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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评论] 谯达摩诗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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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达摩诗学随笔(1-10)

谯达摩诗学随笔(1-10)


  
诗学随笔(1)

  2018年9月25日,这应该是当今中国诗坛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当今中国诗坛,包括朦胧诗派、第三代诗人、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下半身写作、垃圾派、低诗歌。在此之后的当今中国诗坛,其板块构造已逐步发生变化,主要是后口语诗、后现代诗(北京诗派)、部分的垃圾派、尚不成熟的大诗主义。此次诗坛大战,伊沙阵营主要是被一些不知名的诗歌爱好者围攻,迄至今天为止这场大战已近80天,除了伊沙业已雄踞诗坛之巅,双方均出了不少知名的诗人或诗歌爱好者。这一格局,将会越来越清晰,也正在重新塑造当今中国诗坛。作为21世纪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的后现代诗学诉求,在此次大战中业已广为人知。
  上述双方通过历时80天所不断推动的重塑诗坛的崭新格局,构成了当今中国诗坛充满活力的圣殿。圣殿之外,主要是沉默的那一部分,包括早就已经过气的朦胧诗派、第三代诗人,以及即将过气的知识分子写作,他们在此次大战中的沉默,无意中把他们送入了历史的博物馆。
  博物馆之外,主要是当下中国诗坛默默写作的那一部分,这部分的人数非常之多,但由于他们选择站在此次大战之外,所以他们的写作很难迈入属于中国当下诗歌史的独特舞台,换言之,即写作无效。无效的写作,其最终命运是被历史的扫帚彻底扫入垃圾箱。
  
(2018年12月13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2)

  当然,所谓圣殿、博物馆、垃圾箱,也不是绝对的。默默写作的大多数诗人,除非有狄金森死后若干年才被发现的奇迹出现,否则,一般说来,几乎都会化作历史的尘埃。
  此次诗坛大战,因为处于微信、微博时代,历时之长,古今罕见。伊沙的后囗语写作,经由此次大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诗学潮流。在此次大战中,当今中国的所有诗评家几乎全部失语,这一现象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诗评界的势利与无知,胆怯与平庸,愚蠢与自以为是。如果有真正的天才型的诗评家,他们肯定会为伊沙的后囗语诗学探险历程和于2016年端午节断然掀起后现代诗学实践浪潮的“北京诗派”而鼓与呼。眼看80天大战过去了,我们连天才诗评家的影子都没有看见。中国新诗的百年历史上,绝对没有出现过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的文学评论家。所以,诗人应当摒弃幻想,自我救赎。
  当后口语与前口语彻底分道扬镳,韩东、于坚、杨黎的诗学追求,无疑将就此止步。经由此次大战,一道分水岭豁然出现,那就是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韩敬源、艾蒿等诗人的后口语时代已经全面来临。同时,“北京诗派”作为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也真正登上了中国诗坛的舞台中央。
  同时我们发现,经由此次大战,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这些诗学概念,差不多已经做古。是的,当今中国诗坛崭新的诸多气象,正在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
  
(2018年12月13日傍晚,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3)

  如实地记录此次诗坛大战,如实地说出伊沙受到的若干伤害,如实地指出当今中国诗坛的本相,非常不容易,比旁征博引困难得多。就诗学而言,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唐欣、艾蒿、韩敬源等诗人的后口语写作的探索已经取得不少非凡业绩,与当今世界诗学潮流,尤其是后现代诗学潮流趋于同一个水平线。而所谓大诗主义,除了迂腐与落后,鹰子、龙吟、曹谁等人企图为海子的大诗理念招魂显然是逆文学史而动,注定会以失败告终。海子的诗与海子之死,实际上是浪漫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最后一抹余晖。
  当然,此次诗坛大战,也让我发现在当下中国提倡和实践后现代诗学的巨大难度。我们除了必须写出相当数量的后现代诗歌文本以外,还得耐心培育一个一个的后现代诗歌读者。通过此次诗坛大战,我发现我们这个流派的不少成员对后现代诗学也知之甚少,因此,创立一个极具份量的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也并非易事。
  所谓诗学弄潮儿,意味着我们必须既踊跃参与此次诗坛大战,同时还必须随时保持理性,从而在精神向度上,超越之。
  
