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登甲秀楼》

写手也疯狂__孙

《七律·登甲秀楼》


平水韵·仄起·首句押韵·八庚


当代·写手也疯狂---孙世元


俯槛寻幽望帝京，临窗溯古叹朱明。

翠微锦阁飞檐叠，浮玉虹桥削壁横。

居正金梁陪乐土，翊钧宝玺伴愚氓。

云黔隐匿千年梦，断送由榔万里程。


注：

甲秀楼----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翠微巷8号，地处南明河上，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 以河中一块万鳌矾石为基设楼宇，历代屡加修葺。甲秀楼属于三层三檐四角攒尖顶阁楼，这种构造在中国古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由桥面至楼顶高约22.9米，为木结构阁楼，画甍翘檐，红棂雕窗，白石巨柱托檐，雕花石栏相护，翘然挺立，烟窗水屿，如在画中。登楼远眺，四周景致，历历在目。

朱明-----即明朝（1368年―1644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故曰朱明。

翠微锦阁-----即贵阳翠微阁，地理位置与甲秀楼毗邻，始建于明弘治年间 1488 ─1505年，是一组较大规模的古建筑群，占地4000多平方米，现为贵阳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浮玉虹桥-----即浮玉桥，是贵阳城内最长的桥，全长92米，宽7米，因桥像一条玉带浮于水面，故称浮玉桥。

