批评流派一般都以一本刊物为自己的阵地。譬如，“学衡派”以出版《学衡》刊物为发声平台；“现代评论”派以《现代评论》刊物为主阵地；“甲寅”派以《甲寅》杂志为大本营，等等。如今的《南方文坛》并非是哪一家哪一派的评论刊物，它虽然出自广西，立足南方，却着眼全国文坛，20多年来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重镇。眼光是全视域的，姿态是全开放的，关注全国评论诸家动态，广采百家评论之专长。已经出版了《今日批评百家·我的批评观》和《今日批评百家·批评家印象记》两部大著。厚厚的两本书，合起来近1000页，近百万字。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广西色彩，而是凝聚集结了全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的神韵与风采。特别是在“数字化生存”“云计算”“大数据”大行其道的当下，以地域命名评论流派的思路无疑是狭窄的、僵化的，因而也是没有前途的。
　　第六，如果以“省＋派”成立，将会对文艺团体“肥水不流外人田”式的固化弊端更加强化。比如“陕派”批评家恐怕就不敢或者不便对贾平凹的文学、书画作品及其女儿贾浅浅的诗作，开展科学精准正常的学术批评。所以，以“省＋派”这种画地为牢的“结派”方式，非常不利于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而且极容易滑向帮派主义苗头的边缘，使文艺评论遭遇难堪。随着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画地为牢的传统观念已经不适合开放时代发展的要求，那种以省为界划分文学批评流派的做法其实是过时了。当然，某省市区的文艺评论家在一起对本地作家作品进行研讨，找出其优劣得失等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中国文艺评论家们是一个具有共同核心价值观的群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征程中，我们的作家艺术家，都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文艺评论家完全没有必要画地为牢，而要以开阔的胸襟、广袤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建构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批评话语体系，齐心协力，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和五彩缤纷的文学作品，发扬“啄木鸟”精神，热情地扶持，大胆地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同投身并迎接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周纪鸿（廊坊师范学院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原载光明日报社《博览群书》



作者简介

　　周纪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作协会员。系1978年恢复高考的中文系毕业生，文学学士学位。辽宁大学民俗学研究生。1995年任海关总署秦皇岛海关学校高级讲师，历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和学校办公室主任等职。2002年调海关总署驻天津特派员办事处，任干部监督处副处长，研究室负责人（正处级）兼海关学会秘书长。曾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河北日报征文一等奖、第十届河北省文艺评论奖文章类三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