(2018年12月13日晚,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4)

  当代诗歌,和当代社会相似,表面上看起来莺歌燕舞灯红酒绿,其实时刻都在为自身的生存而挣扎,因此给人以混乱无序模糊的印象。但现在的诗坛大战,已经整整80天了,自媒体时代,什么也无法预料和控制,我们必须检查一下那些根本的原则。我相信诗歌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诗歌的根本原则应该经历一场革命,也就是后现代诗学革命。
  “北京诗派”倡导的后现代诗学诉求,启动至今已经两年多了,参与的诗人近400人,问题是在多大范围里我们这些绝大多数互相并不认识的凝聚在后现代诗学旗帜下的诗人们已经或差不多形成了一个学派,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这个学派或后现代诗歌运动背离了诗歌的主流,哪怕是有所偏移。
  是的,“北京诗派”应该脱轨而行,与原有的陈旧的主流诗歌逐步决裂。我们根本不关心诗歌的完美性。对完美的追求是一种缺乏信心的标志,因为它表示诗人承认了在他以外存在着一个不容置疑的精神权威,而他自己也企图遵奉这个权威。
  就诗歌史而言,试问,还有什么比诗学历险本身更有价值的吗?需要补充一句,此次诗坛大战,“北京诗派”吕本怀和君兮的参与,也属于我现在所说的诗学历险范畴。
  
(2018年12月14日上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5)

  此次诗坛大战,我写了“四十条”,基本上反映了我的一些诗学观点。现在随手在手机上临屏写一些所谓诗学随笔,旨在对我的“四十条”进行一些局部展开和细化。我国古代的诗话、诗论,与西方古代的诗学比较而言,自成体系,东西方古代关于诗的阐释均博大精深,令人钦佩。西方古代诗学源于古希腊诗学。古希腊诗学研究在西方的历史上留下了研究成果。自文艺复兴以来,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论家都谈到过或论述过古希腊诗学思想。20世纪中后期,西方出版了一大批古代人物传记和古代哲学的研究著作,其撰述和研究对象包括古希腊诗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同时,在西方出版的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论、比较文学和历史著作中,探讨古希腊诗学思想也成为一个热点。译成中文的著作主要有:布鲁克斯和卫姆塞特的《西洋文学批评史》、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乌尔利希·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组织编写的《诗学史》、罗德·霍顿和文森特·霍珀的《欧洲文学背景》、加林的《意大利人文主义》、热拉尔·热奈特的《广义文本之导论》和《隐迹稿本》等等。这些著作在涉及古希腊诗学的时候,除了介绍外,许多论述富有启发性。比如,《比较诗学》提出的希腊的戏剧繁荣导致了“诗学”诞生的观点,等等。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雅克·德里达等,在展示自己最新的思想理念时,往往会联系到古希腊哲学和诗学思想。最古老的理论与最新潮的理论之间这种永不消失的张力,是我关注的一个中心点。
  诗学的历史非常悠久,我的随笔式写作,其中蕴含有向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致敬的意思。
  
(2018年12月14日中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6)