居正-----张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男，汉族，字叔大，号太岳，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出生于明王朝嘉靖四年。嘉靖皇帝完全由于意外白捡个皇帝做。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因荒唐无度31岁便突然驾崩，且死后无子嗣，其生母张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近支皇室、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年号“嘉靖”，庙号世宗。张居正是在嘉靖皇帝朱厚熜做天子第四年的五月份来到人世间。此时明朝已经运行了一百五十七年，明太祖朱元璋也已去世一百二十七年。张居正的祖上是千户所，太爷爷因为不是家中长子所以没能承袭，于是去了江陵做**。爷爷在王府当警卫，爸爸很出息是个秀才。太爷爷给这个端午节出生的小玄孙起名张白圭，希望日后能成材。然而，这个太爷爷硬是没有想到，小玄孙不仅成材，而且是架海金梁，擎天玉柱，不仅替朝廷安邦定国，且能左右历史大局的翘楚之才。据《明史》记载：张居正“少颖敏绝伦”。二岁会写字，五岁能作诗，十二岁考童生试，即资格考试。在府试中遇到他第一位贵人，荆州知府李士翱。李士翱非常欣赏张居正少年得志，随即铺宣泼墨把其幼名张白圭改为更加响亮大气的张居正。这回好了，有知府赐名，张居正满面红光，运气来了鬼都挡不住，这下子即使不算我辈攀龙附凤，至少也属于举家蓬荜生辉。接下来更顺风顺水，张居正十三岁参加乡试，即省考，又遇到他第二个贵人，湖广巡抚顾璘，真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巡抚顾璘是个众里寻他千百度却是偶尔露峥嵘识才伯乐，当这个省部级官员读完张居正撰写的文章后，立马拍得公案震天响称张居正为当世之“国器”。然而，顾璘深知大凡有才的人，都会恃才傲物，一旦遭遇挫折便会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于是，顾璘有意让张居正这次省考名次排后，使其经历挫折，先受磨练，日后方可晋身中枢为国所用。张居正并没有因为落榜而灰心丧气，整整沉积三年之后，张居中再次参加乡试中了举人。顾璘鼓掌称赞并取下自己的腰带送给张居正，望他能成为“君异日当腰玉，犀不足溷子”。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高中进士。顾璘为张居正所做的事堪比“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谋划深远”。随后张居正开始其仕途人生，年仅23岁便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没俸禄可拿，也没岗位职称。25岁张居正转为正式翰林院编修，领正七品官俸。1564年，进詹事府做右春坊右渝德，六品，**国子监做司业，和高拱是同事。恰在这个时候，张居正得遇他人生中第三个贵人，也是最重要的贵人吏部尚书徐阶。徐阶，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嘉靖二年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因忤张孚敬，被斥为延平府推官，受此挫折，从此谨事上官。后又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要大事。徐阶擅写青词为嘉靖帝所信任。这期间，徐阶与内阁首辅严嵩在朝共事十多年，谨慎以待，加之善于迎合帝意，故能久安于位。嘉靖四十一年，徐阶得知嘉靖帝对严嵩父子的不法行为已有所闻，于是命御史邹应龙参劾，最终使严嵩父子倒台。随后，徐阶取代严嵩成为首辅，累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就这样，张居正在贵人徐阶推荐下，做了裕王府讲师，再后来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五品。嘉靖帝死后，徐阶提拔张居正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正二品。回首过去，张居正早在嘉靖年间就已步入朝堂，时局不可不谓之乱。但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波诡云谲的官场风云，成为张居正仕途的天然养料，培育其成为一代政治家。在张居正成为首辅之前，他先后经历了四次首辅之争，夏言和严嵩之争，严嵩和徐阶之争，徐阶和高拱之争，高拱和张居正自己之争。虽然初入职场的张居正面临站队的问题，但是严嵩和徐阶都很看重他，即便张居正选择了加入自己贵人次辅徐阶门下，而时任首辅的严嵩也并没有打压张居正，阻挠其仕途发展。事实证明张居正在人生重大选择上做对了，当严嵩被清算之后他应为是其阵营的对立面而没有遭到一丝一毫的株连。然而，当严嵩惨死在故乡坟场，作为内阁大臣的张居正马上写信给当地官员让其发发善心安葬严嵩，这说明张居正做事不仅不教条死板，且看待事物自有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张居正在险象环生的官场，能处变不惊左右逢源解决错综纷杂之矛盾游刃有余，即使在政敌上司或是死敌对手面前也仍然不被嫉恨或遭到报复。可以说，只有张居正这样天生加天才的政治家才能达到这一境界。正如学者郦波所讲：张居正具有不卑不亢的政治气度。这个政治气度，是他对事务的见解高度，是同时代的人无法企及的。可话是这么说，张居正与高拱到底成为冤家对头并且剑拔弓张。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内阁首辅。高拱自幼受到严格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年龄稍长，即攻读经义，苦钻学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以后却在科举道路上蹉跎十三个年头才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进士。后来在严嵩、徐阶相与推荐下，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高拱迁为翰林侍讲学士，并在裕王府邸度过九个春秋。裕王，即嘉靖皇帝第三个儿子朱载垕，明朝第十二位皇帝，年号“隆庆”，而裕王是隆庆皇帝朱载垕被立为太子之前的爵位。高拱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高拱在裕王府邸的九年里，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朱载垕深受教益，并且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师生关系，即使高拱离来王府后，“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高拱。翌年，裕王朱载垕同父异母的哥哥，嘉靖十八年就被册立太子的景王朱载圳突然暴毙，于是裕王朱载垕被立为太子地位开始明朗，而由于高拱与裕王朱载垕的师生关系，不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对他刮目相看、趋之若鹜，同时，也奠定了高拱后来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基础。当时，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正互相倾轧，抵牾日著，高拱泰然往返于二人之间，未见有所厚薄。两人因高拱为准太子裕王的讲官，以后腾达有日，故也颇器重于他，有时甚至避让几分。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三月，由徐阶荐举，高拱晋升礼部尚书。同年十二月十四日，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驾崩，太子裕王朱载垕继位为帝，随即亲疏厚薄立显，刚刚临朝执政的明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立马册封其恩师高拱为少保兼太子太保，并以文渊阁大学士入值内阁。不久，高拱与张居正的贵人徐阶反目成仇，其后竟至相互攻讦。说起来，徐阶与高拱在隆庆年间时相继担任首辅，是影响明朝中后期政局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两人性格上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都非常霸道、专断、重权、恃才自傲。正因为性格相似，两人很难和睦相处。所有的恩怨情仇根源便在此处。随着嘉靖皇帝去世，隆庆皇帝登基，高拱渐渐流露出登顶首辅的决心，在内阁当中也屡屡和徐阶唱对台戏。面对这种情况，心里落差极大的徐阶在忍无可忍之下，调动自己在朝中的力量直接把高拱弹劾了事。这一次高拱才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树大根深，徐阶一出手自己背后哪怕有皇帝撑腰也不得不灰溜溜的滚出朝堂。不过这一次失败并没有把高拱打到，他把这件事深深地记在了心里，因为他知道只要隆庆皇帝还在位，自己就一定有复起的一天。既然复仇的种子已经种下，而当高拱再回来时候，他将变得更加成熟。时光飞逝，斗转星移，徐阶日渐衰老，这位当朝宰相皇上首辅终于向隆庆皇帝请辞还乡。徐阶一走，隆庆皇帝立刻便重新启用了高拱，可见这位学生还是很信任自己的老师的。高拱再入内阁之后，立刻便开始了他雷厉风行的改革。随着隆庆开关、通贡互市等一件件大事完成，使得高拱在内阁威望激增，基本算是坐稳了首辅位置。接下来高拱开始整顿吏治，清理地方各级官吏侵占田地问题。而非常不巧的是，徐阶的儿子依仗父亲的权势确实侵占大量的民田。这样一来，算是撞到高拱枪口上。如今政治上已经成熟的高拱并没有自己出面，他直接把海瑞这个“一根筋”安排到徐阶老家，把徐阶的田产清查个底朝上，紧接着高拱又纠集朝廷言官一拥而上并且一股脑儿地弹劾徐阶，最终硬是把徐阶的儿子发配边疆充了军。这一次高拱终于赢了，曾经羽翼遍布朝野的徐阶毫无还手之力。然而，朝堂原本就是一个循环，没有永远胜利者，严嵩不行了，徐阶不行了，难道高拱就可以是不倒翁？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于是徐阶的学生张居正与隆庆帝的恩师高拱一场高端对决已无法避免。说起来，高拱与张居正早在两人供职国子监时就已相识，两人不仅志趣相投，而且相期将来入阁携手匡扶社稷。谁知嘉靖帝去世当天，当时的朝廷首辅徐阶只顾召集自己的门生张居正共同撰写嘉靖遗诏，并且压根就没打算通知已是阁臣的对手高拱，这下子坏了，高拱不但恼恨徐阶更嫉妒张居正，于是高、张二人顿生龃龉。再看徐阶走后朝廷的政治态势，高拱在短短两年内，施展几番拳脚，便把内阁中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殷士儋等四位大学士一并赶走，这四位都是高水平和高能力之人，眼瞎内阁中只剩下高拱和张居正两人，关键时刻有恃无恐的高拱竟犯了个致命错误，他不仅低估对手张居正的聪明绝顶，而且竟狂妄自负地认为：张居正的班底就是徐阶的班底，我已经把徐阶阵营全都贬斥到京外，你张居正孤掌难鸣，能翻起多大的浪花，更何况，内阁中只能一个人说了算，你张居正愿意就熬下去，不愿意可以提出辞职，一山不容二虎。张居正何尝不知高拱是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门生遍布朝野每处，就连隆庆皇帝也是高拱的学生，这一切就是高拱的政治资本，而只要隆庆皇帝还在世，高拱没有明显失误，那么短期内就难以撼动高拱。于是，张居正只有学老师徐阶对付严嵩那一套，韬光养晦，潜伏爪牙忍受，并极力逢迎隆庆皇帝和高拱。张居正甚至把隆庆皇帝比作周成王，而将高拱比作周公，他在默默地等待时机，隐忍待发。是年五月机会终于来了，隆庆皇帝朱载垕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穆宗朱载垕握著高拱的手说：“以天下累先生”。这位即将咽气谢世的皇帝朱载垕，史书上又称朱载坖，是明朝第十二位皇帝，明世宗嘉靖第三子，早年受封裕王。公元1566年，随着嘉靖皇帝与朱载垕的两位哥哥去世，朱载垕责无旁贷地登上皇位。