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中篇纪实小说）【七】

于仙田

10. 心里想着老少爷们

　　 母亲沒出去搞计划生育工作前，大概是一九七三年，那时公社里整在修建石现水库，水库的规模在全县能占个中等水平，毎个大队都要出民工，民工数量占劳力的一半。这样，各生产队的男劳力只乘下一半的人来耕种农田，显然人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妇女们就要坚持每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同男劳力一样上山下泊，打炕抬粪。她们家里有老人的，老人们可照看一下孩子，没有老人的，孩子只能放任，大的看着小的，满街乱穿，大哭小叫的。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后，便在支部会上提出：“城市有幼儿园，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呢？咱们办起幼儿园，让参加劳动的妇女劳力没有了后顾之忧，孩子们的安全有了保证，家长放心参加生产劳动，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这个建议得到了支委们的一致同意。于是由母亲牵头，在大队大院中拾掇出六间房子，从下乡知识青年中选出两名女青年，又在村里选出了一名女高中毕业生，再加上母亲，四个人把幼儿园办起来了！母亲规定：一，不准打骂孩子；二，大班除了教唱歌、做游戏外，还可教汉语拚音和十位数的加减法；三，小班只教唱歌、做游戏。这个幼儿园在我们公社是开天辟地第一个幼儿园，直到幼儿园走上正规，母亲才从幼儿园里下来。幼儿园从那时一直坚持办到2006年，尽管换了一批批孩子一批批老师。各村都来取经学习，回去也纷纷办起幼儿园。
　　 母亲一直分管妇女、儿童和调解工作。七三年秋，本村于田志结婚了，他媳妇是本公社当道村人。于田志家里是贫农，本是兄弟六人，老大被外村招为养老女婿，老二老四早年夭折，老三老五老六跟母亲过日子，父亲英年早逝，家里很是贫穷。于田志是最小的老六，人很老实善良，一表人材，大高个，看见任何人都是笑脸相迎，话儿不多，就知道出力干活儿。二十六岁那年经媒人说合同他媳妇结婚了，婚后他媳妇不仅不与他同床，而且总是闹离婚。经许多人说合调解，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母亲亲自出面了！母亲一个人来到当道村于田志的岳母家里，了解情况得知人家姑娘对于田志有好感，但就是要坚持离婚。于是母亲又悄悄走访了当道村支部书记和妇女主任，得知是于田志的岳父母因其家境不富裕从中作梗，要将女儿嫁给高家村一富裕人家，财礼都已收了人家的。母亲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党支部作了汇报，支部书记于良福说有什么法子不让他们离婚保住这家人家呢？母亲说：“我看于田志的媳妇对于田志是有好感的，如果想保住这桩婚姻，现在只有一条道可走，那就是……”支委们听后都齐声叫好。
　　 一个月后，于田志穿上军装到青岛警备区当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这是党支部、公社党委、县委、县武装部共同努力的结果。于田志成为一名军人，他媳妇就是军属！那时，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胆敢破坏军婚，你就等着进监狱吧！从此，这桩婚姻再无麻烦，直到现在于田志两口子恩爱有加，子孙满堂。我敢打赌，母亲的这一计策以及实施成功，在全国也沒有几例，这真叫特事特办，体现了共产党人为民办实事的优良传统！

　　 11.第一次去找党组织讨说法

　　 一九七七年六月份，我从高中毕业了。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班长，初中一年级（六年级）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不仅我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和我爷也高兴得直夸我有出息。那时，人的思想十分单纯，追求就是入团入党，为人民为国家做点贡献，根本就沒有升官、弄钱的半点邪念歪想，绝对沒有现代人思想复杂的一万分之一。学校提倡拾粪攒粪，因学校都种有六、七十亩地，是勤工俭学、学农的基地，我每天拿着锨和篓子坚持拾粪，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当然坚持下来的决不止我一个人。一升入高中，我就被选为班级团部书记，第二年又兼任学校团总支副书记，正书记是由学校干事后升任教育局政工科长的王忠仁老师担任的。七六年至七七年六月，我在学校中就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会主席。纪律、劳动、宣传、文艺、体育、办报等等什么工作都要去协调、去带头做，所以学校中的校长、教导主任、后勤人员、同学对我的评价都很高，无论是能力抑或品德方面。多少年以后，同学去找王忠仁科长办事说自己是十六中五级的学生，王老师说五级我只记得谁谁谁，别人都不记得了，这谁谁谁就是我，可见我不是自夸的。我当时的学习也是名列前茅的，尤其语文在全校应是首屈一指的，多少年后我做了一个摸底调查，我们这级同学中，正儿八经参加高考考上大学的，只有我一个人，尽管那时我已三十四岁了。
　　 高中毕业那年，公社要招录一大批初中民办教师。公社要高中推荐一批品学兼优的应届毕业生参加考试，然后择优录用派到师范培训后新学期上岗。我的名字是被放在推荐名单最前面的，这是我的老校长蒋同田在哪儿都不避讳的。参加考试的不仅有高中推荐的一批应届毕业生，还有三名小学民办教师，成绩出来后，我却名落孙山了！我的同胞哥哥那时就在中心联中教学，他是参加批卷统计的教师之一，他看到录用结果后，告诉我说：“这里边肯定有鬼！你的总成绩是所有参考人员的第三名，你要赶紧叫刘桂珍奶奶去找！”
　　 我回家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说支部决定叫你到公社拖拉机站去工作，我说：“妈，到哪去工作是另一回事！我本身是考第三名的，他们不用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的儿子是孬种？还是说明您刘桂珍是……做这事的人，不是在搞不正之风，就是在欺负您这老党员，咱不蒸馒头也争口气啊！”我这几句话把母亲的豪气点燃起来了，母亲说：“你说得有理，走，骑上车子带上妈去公社去！”母亲直接找到了分管教育的范振香副书记，母亲让拿出成绩来看，说我儿子如果成绩不够，我来找党组织组织可处分我这个党员，如果我儿子成绩够有人故意搞歪门邪道，我就陪着他往上走，走到北京我都奉陪到底！范书记千劝万劝说，他下午就落实给答复，傍晚时分通知书来了。到现在也不知是在哪个环节有捣鬼的，后来母亲说我这是第一次向党组织讨说法。再后来，中心初中校长、党支部书记姜万智说幸亏当初谁谁谁录用上来了，否则就沒有了一名优秀教师啊！因为，我二十二岁就任教公社毕业班重点班的语文了，二十三岁就给全公社的语文教师当教师了，从1977至1987年间，我的教学成绩总是全公社同级第一名……
　　 母亲一生仅这一次为自己的亲人向组织讨了个说法，而到现在我也沒为母亲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