  无论是“新月”诗派,“九叶”诗派,朦胧诗派,还是“北京诗派”,我们都应该把它们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考察,来研究。所谓有机的整体,实际上是一个体系问题。是的,是一个体系。如果我们和一个体系发生了有效的关系,换言之,只有和体系发生了关系,文学艺术的单个作品,诗人与艺术家个人的作品,才有了它们的意义。这个观点来自艾略特,接着他说的是:
  “因此艺术家必须效忠于他本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为之献身,放弃自己,牺牲自己,以便争取并获得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一份共同的遗产和一项共同的事业把艺术家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联合在一起。必须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联合是不自觉的。我相信,任何时代的真正艺术家之间有一种不自觉的共同性。……当然,二流的艺术家担负不起为了任何共同的行动而放弃自己的代价,因为他的主要任务就在于表现所有的那些构成他个人特征的不重要的区别。”
  从1999年11月至2013年6月,我为创立“第三条道路写作”(主要是区别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个诗派奔波了14年,出了不少书,写了不少文章,但由于这个体系本身存在巨大的问题,比如内部不少人围攻我,离间、造谣,不一而足。四川的胡亮写文章说我想当诗坛皇帝,等等。为了最大程度地瓦解和分裂“第三条道路写作”,他们(他们的名字我现在不愿意提及,十几年前“诗江湖”论坛上的诗人们都比较了解这段历史)采取离间我和莫非、树才的关系,甚至离间我和谭五昌的关系等等,来孤立并试图彻底毁灭我的诗学生涯,令人感到人性深处潜藏着多少邪念与恶念。“第三条道路写作”这个所谓的有机的整体,这个所谓的体系,直至2013年6月我主编的《智者喜宴--第三条道路写作经典诗人作品集》一书问世,方才不十分圆满地结束了其最初的诗学使命。
  
(2018年12月14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7)

  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有三个明显的空白,一个空白是“文革”十年(当时所谓的“地下诗歌”,仿佛一粒潜行于地底的火种,今天看来弥足珍贵)。另一个空白应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段,即“十七年”(1949------1966)诗歌。这个时段非常特殊,郭沬若、艾青这样的大诗人也生活在这个时段,也写了不少作品。熟悉这段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这个时段最重要的诗人不是郭沬若、艾青,而是贺敬之、闻捷、郭小川等。我之所以把“十七年”这个时段看成是空白,因为这一时期的全部诗歌作品,在我阐述的百年中国诗歌史上属于“次要诗歌”。“次要诗歌”这一术语属于艾略特,他认为英国文学史上从乔叟以来的全部基督教诗歌“在英国几乎完全局限在次要诗歌的范围内”。第三个空白,即最近40年的“官方诗歌”,也明显属于次要诗歌。
  所谓次要诗歌,显然是相对于主要诗歌而言。从胡适、郭沬若开始,直至1949年的优秀诗歌作品,以及从北岛、芒克、多多、杨炼开始,直至现在(主要是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后口语写作、北京诗派)的全部优秀诗歌(这个时段的“官方诗歌”处于另一条发展脉络或另一个发展体系,这个体系与下半身写作、垃圾派、低诗歌构成新的平衡,因此处于对称状态,均属于我所阐释的次要诗歌范畴)。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我个人的学术观点和诗学考察。这个视野的建构,将促使我们完成一部全新的具有独特诗学价值的百年中国新诗史。
  人间要好诗。百年只是一瞬,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做减法。
  
(2018年12月14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8)

  北京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向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推荐和介绍温皓然的百回本《红楼梦》(曹雪芹著80回,温皓然续20回)。自曹翁去世,迄今已过去两百多年,据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研究学会副会长赵建忠先生研究,续《红楼梦》的作家有100多位,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蔚为奇观。赵建忠教授认为温皓然的《红楼梦》续书是“两百多年来《红楼梦》续书史上的扛鼎之作。”赵建忠教授的研究生熊丽娟女士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温皓然的百回本《红楼梦》研究,其论文答辩委员包括著作作家冯骥才先生在内。
  温儒敏教授和陈晓明教授,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两位执牛耳者,他们最近关于曹雪芹温皓然百回本《红楼梦》的谈话,我觉得颇具象征意蕴,所以写入今天的诗学随笔,作为一则佳话。当今中国文化巨匠、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先生10多年前就认为温皓然是当今中国的女文豪。20年前,学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为温皓然书写《今世圣贤》,季老去世后,不少人对季老题写的《今世圣贤》在网上表示质疑,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翻翻中国文学史,自李清照以来,可以被称为女文豪的女作家、女诗人,屈指可数,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迄今为止,温皓然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包括百回本《红楼梦》、《太阳是方的》和《般若飘香》,创作了大量古典诗词和新诗。创作之余,温皓然还和我共同主编了《第三条道路》和《世界文坛》,是“第三条道路写作”诗派和“北京诗派”的重要成员,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诗人,其诗歌代表作是《母亲》和《致母亲》。
  