朱载垕为人谦和善良，对百姓、官员十分宽厚，执政期间有很大作为，不过很可惜这位穆宗朱载垕也是位短命皇帝，在位仅仅六年就匆匆离开人世，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丹药和纵欲。朱载垕为人忠厚、治国贤明，但有一样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好色。朱载垕有个贴身太监叫做孟冲，此人惯会揣测圣意，为讨好皇帝，孟冲经常给朱载垕进献美女，其中有很多来自西域高鼻深目金发碧眼之佳丽。对此，朱载垕如获至宝，多多益善。朱载垕不仅沉迷女色，不顾身体每况愈下仍然不加节制，而且还以服用大量壮阳丹药来支撑其淫欲。陈皇后见朱载垕声色犬马，婉言劝道：“皇上此位来之不易，身负祖宗之托，应谨慎小心才是，况且陛下也应多多保重身体”。 朱载垕听罢，很不耐烦地呵斥道：“祖宗之法，皇后虽母仪天下，但绝不能参与政事！”陈皇后因此受到冷落，皇后之位还险些被废。朱载垕早年遭到冷落、长期压抑，故继承皇位之后为发泄心中积怨而在私生活上肆无忌惮。但是为满足一时之快而长期服用丹药，无异于自残或自杀之举。于是对于朱载垕的死众说纷纭，有些史书记载是纵欲而死，也有些记载则是误服丹药而亡。但民间野史中却言之凿凿地记载：朱载垕身体驾崩前就十分虚弱，每次上朝都是头晕目眩、气喘吁吁，为调养身体，已经两个多月未临朝执政，要命的是朱载垕身体刚刚见好，太监孟冲就立马给他又送去十位绝色美女。朱载垕非常清楚自己身体，但也管不了那么多，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朱载垕为满足他这种情欲嗜好，竟然雪上加霜地服用大量丹药壮阳。后果可想而知，转天耗光自己身体的明穆宗朱载垕，还没等望见那轮喷薄欲出的东方红日就已猝死在乾清宫，年仅35岁。陈皇后看到此情此景，她既悲伤又无奈，不禁感叹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知陈皇后是后悔朱载垕当皇帝，还是埋怨他放纵自身而导致恶果。他们夫妻二人身受苦难多年，好不容易熬出头，却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结局。朱载垕本应有机会成为明朝中兴之君，甚至可以扭转乾坤，改变明朝后来之命运，但是，可是，却因为其过度纵欲而没能实现其远大抱负。穆宗朱载垕驾崩之后，在神宗朱翊钧登基仪式上，冯保始终站立在御座旁边，满朝文武大为震惊，并心生不满。高拱见冯保权力越来越大，心里不能容忍，授意阁臣提出“还政于内阁”的口号，组织一批大臣上书弹劾高拱。此时，高拱执掌内阁牛耳，飞扬跋扈，看似独掌权柄，实则树敌甚多，而高拱树立的最大敌人就是张居正。张居正立刻反对高拱弹劾冯宝的动议，张居正想要搬到高拱就必须组建个政治联盟，而冯宝就是不二人选。政治斗争就是相互利用，不讲什么良知与道德。张居正还真找对人了，冯保是东厂提督太监，兼御马监管事太监，掌握着特务和警卫部队。按说他权力不小，但他的志向不在于此，他想谋取掌印太监位置。司礼监负责帮皇帝批改奏章，权力最大，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多少太监梦寐以求。但高拱搅了冯保的美梦，他建议隆庆皇帝让陈洪担任，因为陈洪为高拱入阁出了大力的。本来，隆庆皇帝有意安排冯保担任，因为高拱插了一杠子，煮熟了鸭子飞走了，冯保无奈，只有继续在深宫里等待机会，可谁知冯保等来的却是高拱对他的一纸弹劾，这使得本来就仇恨高拱的冯宝更加怒火中烧。而就在如此关键时刻，现在张居正拉他入盟，让冯保顿时喜出望外。双方正式结盟，不过冯保虽然聪明，但是其政治智慧比起张居正来还是天上人间之差距，而张居正经过周密设计，最终将高拱曾在内阁说过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篡改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然后指使冯保以此在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面前状告高拱，冯宝在状告高拱的时候添油加醋，煽风点火，直接宣称高拱阴谋废黜神宗朱翊钧而打算拥立别的藩王登基，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听后大惊失色，于是六月十六日早朝，“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切责高拱擅权无君。到会极门，太监王榛捧旨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听旨后，“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从后赶来的张居正将高拱扶起。然而冯保并不干休，非要置高拱于死地而后快。后来有一天，神宗皇帝清晨出宫视朝，被一名叫王大臣的男子冲撞。皇帝侍卫将王大臣擒获后，从他身上搜出刀剑各一把，随后由皇帝下旨，押送东厂审问。东厂特务机关总管冯保借机构陷高拱，暗地里嘱咐王大臣，要他假认是高拱所指使。一时之间，谋刺皇帝的谣言迅速传开，朝廷各科道官员人人自危，不敢贸然上疏替高拱辩冤。而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吏部尚书杨博则挺身而出，坚决要求将王大臣案由刑部、督察院与东厂共同审理。张居正迫于压力，只好上疏神宗皇帝，下旨让冯保会同左都御史葛守礼，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会审。高拱因此被洗刷了冤情，王大臣则被处以死刑。王大臣一案使得冯保惹恼了朝中众多大臣，大家都对他诬陷高拱的险恶行径嗤之以鼻，但是也没能挽救高拱被赶出朝廷的悲惨命运，而张居正却因此牢牢地坐稳了首辅这把交椅。张居正身为首辅，又得到了皇帝的绝对信任，而且大权在握，于是从万历初年起，便开始一步一步地实行他胸中的改革蓝图：在政治上，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其核心就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张居正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在执行上，张居正“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张居正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逮捕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于南京。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当时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官员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是两袖清风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在军事上，张居正任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所需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在经济上采取的措是清查土地、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张居正先从清查土地开始，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于是在公元1578年万历六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公元1580年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接下来，张居正又开始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其主要内容就是：1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现在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渔利。2关于徭役征派，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里甲按户计征，不役者纳“门银”户银；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应服、银差纳银代役之分。现在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如“银差”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以“丁”和“地”或田粮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即所谓“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3赋、役之中，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4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雇人从役。过去由户丁承担的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伐薪、修路、搬运、厨役等一概免除。这一改革措施赋役折银征收，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其次则是整肃意识形态，明朝是一个文官治天下的国家：重文到军队要文官指挥的程度。当时王阳明心学很受推崇，其著名的游说讲学名士，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崇尚吹捧者何心隐四处讲学很受欢迎。张居正是个做实事的人，他认为“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最终何心隐被张居正所杀。万历七年，张居正由此查封书院六十四所。张居正的变革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但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也都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促进了经济发展，他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却缺少豁达的风度，他的改革又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利益，自己又不甚检点，给反对派留下许多口实，在公元1582年万历十年他病逝以后，新法全部被推翻，自己也身败名裂。而导火线则是公元1577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死后“夺情”事件。封建社会父母死了，其做官的儿子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至少27个月，假如政务紧急，离开不得，那么皇上可以“强迫”他留在位上，不回去尽孝子之情，算“夺情”。这一办法只能在极特殊情况下偶然一用。此时十五岁的皇帝离不开张先生，张居正也觉得变革正在展开，如离开，恐中间有变，户部侍郎李幼孜想讨好张居正，就首先上疏提出丧期内张居正不去职，以丧服办公，两宫太后也不愿张先生离职，于是张居正决定遵旨“夺情”了，但当时就有许多人认为这样做不可以，这些人都遭到了廷杖、贬斥甚至流放等。第二年，张居正的父亲死去一周年，张居正请假，回原籍安葬父亲，皇帝给了他三个月假。张居正带随从和护卫还乡，一路上地方大员郊迎郊送，还送上许多赆仪和奠金。而江陵城为张居正的父亲葬礼，倾城出动，葬礼空前的盛大。张居正安葬完父亲回京，万历皇帝揩百官在郊外迎接，两宫太后也各派太监李琦、李用来宣谕慰问，恩宠甚佳。但神宗自即位以来，由冯保照料他的生活，关怀备至，稍不听话，马上去报告慈圣太后，慈圣对皇帝训导很严，每每说：“要是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万历皇帝很怕张先生，渐渐长大了，心里有一种压抑感，开始讨厌张先生了。张居正自从父丧后，更加偏激，骄纵，对满朝文武官员升贬，大多凭个人好恶。周围办事的人多接受贿赂，张居正的三个儿子都考中进士，家奴游七捐钱买官，置身士大夫行列，人们对张居正越来越不满，而火上浇油的是，张居正的好色早已蜚声朝野，直到晚年仍然"好色"、"喜佳人"。据正史可查，张居正光是小妾就拥有40多，传说兵部尚书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张居正，使他连战连捷，更有意思的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竟也将成车的沿海特产海狗肾壮阳药进献给张居正，使其钢枪不倒，这还不算，戚继光甚至花费千金购买两名波斯美女，号“千金姬”进献给张居正。而事实上，对张居正的非议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改革得罪人太多了，而他的私生活不检点只能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张居正作为政治家，并不过多强调道德的力量，只要有助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便毫不在乎手段的正义与否，这让张居正一方面成为政敌眼里最卑鄙的弄权小人，而另一方面又为百姓为国家实现了很多有利大政。他大肆收受很多将军的重礼，而且心安理得地说：如果我不收下他们的礼物，他们怎能安心御敌？张居正打击一大批言官，且一本正经地说：“时间紧迫，没有时间去察看谁行谁不行，他们遇上我只能算他们倒霉，只要江山社稷不倒霉，冤枉几个人算什么？!”公元1582年，57岁的张居正因病身亡，万历皇帝赠上柱国，赐谥号文忠，追封太师。刚刚失去主心骨的皇帝内心很忐忑，毕竟这十年在老师的帮助下，大明王朝似乎在回到正轨。然而，万历皇帝毕竟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要自己“乾纲独断”，于是首先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的施政纲领，反对派们见状万分活跃，墙倒众人推，从前被冯保、张居正排挤走的前任首辅高拱也送来了《病榻遗言》，为自己申诉，第七代辽王妃王氏也上奏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霸占王府张居正在老家江陵城住的是获罪辽王的王府。所以说，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有瑕疵的，靠道德是做不成事的，而张居正固然是矛盾的，死后，政敌利用张居正坐32人抬的大轿回乡省亲，好色荒淫、贪污之类狠狠攻击其软肋。此刻，万历皇帝长期被**的反叛心理终于被调动，其童年那种害怕“张先生”的心理阴影，被逼写过罪己昭的呵责等等，一股脑儿涌上万历皇帝心头，这些童年的屈辱记忆无疑坚定了万历皇帝处置张居正的决定，所以可想而知，万历皇帝终于拍板定案，一言九鼎地给张居正加上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一些列罪名，并一股脑儿地公布于众。此刻，张居正家族只有挨打的分了，接踵而至逼死张居正的儿子，查抄其家产，饿死张家十几口人，甚至挖坟掘墓以解其恨，不过这都不算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则是万历皇帝废除了张居正的改革成果，从头到尾否定张居正所做的一切。不知道身为老师的张居正如果能看到后来这一切，而身在阴曹地府的他，其心里到底是什么感受？他悉心教养的学生，从识字到治国，张老师是不是一直以为他和皇帝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或许，张老师还曾希望他退休之际能交给万历一个盛世之国。当然这一切都不可能了，因为张居正已经死了。张居正没有为自己选好继任者，也没有嘱咐皇帝沿袭他的治国理念，即便张居正的大儿子自杀前喊出“冤死我们家无悔，希望能臣能辅佐君王”也无任何鸟用。在朝野一片诋毁声中，只有学者李贽替张居正说了公道话，称颂张居正是“宰相文杰”不过也如石沉大海，而直到明熹宗朱由校临朝执政时，仍有许多官员替张居正鸣冤叫屈，迫于舆论压力，熹宗朱由校下诏恢复了张居正过去官职，并安葬祭祀。公元1630年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人继续上诉为张居正鸣冤，由此，崇祯朱由检恢复其二个世袭荫职及诰命，并恢复张居正之子张敬修的官职，张家在天之灵终于得到稍许安慰。
翊钧-------即朱翊钧，庙号神宗，年号万历，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 朱载垕（hòu）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三月十一日被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明穆宗朱载垕驾崩，十岁的朱翊钧即位，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在位之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张居正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朱翊钧便开始洋洋自得地亲政。照理，他应当珍惜自己贵为天子的使命与荣耀，应当记住自己儿时在母后严教下的寒窗苦读，振兴大明，建功立业。然而他那种自小养成的懒散习性、从商人外祖父李伟那里继承来的贪婪秉赋、以及狭隘的市井眼光，又一次束缚了他。他那时心里充满了狂喜，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财富，这么驯顺的臣民，都属于我了!作为真正的人主，该有一种与从前那个挂名皇帝完全不同的生活。于是，在政局稍稍平定之后，万历便着手恢复被张居正革除的冗官冗费，一切对皇上、对政体有制约的戒律，统统废掉，他还亲自谋划自己的生活用度，以养帝王之尊。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大清帝国的奠基者、清太祖努尔哈赤，正虎视耽耽地佣兵塞外，蚕食坐大。万历不仅对此潜在的威胁浑然不知，甚至是30年后，当他行将老去时，竟也不知道努尔哈赤其人其强，还在做着舒舒服服的天子迷梦。万历皇帝的醉梦一觉数十年，而使这个醉梦变得如此深沉的就是首辅申时行。申时行，字汝默，号瑶泉，晚号休休居士，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属苏州）人 。明代大臣。嘉靖四十一年殿试第一名，获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首辅、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临死前，荐举两人入阁，参预机务，一是礼部尚书马自强，一是吏部右侍郎申时行。神宗诏准，命马自强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学士，申时行以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不久，申时行进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死，张四维出任内阁首辅。次年，张四维老父去世，他回家守丧。这时，吕调阳和马自强也已病死，内阁中就数申时行资格最老，于是，申时行顺理成章地成为内阁首辅。申时行对万历的最大影响，就是教会了他如何偷懒。嘉靖四十一年 公元1562年 状元出身的申时行名声并不怎么好，朝野对其评价是“首鼠两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既无主见，也无能力，更无作为。然而，申时行为人为政却十分聪明乖巧，又有侍历三朝之经验，很会揣摸万历皇帝的心理。万历亲政之初，言官抗直之声满天下，言事论政、检举弹劾的谏疏、论疏，扰得懒散成性的万历非常头疼，但上有太后监督，躲又躲不过。于是，万历皇帝常常向申时行抱怨。申时行何尝不想君臣一道省点事？ 就趁机教他说：皇上就不会 “留中”吗? 这办法祖宗们都用过，一些疏文要都出示外廷，反而平添许多麻烦，不如扣下，上疏的人还以为您在考虑呢，自然也不会马上再闹事，岂不两全其美？万历听后十分高兴，试了几次，果然没出什么乱子，又落得清净。此后奏疏多起来时，君臣二人又将这“留中”的方法做了升级换代，规定御史、给事中等言官，要各自管好本职事务，不得越科言事。譬如给事中，以前虽分吏、礼、户、兵、刑、工六科，但论事时却不受六科限制，举国上下，各色事物，都可论及，有了这个规定后，便无法论疏科外的事了，奏疏自然少了许多，再加上“留中”，万历所要处理的章奏也就十分有限了。空余时间多了，更可以纵情酒色，而万历溺于酒色，则是大婚以后的事，只是程度非常惊人。万历20岁亲政时，他后宫已有美女数以千计，且日夜纵酒作乐，动辄大醉，醉后必怒，怒则胡乱打人，宫女、中官稍不留意，就遭杖责，重的常被打死。他还逐渐学会抽大烟，玩花鸟。一次，有人传给他一种名曰掷银叶的**游戏，他很快便入迷上瘾，常与太监们一起做乐。万历喜欢自己当庄家，在离他十步远的前方，画一内含八个城的方框，每个城内标定赌额，让太监们拿由银作局特制的一钱重的银豆叶去投。投中者有赏，不中的，银豆叶便归他所有。由于迷上了这些玩物，万历渐渐觉得，光是章奏少了还不够，日讲、经筵和早朝这些追命的玩艺儿也该停了它才是。最初是试试探探地逃一天学，晚一点赴早朝，见也并无恶果，干脆就常以 “圣体违和”为由，辍日讲，免早朝。阁臣们有事，却长时间不能面奏，很焦急，就央求他，哪怕是每月能临朝三、四次也行。万历听后感到十分可笑，天下是朕的天下，朕都不急着治理，你们却急个什么？一切还是照旧。当时，有个大理评事叫雒于仁，任职一年多了，只见过皇上三次，看到皇上的荒怠，甚感不安，于是上疏《酒色财气四箴》，力数万历日夜饮酒、耽于女色、贪财好货、乱伐无辜等劣迹，希望万历能明察猛省。万历见到此疏，气恼得恨不能立毙雒于仁。他将此事告知申时行，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主张判雒于仁死罪。申时行以恐招致物议，劝说万历还是不要张张扬扬、大动干戈，免得引人猜疑，倒不如私下痛责，令其归家为好。万历这才消了点气，将雒于仁削职为民。从此，万历索性把不理朝政公开化，自万历十八年 公元1590年 起，不再临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谕旨，全靠内监传达。甚至连郊祀等礼仪，也不亲自参加，而让别人恭代。万历二十四年 公元1596年 十月，乾清、坤宁两宫失火，大学士陈于陛心急如焚地请求面奏，疏递上了，却迟迟见不到万历。第二年六月，京城再次发生火灾，火从归极门，直烧到皇极、中极、建极三殿，文昭、武成二阁和周围房屋，一时瓦砾遍地、满街飞灰。阁臣张位等乞请面见皇上，万历却推道烧也烧了，见朕还有什么用。断然拒绝见面，也拒绝想办法。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发生 “梃击案”，万历皇帝才勉强召见一次群臣，满朝文武极其幸运地得瞻天颜。从那以后，万历便再也不上朝了。万历不理朝政，若仅仅说成是懒和好酒色，那也是不十分确切的。他是个商人气很重的皇帝，讲究盈亏补缺。过去没得到的，现在要加倍补偿; 昨天被人管束的，今天偏要开它个口子。那骨子里，还是一股隐隐的报复情绪。向这个属于自己的天下，向这个天下的臣民报复。那时，不要说国家兴衰，民众生计，就是阁臣的选任、机关缺补、官员晋退等等，万历都一概极少过问，这有点象商贩心理，于我又没什么实际利益，管它干什么呢？万历十一年后，中央和地方机构缺官日益增多，偏是明朝又有个规矩，官员年老了便可辞官，年轻的遇着点原因也可随时辞官，辞官时，只要按规定写一份报告，不管准与不准，均可自行离去。这样一来，官员任缺不仅数量大，而且无法控制。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七月，吏部尚书孙丕扬上疏万历，陈述许多功高资深的官员已早该晋升，许多机构也该补员，恳请万历体察国家多事之秋，必须因政设官的苦衷，准予吏部**补缺。但万历态度冷漠，不予理睬。这时，外官的职缺问题也十分严重，许多地方员缺报补迟迟不准，无奈，抚按便自做主张，选择近便的代为摄理，常常是管粮草的摄军屯，掌兵带将的又兼理盐马，由于情况不明、才力不足，常搞得庇漏百出。御史王以时等人，曾专就此事奏疏万历，也被万历压了下来。