(2018年12月15日上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9)

  1999年11月,我和莫非、树才共同策划编选《1999九人诗选》,莫非、树才向我推荐席君秋、尹丽川的诗,这两个女诗人以前我完全不了解。这本书于当年12月问世,并以“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第一本书为整个诗坛所熟知。除了上述两个女诗人,另外7位诗人,包括莫非、树才、简宁、车前子、小海、殷龙龙和我。2000年,尹丽川与沈浩波等人共同创立了“下半身写作”。无论是之于“第三条道路写作”而言,还是之于“下半身写作”而言,尹丽川的作品都是非常优秀的。但与尹丽川比较而言,戴潍娜的天赋更令人惊讶,她天生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女诗人,她的作品闪现出迷人的天才之光,所以我邀请她进入了“北京诗派”。
  在《1999九人诗选》这本书问世之前,我和“知识分子写作”的重要诗人王家新走得很近。当时我30多岁,王家新40多岁,我们两个的单位离得不远,都在北京北三环,他在北京教育学院教书,我在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从事教育战略研究工作。他经常开车到我当时的居住地花园路6号,偶尔去我的单位,有时带我去他当时的居住地昌平区上苑,介绍我认识清平一家、孙文波一家,介绍我认识西渡、敬文东。之所以回忆这些,主要是王家新当时对我完全是一个大哥的样子,晚上让我住在他那里,早晨为我做早餐。上苑是一个山青水秀的村庄,环境幽静,住了不少艺术家,仿佛世外桃园。王家新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他的特殊个性和非凡阅历,使得他常常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状态。据我所知,他与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他们”的韩东、于坚和“非非”的周伦佑、杨黎,他的态度明显是不屑一顾。是的,他有自己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具有经典意义的诗歌之境。
  艾略特曾经“强调地声明说赫伯特是一位大诗人。”我在此也强调地声明说:王家新是一位大诗人。
  
(2018年12月15日中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10)

  起始于9月25日的此次诗坛大战,已经整整80天了,原以为会落幕,但突然发现又开始硝烟弥漫了。双方有可能诉诸法律,对簿公堂,也有可能通过微博、微信继续战斗下去。我喜欢的巴赫金曾经说过:“世界上还没有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着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面。”
  巴赫金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1914年至1918年,巴赫金在彼得堡大学上大学时,适逢形式主义流派在彼得堡大学开始折腾。彼得堡大学是形式主义流派的重要阵地之一。巴赫金当时应该知道形式主义流派,但他却没有和形式主义流派的成员直接对话,而是采取间接交锋的形式:写作。巴赫金的研究工作虽然几乎是与形式主义同时开始的,但其理论的重要意义直到20世纪的后20年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巴赫金得到全世界的接受和尊敬也是在他的晚年才开始的。
  俄国形式主义流派产生于20世纪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什克洛夫斯基、雅可布逊、日尔蒙斯基、艾亨鲍姆等。因其独树一帜的文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对诗歌语言研究的贡献,很早就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研究界声名鹊起。这个流派的理论刚刚出现,就招到来自两股势力的声势浩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指责他们忽视社会政治因素,一味强调创作技艺;而传统的传记、历史研究方法等经院学派,则批评他们缺乏一种成熟的美学理论基础,只知技艺、语言学的现实,难免流于肤浅。
  就诗学研究而言,巴赫金与形式主义者的交锋,主要体现在两个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上,即诗歌语言问题和审美对象问题。
  在形式主义流派已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经历过各种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和各种学派的嬗变之后,我们发现,如果没有形式主义,就很难有后来的结构主义、新批评,乃至现代、后现代等理论的突起。
  