到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官员短缺现象已令人震惊。两京尚书缺3人，侍郎、科、道缺94人，巡抚缺3人，布政司、按祭司及监、司机构缺66人，全国有25个府缺知府。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大学士沈鲤、朱赓上疏万历，请求能补六部大员，说，“臣等昨天同文武百官到文华门候驾，见二品官里，只有户部尚书赵世卿一人，其余的尚书、左右侍郎都缺很多。有政无官，必然生乱，这不是小事情，恳请皇上从报批的人中点用，以慰中外之望。”对这次奏疏，万历十分反感，他虽然照例不理睬，但也深知问题的确是相当严重。这一年，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无一人。参与上疏的朱赓任职三年，未见皇帝一面，而且有近一年时间，内阁中只有他一人。到了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内阁仅叶向高一人，六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八年无正官，六科只有数人，十三道也都一人身兼数职，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没有知府。新科文武进士及教职数千人，待命在京无人管。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 二月，有一天早晨官员们入朝，见有100多人聚在长安门外，围成圈跪着嚎哭。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等上前询问，回答说是镇抚司所管犯人的家属，又说“那司里没有主事的官，好长时间犯人不得判决，只在那里耗着，人都快死光了！”方、吴第二天就急忙上疏万历，说是犯人家属们也别无他求，只求要杀要赦来个痛快的。万历毫不犹豫地将疏留中，哪来那么多痛快的！万历就是这样，把个大明江山当作一片无需耕耘的田地，把臣民看成一群不用管理的牛羊，引得在北方窥视他的那个努尔哈赤惊讶不已，努尔哈赤实在佩服万历拿国事当儿戏的勇气和本领。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皇宫朱红的大门里，走出了一支由文武官员、术士、钦天监各色人等组成的不伦不类、然而喜气洋洋的队伍。中间一抬八乘大轿，鎏金雕龙，威仪荡荡，满街的百姓急忙趋避，都道是“皇上来了！”然而这队伍却离开京城，直奔京郊天寿山明皇陵。在那山上，队伍停住。21岁的万历皇帝气宇轩昂地从轿中钻出来，满意地看着他的属臣们，下令免了所过州县的田租。万历谒过祖宗陵墓，即率领众人寻找“吉壤”，开始筹划营建自己的陵墓。这此后，又几经勘察，终于在第二年，选定了大峪山下一块巨大的山石。就在这石上，建造了后来称之为 “定陵” 的墓地。定陵的建造，前后用了大约6年的时间。那时万历对身后之事想得比以后要复杂，所以，建陵标准很高。所用杉木，一定要西南云、贵等地深山老林里的上好木材，迢迢数千里，光运费就相当可观; 所用大砖，必定是千里之外的山东临清专门烧造; 所用的巨大汉白玉石料，则是从百里以外的房山大石窝开采而来。浩大的工程，每天都动用工匠、民伕多达3万余人，不分酷暑严寒，日夜紧张施工。许多人被象牲畜一样鞭打、役使，不胜繁重劳役折磨而饿死、病死、累死的不计其数。定陵竣工，万历年青、健康的脸上容光焕发，带人亲自巡查了自己的墓地。站在这耗费白银800多万两的豪华、坚固的荒唐建筑上，他根本就没有想到，造这座陵墓的费用相当于当时约两年的全国田赋收入的总和，约折合当时1000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让万历皇帝更没想到的是许多年后的1956年，对万历皇帝的定陵开始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工程的发起者是吴晗和郭沫若还有沈雁冰、邓拓、范文澜和张苏。后来，成立的考古发掘工作组成员除联名发起者这六位大咖外，还把持反对意见的文物局局长兼考古所所长郑振铎和考古所副所长夏鼐也吸收进来，又加个北京副市长王昆仑。领导组有了，工作人员却远远不够。考古不是挖土，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尤其是发掘皇陵这样的大工程，没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考古经验，一切都是空谈。可是当时这方面的人才奇缺。经过千挑万选，从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所里抽调一批人，勉强组成了工作队，而即使这样他们的平均学历是——初中！1956年5月17日，定陵正式被发掘。工作队挖了一年，在发掘过程中，还遇到雷雨天气，结果两个看守定陵的人被雷电劈死。这事搞得人心惶惶，雇来的村民都罢工不干了。工作队员又是说好话，又是做思想工作，后来还在大殿上安装了避雷针。一直到了1957年4月，终于发现了一块石头，上面刻着：此石至金刚墙前十六丈深五尺。于是，工作队以这块石头为标识，顺利找到地宫入口。最先进入地宫的不是人，而是一条黄狗和一只鸡。因为谁也不敢第一个进去，只能让狗和鸡先下去探路。可它们偏偏不配合。狗一到地宫门口就狂叫，就是不肯下去；鸡也一样，放下去，自己再飞上来。没办法，最后是两个队员先下去。所幸万历皇帝在里面没有设置机关暗器，大家一步一步向后探索，最后在地宫后殿，终于发现了定陵的主人——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的棺椁。可是这只是考古工作的第一步。考古考古，不是挖出来就万事大吉，文物保存和后续报告才是重中之重。遗憾的是考古经验由于实在不足而造成保护不力，许多国宝灰飞烟灭，尤其在万历皇帝极其两位皇后的三具棺椁里发现大量丝织品，遇到空气很快就会风化，是重点保护对象，有人建议，把这些丝织品像古画一样装裱。关键是在装裱过程中，居然没有专业人员现场指挥，最终，许多丝织品被里外颠倒，装成反面，至于那些出土袍服，则由于处理不当或是褪去颜色、或是破碎成一团，而那些丝织品则变干、变脆、变黑，一碰就碎，好像干枯的树叶。可惜那些金光闪闪，囊括了整个中华民族丝织技术和人类纺织技术高峰的几百匹织锦珍品，再也不存于世！同样痛心的，还有万历帝后的棺椁，出土不久便被遗弃。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示：马上就要开馆了，既然复制的新棺椁已经做好，原来的旧棺椁就没用处了。你带几个人到地宫清扫，把那些棺木抬出来，好迎接领导来检查清洁卫生，但仓库已经没地方放了，因此，主任指示，把棺木扔了就好。最终，工作人员劈下棺木上的铜环后，将棺木扔下山谷。一个星期后，夏鼐才知道这件事，气的顿足捶胸，可那时棺木早已不见踪影。万历皇帝的灵柩在哪里？众所周知，甚至连山里的老农都知道古代帝王的棺材是用金丝楠木制成的，非常结实，千百年都无法破坏，可是，这个定陵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竟然不知道。那么万历皇帝棺材去了哪里？原来早被附近村民捡洋落似的抬回家中，其中玉岭村一户人家收获最大，定陵工作人员扔掉棺材时，一对夫妇正在风水墙外的山坡上干活，两人把挑选出来的最大几块金丝楠木带回来，做成躺柜家具。从万历皇帝的棺材变成家具那一刻起，邻居们就告诫他们夫妻俩，“皇帝用的东西不能随便用，如果不带着那份福气用，很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邻居们的警告，一家人竟然当成耳旁风。很快，悲剧真的发生了。一天，夫妻俩外出打工，留下四个孩子在家玩耍。当他们回来时，发现四个孩子已经在躺柜里没有了呼吸，原来孩子们躲在躺柜中玩耍却意外地将躺柜外面的锁扣上，最终四个孩子全部被憋死。另有一对老年夫妇将捡回来的万历棺材板打造成自己的寿材，结果棺材刚打造好，不到半个月两人相继一命呜呼。不过，万历的和皇后的棺椁被丢弃尸体还在，据当年资料记载。在定陵发掘工作现场，三具尸骨均已不同程度腐烂，但是骨架保存完好，且三具尸骨的毛发依旧完好并富有光泽。后来为探求这三具尸骨秘密，还原万历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其容貌，国家组织了专家组展开讨论。当时在中国的苏联著名雕塑家格拉西莫夫提议将这三具珍贵的尸骨送往苏联进行修复，但是我国专家以及文物局的领导权衡再三后，拒绝了格拉西莫夫提议，坚持自行修复。遗憾的是8年之后文革爆发，万历皇帝自然就成为封建社会残酷镇压和剥削百姓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1966年红卫兵冲进定陵博物馆，面对来势汹汹的闹事者，博物馆工作人员不敢阻难，乖乖地打开地宫的大门，闹事者将三具尸骨拖出地宫。为了制造并扩大宣传影响， 一场针对已经作古300多年的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批斗大会开始了。闹事者在广场上宣读针对三具尸骨的批斗文章，现场"群情激奋"并强烈要求将这三位"历史罪人"挫骨扬灰。据当年在场见证者回忆，几十个人提着石头砖块砸向三具尸骨，石头砖块想象是冰雹一样落下，很快万历皇帝即两位皇后的尸骨被砸的七零八碎，一片狼藉。然而，愤愤不平的闹事者仍然不解恨又将三具尸骨放置在柴堆中焚烧，在熊熊烈火的吞噬下，三具尸骨最终化作灰烬，时逢大雨倾盆，留下的一点骨灰也被雨水冲刷得无影无踪。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都是极其严重的，对于中华历史文化的发掘与保存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不久后怪事不断发生，就连参与挖掘陵墓的人都无一幸免：定陵发掘重要决策者狱中自杀，负责发掘指挥者飞机失事，开馆摄影师上吊，而且销毁万历皇帝尸骨的红卫兵也多有不幸。再回过头来说万历，此刻，万历望着自己的这座雄伟壮丽，风水足够，固若金汤的陵寝十分心安理得，他已经变得实际多了，就是说他不再过多地关心身后怎样，因为身后之事已经安排妥当，当下，万历更注重现实的享受。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国，在封建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已零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城市更加繁华，市镇迅速兴起，物产日益丰富，贸易往来也急剧增加。这就给贪财好货、纵情酒色的万历，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他惊异于自己的国家怎么会如此富足，仿佛那金银珠玉是取之不尽似的。所以，他鼓励发展商品生产，好让宝库再富一点，同时，他也决不怜惜金银珠玉。皇长子及其他皇子办冠婚礼，他从国库支走白银934万两，外加袍服费用270多万两，挥霍一空。万历三大征：指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年间，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而在万历三大征当中，尤其在朝鲜用兵耗资巨大，有人以为那是万历皇帝的丰功伟绩，其实恰恰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场战争史上叫做万历朝鲜战争，公元1591年，日本结束长达百年的战国、进入统一时代，开创这个时代的就是日本著名政治家丰臣秀吉，统一的日本军力空前，而同在东亚的中国和朝鲜却显露出走下坡路的迹象，于是踌躇满志的丰臣将征服目标跳出了本岛，瞄向整个东方，他野心勃勃，准备拿下东方三国：中国、印度、朝鲜，要做东方霸主。欲征服中国，必征服朝鲜；丰臣秀吉向朝鲜发出了“联合攻明”的邀请，遭到朝方拒绝。于是开战的借口找到了。公元1592年4月，丰臣秀吉采取重臣德川家康方略——“海陆并进”“速战速决”“以多打少”，调动三十万大军，分九个兵团征讨朝鲜。此时统治朝鲜的是李朝王室，这是个重文轻武的王朝，颇似中国两宋，军力偏弱，日军势如破竹，在釜山登陆，不到20天便攻陷都城汉城，皇帝李昖yan流亡至中朝边境，向宗主国大明求援。中国此时正是大明万历二十年，系万历皇帝统治中期，治世能臣张居正已经被政治鞭尸十年，他的改革大都被废弛，“万历中兴”景象不复存在，大明国力渐衰。但是，中年的万历为自证“英主”，在对外征战方面采取积极态势，决定派兵援朝。战争开始后，中日两军便陷入胶着状态，难分高下，打打停停，谈谈打打，总共打了七年。公元1598年10月，日军总统帅丰臣秀吉死讯传来，日军军心大乱，开始撤离朝鲜，明军四面掩杀，在对手免战的情况下，取得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虽然这场战争历时七年明军“胜利”，但总结前后得失却是惨胜，大明由此衰相毕露，显露出文官作战的习惯性痼疾，东北的女真后人建州部落作壁上观，为进占中国、灭亡大明增添信心。而此时，万历皇帝所面临另个难题就是国本之争。所谓国本之争，就是争立太子，因为中国古语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明朝大臣将维护太子合法继承权，视为“争国本”。这事该由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二月说起，那时对于16岁的万历皇帝来说，是段充满新奇感觉的幸福日子。在融融的春日里，万历行冠礼，加元服，举行大婚。而当时的国运也不错：辽东巡抚张学颜的捷报到了。泰宁卫头领速把亥纠集土蛮进犯辽东平原，大营扎在劈山，辽东总兵李成梁得知，随即率部长驱二百里，冲进劈山大营，歼敌430人，这就是有名的“劈山大捷”。慈圣太后得悉后，对万历说：“天地祖宗保佑，现在正是你大婚之际，有此大捷，是国家的大幸。”万历心中十分高兴，他相信大婚带给他的肯定是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欢乐。但他很快便失望了。万历的皇后姓王，原籍是浙江余姚，自幼生长在北京。这位皇后虽然出身于平民家庭，却知书识礼，贤淑端庄，很得万历生母慈圣皇太后的喜爱。然而，万历却是一生风流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孙子，万历需要的并不是贤妻良母，而是风情万种的恋人，于是最初的狂热没几天，他便开始厌恶这位过于安份的女子，而王皇后是先由慈圣太后看中又 “安排”给他的这一事实，也让他从心里感到别扭，他有意冷淡年轻的皇后。婚后，王皇后一直没有生育，直至终年老去。而与王皇后同日册封的，还有个刘昭妃，万历曾一度移情于她，但她却是个几乎与王皇后一模一样的 “笨”女子，连不能生育都一样。那浑身青春的血液哗哗奔涌的年青的万历，被气得无可奈何，因而脾气变得很坏，行为乖张，动辄大怒。这种情况直到万历十年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这一年八月，万历的第一个儿子降生，取名常洛，生母是恭妃王氏。当时，在慈圣太后的操持下，举行庆典，宫廷内外，一片欢腾。为庆贺皇长子的出生，还特意颁诏全国，减免刑罚，并且，让外交官通报有邦交关系的外国使臣。然而只有万历心中苦楚，因为他与王恭妃并没有什么感情。也就是说长子朱常洛的出生十分偶然。王恭妃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在慈宁宫服侍慈圣太后。有一次，万历到慈宁宫向生母请安，两人邂逅，万历就临幸了她，并且无意中怀上了孩子。此后，万历便把与王恭妃发生关系这件事，忘了个一干二净。万历十五年 公元1587年，当“争国本”争得不可开交时，曾出现过一种谣传，说王恭妃在和万历相遇时，就是个青春已逝的年长女子，被临幸只是万历的一时冲动，此后，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无论这种说法对与不对，万历根本不重视这个宫女和这件事却是事实。但是，能够左右万历的慈圣太后，却在暗中对此极为关注。在古代中国的宫廷中，对皇帝曾临幸过什么人是十分重视的，凡遇到此类事，无论对方是什么人，自皇后、妃嫔到宫女，一概要把时间、地点、见证人等详细记载入“起居注”中，以备日后被幸者有了身孕时，可以查对。万历临幸王恭妃后，只严厉告诫左右随从不要向外透露，以为外人是不会知道的。谁知，慈圣太后在起居注中给记了个清清楚楚。当这个还没有任何名号的宫女逐渐显出身孕时，她就把万历叫来，要他承认此事。最初万历失口否认，太后无奈，只好命人从敬事房取出起居注来，把上面的记载指给他看。万历惊诧万分地看着那个详细的记载，只好承认确曾有过此事，但对即将得子反映冷淡。太后于是劝道：“这是件好事。我老了，还未有孙子。这次如果能生个皇子，是社稷的福份。你不要在乎她的名分，以为她是个宫女，不够体面，其实母以子贵，你可以加封她嘛！”万历无奈，只好照太后的旨意，先将那个宫女封为才人，万历十年四月，又封为恭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为皇长子，朱常洛的地位可想而知是不会太稳的。但是最初几年，却没有多大问题，因为按惯例，嫡子，即皇后所生的皇子，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但如果皇后没有生养，则“无嫡立长”，由长子来继承皇位。朱常洛恰好处于“无嫡”的情况下，所以，从慈圣太后到诸臣，都认定朱常洛必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这其后，虽然又有一个皇次子，不过不到一年就夭亡了，所以，直到万历十四年 公元1586年，包括万历在内，没有人对朱常洛的名份、地位提出什么异议。问题出在万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出生。常洵的生母，是最受万历宠爱的郑氏。郑氏原为淑嫔，容貌艳丽在万历所有的嫔妃之上，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志气、有谋略，入宫后很快得宠，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晋为贵妃。郑氏给了万历无微不至的关怀，还鼓励万历亲政，被万历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其苦闷的心境获得极大慰藉。所以朱常洵一出生，万历马上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位分上要高出恭妃两级。郑贵妃的晋封，因此引得舆论大哗。按照礼法，母以子贵，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地位只能略低于皇后，而应该居于其他嫔妃之上。但她生育五年没有得封，郑贵妃刚生皇子，就后来居上，上疏的人们便哄然而起，纷纷为王恭妃鸣不平，要为国家争个彰明的礼法，为她争个恰切的名分。正在这时，忽然就有一种传说在宫廷内外不胫而走，说是有一天，万历和郑贵妃一同到大高元殿，谒神盟誓，约定一定要立朱常洵为皇太子，万历还写了这个誓言，装入玉盒中，交给郑贵妃，这就是所谓的“玉盒密约”。这个传说在朝野引起极大震动。人们纷纷猜测，认为皇上把郑贵妃封为皇贵妃，其实是为 “废长立爱”做铺垫。根据明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取决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早晚则是次要的。万历这一册封，使郑贵妃的地位与皇后相去不远，却比王恭妃高出许多，按照 “子以母贵”的说法，将来被立为太子也就有了依据。这么一猜测，朝臣们立刻感到，现实的危险远不止封谁不封谁，而在于那个被郑贵妃迷昏了头的皇上，极有可能不顾祖宗礼法，立皇三子为太子！看来事关社稷，就是罢官掉脑袋，也要坚决顶住！ 然而，皇上毕竟是皇上，万历皇帝所不喜欢的宫女所生的大儿子朱常洛还是迟迟不被立为接班人。于是，为了让万历皇帝早日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内阁清流大臣与万历皇帝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共有中央及地方官员三百多人参战，战况惨烈。国本之争从万历十四年开争，一直争到万历二十九年，前后长达十五年之久。可谓大明王朝旷日持久的一场内战。史书统计，这场国本之争，先后有四名首辅、十位尚书被逼退，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皇帝亲妈慈圣皇太后李太后出场并与万历皇帝作了一次围炉夜话，为这场国本之争一锤定音，万历皇帝终于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大明皇室后继有人。然而，已经被册封为福王，郑贵妃的亲儿子，皇三子朱常洵却不肯开离开京师到他自己的藩地洛阳去，其实早在万历二十九年太子册立以后，许多廷臣就立马上疏提出让已册封为福王尽快到封地去上任，满朝文武都知道，福王是与太子争立的人，耽搁日久恐生事端。要命的是万历仍未放弃“太子意在朱常洵”的主张，便将所有奏疏悉数“留中”，托辞要为福王冠婚，才将其留下。不久，在郑贵妃死缠硬磨下，福王婚礼搞得十分铺排，婚费是按惯例所应该花费的十多倍。冠婚过后，请速派福王到封地之国上任的奏疏又起，雪片似的，不仅成百上千封。万历开始还十分恼怒，后来干脆置之不理，一概“留中”，内阁大臣问起来，便说邸第还未准备好。于是抓紧建筑。不久，洛阳邸第即花费28万两银子建成，万历却仍不提让福王这个宝贝儿子去封地洛阳走马上任之事。此刻，万历深居简出，群臣章奏概不过问，连皇太子也许久不能见他一面，惟独福王可以直接从小门进去，一天能见好几面。若有事要报，早上说了，傍晚必有回音。由于万历一意拖着，福王当然更不愿去上任，就这么不顾名分地住下了。每天，福王常洵都闭门玩乐，饮酒、玩鸟，狎戏歌妓，经常通霄达旦。而郑贵妃心中气犹不平，也一味怂恿儿子胡闹。时隔不久，宫廷内外就有许多议论，说郑氏母子这是一种示威，仍想挤走太子取而代之。还有一种传说绘声绘色，说是在宫中发现了一个木刻的人像，颇似朱常洛，而每过七天，郑贵妃都要在这像上扎上一根针。那时有的人很相信这种其实近似谣言的话，担心万一郑贵妃真通巫术，皇太子常洛也许会因此而病入膏肓。这样一拖就是十年。万历四十一年 公元1613年 春，阁臣叶向高等人旧事重提，请福王尽快去封藩之国，并得到病中慈圣太后的支持。万历没有理由再拖，只好答应以明春为期，但同时却提出，一定要给福王庄田4万顷，否则不干。转年二月，福王终于满怀怨气地上路到洛阳自己的封地任职，临行前，万历将历年来矿监、税使们所进贡的珍宝佳玩，一股脑儿给这个他最钟爱的儿子。但福王又提出新的要求。意思想要当年张居正清丈土地时籍没的地方田产，同时，要江都到太平之间沿江地段的杂税，以及四川的盐井榷茶费。万历立即答应。福王于是派自己亲信爪牙外出勘查丈量所分封土地，一路敲诈索要财物，逞凶使蛮，甚至为此**，当地巡按听说了，也不敢多问。到了洛阳后，福王又想出了绝妙的主意： 参与经商，在洛阳市内遍设盐店，兼营**，并规定，除了王府店铺或从王府店铺中**的，一律不得自行**食盐。就这样，朱常洵倚仗父皇的宠爱，在封地上为所欲为，终日声色犬马，纵情歌舞。唯一能激发他兴趣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女人，二是吃喝。“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此时，恰逢农民叛乱如火如荼，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不聊生。人祸未平，天灾又至，“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常洵居然把自己养成300斤的大胖子。百姓怨声载道，“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福）王，洛阳富于大内”。兵部大臣吕维祺建议朱常洵出资助明军平叛，但朱常洵一毛不拔，充耳不闻，照旧整日莺歌燕舞，吃喝玩乐。
阁臣叶向高、方从哲等人因此上疏万历，说以福王之尊而与商贾为伍，有失体统，况且其亲信差官到处乱跑，骚扰地方。请求让福王停止丈田、开市两事。万历细览了疏文，脸色很难看，当即 “留中”。此刻，没有人能体察到万历的悲凉怨愤的心情。万历一生有妃嫔数十，宫女上千，然而他唯一真正眷恋，愿意形影不离、生死同心的，却只有郑贵妃，爱屋及乌，他于是万分钟爱福王朱常洵，似乎朱常洵身上维系着他对未来的全部希望，可现实却破灭了他的希望，在万历的心里朱常洵至少应该比他强一些，但眼看常洵也堕落了，他万历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革职查办或升迁拔擢朝廷官员，却不能将心爱的三儿子朱常洵册为太子，以至于让他如此心灰意冷。然而，让万历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许多年后的公元1641年，闯王李自成的大顺军势如破竹，兵临洛阳城下。朱常洵才迫不得已拿出钱财招募兵士抵抗，而就在火烧眉毛的时候，洛阳军民则纷纷怒言：“洛阳王府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试想，这样一群充满怨声载道的乌合之众即便打仗，如何能挡住李自成的虎狼之师，洛阳城被迅速攻破，朱常洵在两个随从的掩护下，逃到郊外，藏匿于迎恩寺中，后被大顺军活捉，据野史上说李自成觉得直接杀了这位老王爷不够解恨，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起来，剥光洗净，轻刮细剃，以**灌肠排去粪便，里里外外弄干净后又下令将其和几只草鹿一锅煮，锅是从白马寺弄来曾经赈济灾民的大锅，足有半个篮球场大小，而鹿是扒了皮掏净下水的，至于福王朱常洵则是温水煮青蛙，就那么活着下锅，美其名曰“福禄汤”。回顾明初，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代皇帝可谓是兢兢业业，替大明打下了大好江山。不料，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执政却要御驾亲征瓦剌部，因专权太监王振作乱，以至于明军和皇帝被困在土木堡，水源被掐断，陷于死地。随后，瓦剌大军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皇帝朱祁镇被俘，王振被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大臣战死，史称“土木堡之变” 英宗朱祁镇因宠幸王振阉党，最终导致明朝大军尽数丧于瓦剌之手，连皇上自己也被俘。可以这么说，英宗朱祁镇在位期间几乎没干过一件好事，却做了不少糊涂事，原本鼎盛的大明朝，此时已渐渐衰落。之后，明宪宗即成化皇帝朱见深从明英宗手中接下这大明江山。成化皇帝在位期间虽有所建树，但晚年任用奸佞使得大明江山再度凋敝。所幸明孝宗，也就是被后世与汉文帝、宋仁宗并称的朱佑樘继位。这位皇帝上位之后，不近女色、勤勤勉勉、大开言路，朝政腐败得到根治，奸佞被驱逐，这一段时期被称之为“弘治中兴”。但是这位皇帝依旧逃脱不过宠幸宦官的魔咒，虽然后面有所改进，但奈何明孝宗朱佑樘英年早逝，仅仅三十六岁就逝世。应该说，明孝宗打下的大好江山，只要不随意折腾，还是能延续很久，可要命的是，从明孝宗接过担子的明武宗朱厚照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诚然，此时的明朝看似一片安宁，实际上却暗藏危机。经宋朝发展、元朝延续，明朝的社会经济前所未有的发达，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悲哀的是，在封建社会谈资本主义，这自然是封建社会所不容许的。尽管经过明孝宗之手，明朝经济恢复往昔，可一到明武宗时期就已经变味。明武宗喜欢玩乐，在宦官刘瑾为首的“八党”引诱下，整日只知道玩乐，荒于朝政，明朝变得一团糟。明武宗逝世后，嘉靖皇帝登基，这个被后世称之为“神棍皇帝”的朱厚熜，装神弄鬼，迷信方士，浪费民力，最终引发民变。嘉靖皇帝的儿子隆庆帝朱载垕接盘，这个烂摊子可不好收拾。好在隆庆帝还算开明，任用了张居正、高拱等大臣，在多位大臣的辅佐下，隆庆时期的政治、经济都得到了发展。但是这厮在位六年，就因沉迷媚药，最终一病不起。而我们所讲的万历皇帝，年仅10岁就从老爹隆庆帝手中接下这个大摊子，这也算难为万历了。面对国库日益空虚，万历开始挖空心思向朝廷各部门勒索钱财。生一个女儿，要户部、光禄寺各进奉白银10万两，公主出嫁，也要讨取数十万两银子。一个小商人外孙的全部贪婪，都表现在把金银珠玉当成命根子上。他小的时候也曾对张居正说过，珠宝又不能吃，有什么用处？但长大了之后，却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那么喜爱珠玉，不厌其精，不厌其奇，更不厌其多。有一次，为了买到称心的珠宝，万历一次就花掉白银2400万两。在万历的带动下，宫廷费用日益增大，每年仅脂粉费便高达白银40万两，织造龙袍的布料多达15万匹。渐渐地，国家财政便有些窘迫。万历记起了当年张居正开源节流的做法，“节流”当然没有必要，而“开源”则是个好办法。于是，他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敛聚钱财的活动。万历最初想到的 “开源”的点子，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但那时却做得一本正经。他大力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准。许多人迫于无奈，只好纷纷进奉。此外，他还想出一种更令人称奇的办法，平白无故地把太监拖来拷问，兜一阵圈子后，就要他们献金银珠宝。头脑灵活立即献上的，当即释放，有执迷不悟的，加倍用劲杖打。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十二月，御史何出光上疏，揭发太监张鲸掌管东厂期间，做威做福，横行无忌，犯了欺君等死罪，同时，也把张鲸的同党锦衣都督刘守有、序班邢尚智一起都告了。万历对欺君罪很敏感，决定重办。张鲸见事不妙，赶紧献上大量财宝，并多方托人说情，最后，万历终于下诏，准许张鲸接受教训，继续供职。而刘守有、邢尚智二人由于没献东西，一个被解职，一个被处死。这件事传出后，引得朝野议论纷纷。任职刚一个月的给事中李沂，上疏万历，大意是说，“皇上治过冯保、宋坤的罪，而张鲸罪过远比他们大得多，为什么偏偏不纠呢？外间传说万历因收了张鲸的金宝，所以才不治其罪。最初大家都不相信，认为皇上富有四海，还能贪图小利吗？ 后来见到任用张鲸的圣旨，才知是真的。这样做，既有损皇上的声誉，又给国家留下祸患，臣感到很担心。”万历对此十分震怒。他手捏着奏疏说，“李沂这是想为冯保、张居正报仇!”立即下令将其廷杖六十，削职为民，并派司礼监张诚监督执行。万历朝中后期，政治极端腐败，水、旱、蝗之灾连年不断，百姓穷困，财政紧张，民怨沸腾，尤其是矿监税使肆无忌惮地压榨，更使人民的反抗情绪如干柴烈火，反抗斗争遍及全国。万历二十七年 公元1599年 四月，山东临清最先爆发了反对横征暴敛的斗争，矛头指向税使马堂。马堂是天津的税监，兼管临清**。他不仅苛征重敛，而且公开抢劫财物，搞得远近没有集市，激起众怒。数千人齐聚税署说理，马堂却下令镇压。愤怒的人群冲进衙门，焚毁税署，杀伤马堂爪牙多人，并将其本人赶跑。第二年，税使陈奉到湖广征税，敲诈恐吓，破门抢劫，无恶不做，尤其在武昌地区，竟然公开**民女，导致民变。数万群众将陈奉衙署团团围住，吓得陈奉躲到楚王府，愤怒的民众火烧官署，将为虎作伥的爪牙陈文登等16人，投进滔滔长江。万历二十九年 公元1601年，江南爆发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声势、组织最严密的反矿监税使斗争。著名丝织业城市苏州的数以千计手工业丝织工人，被税使孙隆压榨勒索得纷纷失业，加上当地又发生水灾，生计十分困难。六月初三日，织工葛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带头暴动，高喊：“宁可拼死，不杀恶棍，不逐孙隆，誓不罢休!”市民们闻风响应，很快聚集了2000多人。然后分成6队，每队一人带领，以摇芭蕉扇为号，一路浩浩荡荡向税署冲击，中途参加的群众不计其数。暴动的民众群情激愤，他们包围了孙隆衙署后，用乱石打死他的参随黄建节，将抓住的其他五、六个爪牙，捆绑手足，投进河里，并将恶棍汤莘的家放火烧毁。孙隆吓得丧魂落魄，改易便服，爬墙逃脱。万历三十年 公元1602年 后，城乡人民和前线军兵的反抗斗争日益增多。那时候，江西上饶、景德镇，云南腾越，福建漳州等地民众暴动的奏表，每次都急如星火地送到万历手里，而几乎每次，又都被他留中。万历知道兵部自会依律派兵镇压，他也比别人更清楚，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其实是他自己。那恶名远播的 “采榷”，那不理朝政的做法，都无一例外地自蹈死地，将大明王朝推入风雨飘摇之中。然而，更为直接的威胁，却来自万历最初一无所知、直到万历四十四年 公元1616年 始觉骇然的北部边陲。这一年，早就窥视大明江山的努尔哈赤，在统一了大部分女真族部落之后，登基于赫图阿拉称汗，国号大金，年号天命，历史上称为后金。他本人被贝勒、大臣们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从此，脱离过去与明朝的隶属关系，公开与其为敌。万历四十六年 公元1618年 四月，努尔哈赤以杀祖杀父之仇等“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这一年的春天与以往没什么两样，御花园里照旧桃红柳绿。庸懒倦怠的万历，昏昏然不觉大祸将至，对边将和兵部、吏部的告急不予理睬。四月二十一日，抚顺被努尔哈赤攻克，守城将士战死上万人，街头巷尾，尸体横陈，其状惨不忍睹。告急的羽书，一天数十次地传来，万历这才着了慌，下令逮捕巡抚兼总兵官李维翰，并下决心要与努尔哈赤决一死战。第二年二月，万历命兵部调集了近9万人的兵力，连同1. 3万多朝鲜兵，约计10余万人，号称47万大军，由辽东经略杨镐指挥，企图将后金一举歼灭。那时，万历由于惊惧，十分沉不住气，恨不能立刻发兵。然而，户部却疏告兵饷缺300万两银子，请求从大内存银中调拨。当时，朝廷大内银库每年增加雪花银120万两，所以内币十分充足。辽东战事初起时，曾从登州和南京调过兵，也缺兵饷，就是从大内银库拨过白银10万两。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在奏疏中说：“那时从内库拨的10万两中，有5. 9万两外表都呈土黑色，是长期不用的缘故。现在战事紧张，应多调些补充军需，化无用为有用，保证战争的胜利。”但是，万历向来都是视内库为己库的，自己掏钱用来给国家去打仗，这在一个小商人看来实在是太划不来了，所以他坚决不同意类似的疏请。以万历那果决的态度，若是非让他出300万的话，他或许下令不再进行这场大规模反击。无奈，户部只好自己去东拼西凑。而真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请求拨款百呼不应，但建议加派却朝奏夕可。万历四十六年 公元1618年 八月，户部尚书李汝华疏请增加赋税，九月，万历就下令追加天下田赋，每亩加征银3. 5厘。第二年十二月，以大军反击，急需军饷为由，又决定每亩再增征3. 5厘。到了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竟决定再次追加，每亩增征银2厘。这样，三年三增，因此成为岁额，累计每亩净增已达9厘，年田赋增征总额为520万余两。许多农民因此被夺去土地，流离失所，忍饥受寒，怨声载道，终于导致后院起火，山东、河南等地农民暴动接连不断。消息传到后金，努尔哈赤感慨万千，深感自己起兵反明是英明勇毅之举。大明气数已尽，明朝不亡，断无天理!万历四十七年 公元1619年 二月底，明军兵分四路合围辽东努尔哈赤主力。第一路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指挥，由抚顺向东直逼苏子河谷; 第二路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指挥，由清河出鸦鹘关向东; 第三路以开原总兵马林为指挥，由开原出三岔口自北向南; 第四路以辽阳总兵刘綎为指挥，出宽奠口由南向北。经略杨镐坐镇沈阳为总指挥。气势汹汹，扑向赫图阿拉。三月初，杜松率第一路开抵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在这里，被努尔哈赤指挥的十万后金亲兵抄断后路，围攻大营。明军怆惶失措，匆忙应战，结果被准备充分而又骁勇善战的后金兵杀得尸横遍野，萨尔浒山岗一时血流成渠。只一天，第一路军就全军覆没。紧接着，第三路、第四路军也迅速被歼。几天下来，明军损兵4. 6万余人，折将300余员，被迫撤出辽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战役后，后金与明王朝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后金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当年，后金兵又攻取开原、铁岭等地。十万铁蹄踏过辽东大地，直逼大明王朝的莽莽边墙。万历被深深地震动了。萨尔浒的失利，将亡国的威胁明白无误地推到了万历面前，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困顿和凄凉。不久，就染上病症。在一年多病情时好时坏的反复折磨中，万历想到了死，也想到了他这委曲荒唐、骄奢淫逸的一生。历史曾经无数次地给过他机会。他有过勤敏好学的少年英气; 也有过重用张居正实行改革，使国力空前强盛的君主荣耀。万历二十年 公元1592年 起，他力排众议，反对妥协、议和，多次派重兵赴朝鲜，与朝鲜军民一道，抗击倭冠; 万历十九年 公元1591年和二十七年 公元1599年，他亲自调兵平定了西北哱拜父子、西南杨应龙等两股**所发动的叛乱，维护了社会的安宁，更是他平生少有的骄傲。但是，这一切都如电光石火，只闪过一丝亮色，便被他那无可救药的昏庸遮掩了。他将无法摆脱良心与历史的谴责。1620年8月18日，明朝的万历皇帝在毓德宫已经奄奄一息了。可是却迟迟不肯咽气，因为他有一件心愿未了，他要在临近咽气之前留下遗命，册封其宠爱的郑贵妃为皇后。万历皇帝基于两点考虑，一是郑贵妃只有册封为皇后等她去世后才能以皇后身份葬进定陵，而万历才能最终实现与宠爱的郑贵妃生同衾，死同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的山盟海誓。万历第二点考虑就是担心，他担心皇太子朱常洛（明光宗）即位后，一定不会放过郑贵妃，因为郑贵妃犯过三条大忌。1、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就是李自成在洛阳将他放在锅里，炖福禄肉的那位王爷）曾经和王恭妃生的太子朱常洛争过皇帝。2、郑贵妃有媚主秽乱春宫的恶名，万历的朝臣早就欲除之而后快。3、郑贵妃想取代孝端皇后（万历皇帝的原配王喜妹，一生无子，可是却宽和，周到，将皇宫打理得井井有条，因为无错，而让万历皇帝无法废后）而当上正宫皇后。然而，万历皇帝生前贵为皇帝，大臣们反对他需要冒着廷仗，即大棍子打屁股的危险。现在万历皇帝蹬腿咽了气，竟然妄想封郑贵妃为皇后岂不是笑话，因为按照明朝礼法规定，想封一个活着的女人做皇后，这个皇后必须要由皇帝亲自主持一次册封皇后的大典，皇帝都死了，册封郑贵妃为皇后自然无法举行——因为这事违背“礼法”！再说大臣们已经没有挨打的危险了，于是臣子们众口一词地说：老猫吃咸鱼，（郑贵妃想当皇后）休想，看起了面对礼法的鸿沟，皇权仍然无法跨越。接下来的事情，不仅万历皇帝想不到，就是满朝的文武都想不到。太子朱常洛（明光宗）当上皇帝后，郑贵妃为了保命，她先是给明光宗送来大量的珍珠和宝贝，接下来，又送给朱常洛八名美女，很快，朱常洛就累病了，郑贵妃又让亲信太监崔文升，给朱常洛送来一粒红丸，关于这粒红丸，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春药”，还有一种说法是道士所炼的“金丹”，至于到底是啥，已没人能说清，反正皇上朱常洛就是吃了这粒红丸后，一天泻了几十遍，这位身体硬邦邦只干了一个月的皇帝便“闭眼蹬腿”一命呜呼。朱常洛的儿子朱由校即位，这位天启皇帝一上来随即就封自己的亲奶奶王贵妃为孝靖太后，并将其从东井平岗的墓地挖出来，然后与万历皇帝，孝端太后一起，葬入定陵之中。公元1630年5月，要强一辈子的郑贵妃在孤独和寂寞中去世，最终葬在了银泉山，虽然墓园破败但却躲过公元1966年被开棺挫骨扬灰的命运。再说这个天启皇帝朱由校临朝执政后，任由魏忠贤与客氏专权，制造了"乙丑诏狱""丙寅诏狱"等冤狱，残酷迫害企图改良明朝政治的东林党人。魏忠贤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迫害不断激起民变。其时，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主要忧患来自辽东后金对明朝的威胁。朱由校即位后听信谗言罢免了有胆有识知兵善战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致使后金攻陷沈阳、辽阳，辽东局势日趋严峻。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为稳定辽东，再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根据辽东实际情况，制定了三方布置策。而掌握辽东实际兵权的巡抚王化贞，却不顾当时敌强我弱、容易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力主分兵把守，全面进攻。在阉党策划下，坚持正确方略的熊廷弼被杀，辽东战局陷于重重危机。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十一日，落水生病的朱由校服用"仙药"身亡，终年23岁。谥号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庙号熹宗。葬于明十三陵之德陵，后来接踵而至的是崇祯皇帝，京城北京被李自成攻破，其自缢于煤山歪脖树，而导致明朝灭亡的最大罪人就是万历，《明史》及后代史学家均如是说。
断送由榔万里程-------由榔，即朱由榔，明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之孙，桂端王朱常瀛之子，南明末代皇帝。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十月十九日，朱由榔在北京出生。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秋，其父朱常瀛到衡州（今湖南衡阳）就藩，他跟随父亲到达衡州。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他被封为永明王。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八月，张献忠的大西军攻陷湖南长沙，朱由榔随父南逃，在永州以南的石期市（今湖南东安县境）与父亲走散，后被大西军俘虏，幸得混入大西军的明朝官员保护，他才得以死里逃生到广西梧州与父相聚。公元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后，随着满清践踏中原，明朝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数个抵抗政权，其中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共历18年。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五月初三，弘光政权首先建立。由马士英、史可法等奉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弘光。朱由崧，明神宗之孙，福王朱常洵之子。初封德昌王，进封世子。崇祯十六年嗣封福王。次年初，农民军扫荡北方，朱由崧流亡淮上。时南京之明残余势力议择君以定南都，然后挥师北上。曾出现拥潞王与拥福王之争，最后马士英恃势逼史可法等同意立福王朱由崧为帝。马士英等以拥戴有功，把持朝政，起用阉党余孽，贪赃枉法，与高弘图等东林余党针锋相对。清顺治二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称奉太子密诏，入诛奸臣马士英以清君侧，起于武昌，进逼南京。时清军迅速南下，连续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随后，清军渡长江，克镇江。弘光帝被迫出奔芜湖。五月十五日大臣赵之龙、王锋、钱谦益等献南京城投降，二十二日朱由崧被获，解北京处死，弘光政权覆灭。顺治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于肇庆称帝，建立永历政权，朱由榔，为人懦弱寡断，昏庸无能。正当南明政权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大顺农民军余部出现在抗清斗争最前线，挽救了危局。自李自成死后，余部分为二支，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公元1647年，郝摇旗部护卫逃来广西的桂王居柳州，并出击桂林。年底，大败清军于全州，进入湖南。次年，大顺军余部又同何腾蛟、瞿式耜的部队一起，在湖南连连取得胜利，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在江西的降清将领金声桓和在广州的降清将领李成栋先后反正，清军后方的抗清力量也发动了广泛的攻势。另外，永历帝朱由榔还专门派使节前往川东石柱争取四川总兵、忠贞侯秦良玉的支持：《春晖堂笔记》写本卷中《永历杂记》有一则云：“当入滇之先，遣使往忠州加秦良玉太子太傅，任以四川招讨使，仍以镇东将军督兵靖川中诸贼。”。一时间，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7省，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斗争的高潮。在抗清名将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郑成功等的支持下，尤其是大顺、大西农民军与之联合抗清，永历政权得以生存下来，支撑台湾及中南、西南数省半壁江山，声势颇大。顺治五年春收复了湖广、湘桂部分地区。顺治九年收复广西全境。接着北取长沙，东扫江西，收复二州16郡。但永历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农民军也倍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公元1649—1650年，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牺牲，清军重新占领湖南、广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掉了。不久，李过病亡，其子李来亨同其他农民军将领率部脱离南明政府，转移到巴东荆襄地区组成夔东十三家军，独立抗清。这支部队一直坚持到公元1664年。公元1652年，南明永历朝廷接受张献忠部将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建议，这年，李定国发动反攻，率军8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同时，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克复川南。东南沿海的张煌言等的抗清军队也发动攻势，并接受了永历封号。抗清斗争再次出现高潮。不幸的是，这时孙可望同李定国之间矛盾爆发，破坏了大好形势。永历五年（公元1651年）冬，朱由榔被孙可望以武力胁迫到安龙府居住（今贵州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在孙可望的软禁下，他过了三年多安稳但不自由的生活。永历八年（公元1654年）孙可望欲自立，大臣吴贞毓等奉永历命欲召李定国护驾。事情败露之后，孙可望派遣郑国举兵问罪，最后孙可望以“盗宝矫诏、欺群害良”拟罪，赐吴贞毓自缢并斩吴以下十七朝臣。永历九年（公元1655年）李定国把朱由榔护送到云南昆明，居住在孙可望的秦王宫，次年于曲靖交水大败孙可望，孙可望势穷降清。永历十一年（公元1657年）孙可望降清后将西南军事情报尽供清廷，滇黔虚实尽为清军所知。永历十二年（公元1658年），清军三路大军入攻云南，云贵沦陷。永历十三年（公元1659年），朱由榔在李定国保护下，由昆明撤到永昌（云南保山县），再由永昌退到腾越（云南腾冲县），由腾越逃到缅甸境内，被缅甸王莽达收留。后吴三桂攻入缅甸，莽达之弟莽白乘机发动政变，杀死其兄莽达后继位。公元1661年8月12日，莽白发动咒水之难，杀尽永历帝侍从近卫。随后，缅王莽白得到清军进入缅境之消息，曾写信给吴三桂，到公元1662年1月22日，莽白将永历帝献给吴三桂，由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皇统彻底灭亡。公元1662年6月1日，永历帝父子及眷属25人在昆明篦子坡遭吴国贵用弓弦勒死，终年40岁，其身亡处后改名为逼死坡。由此看来，南明永历皇帝到底昏庸无能，他在任期间，曾出现两次反清高峰期，并取得一系列大捷。永历手下悍将李定国、何腾蛟等，坚持战斗，一度收复湖南境内，并将永历政权的地盘扩大到四川、云南等7省，最终却因“三王内讧”以及孙可望所挟持，使得南明政权本来一手好牌却被永历皇帝明昭宗朱由榔打得稀巴烂，断送了万里鹏程。


当代·写手也疯狂----孙世元


2021/12/28农历十一月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