(2018年12月15日下午,写于北京)




谯达摩诗学随笔(1-10)

谯达摩诗学随笔(1-10)


谯达摩,1966年6月5日生,贵州沿河人。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著有诗集《橄榄石》、《摩崖石刻》等。曾创办并主编《世界文坛》、《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写作”诗派创始人。先后供职于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诗刊》编辑部。现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讲授外国文学史。“北京诗派”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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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2 08:38:16 | 显示全部楼层
就诗学研究而言,巴赫金与形式主义者的交锋,主要体现在两个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上,即诗歌语言问题和审美对象问题。
象形文字的组合爱好者,文学叙说心思的创作人,体验感受文字心境的流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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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随笔(11)

  20世纪30年代,日本诗歌以杂志《四季》和《浪漫》为阵地,兴起了抒情诗。日本著名诗人三好达治(1900---1964)在他1930年出版的诗集《测量船》中有一首短短的抒情诗《雪》,只有4行:
  让太郎沉睡,
  太郎的屋顶白雪皑皑,
  让次郎沉睡,
  次郎的屋顶白雪皑皑。
  这首诗曾经让我非常着迷,因为它自始自终弥漫着一种独特的、似是而非的神秘主义色彩。到底是什么让太郎和次郎沉睡,从诗中无法完全剖析和阐释。或许是在逐渐闭塞的时代,从人们心头涌现出来的某种东西。诗中表现了如此的感情和思想以及被外部事物安慰的內心状态,或可称之为自然。诗歌通过反复的流暢节奏飘逸着抒情的感觉,读者也可以体味这份抒情。三好达治把诗歌引导到了这个方向。
  今天读到吕本怀的短诗《雪》,显然与三好达治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诗学已经相去甚远。作为“北京诗派”的奠基人,作为中国后现代主义诗学的倡导者,吕本怀善于观察现实,热爱大自然,从他的短诗《雪》,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诗风做了不懈的试验和探索。全诗如下:
  从远处看,无疑是干净的,甚至抵达绚烂
  却有彻骨的冷,及被掩盖着的污浊与糜烂
  再大的雪,只要不在极地,终有融化的一刻
  而某些雪,却在北回归线两侧,终年不化
  我说的是一座神奇的雪山,或者什么也不是
  这首诗的后现代特色非常明显:追求诗行的断裂和不规则,寓意的机智和深邃,虚实结合,富有暗示性和哲理性,语言朴实、简练、囗语化,没有启示录式的幻想,以奇妙的韵律催生强烈的感染力。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说:“诚实的批评和敏锐的鉴赏不是针对诗人,而是针对诗歌而做出的。”我们在此将三好达治的《雪》和吕本怀的《雪》同时进行批评和鉴赏,不仅仅只是重温浪漫派的诗风和再次阐释后现代派的诗学特点,更重要的是三好达治和吕本怀的短诗《雪》,这两首诗以自己独特的永恒的美,深深地吸引了我们。
  
(2018年12月6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12)

  2016年端午节,“北京诗派”这匹呼啸着中国后现代主义诗学浪潮的黑马横空而来。是的,它踏着自由的节奏和罕见的韵律,来了。这匹狂放不羁的后现代黑马裹挟着整个大海,仰天长啸。是的,它在寻找自己的弄潮儿和骑手。
  开宗立派,绝非小事。在酝酿“北京诗派”期间,我和著名诗人上帝的拇指在河南嵩山少林寺长谈过,并请著名诗人伊沙题写《北京诗派》4个大字,请著名诗人徐江在精神上给予支持,邀请著名学者孔庆东担任“北京诗派”的首席顾问。之后,“北京诗派”的创始人也逐步确定,包括著名诗人上帝的拇指、刘文旋、喻子涵、赵晓虎、潇潇、落雪、城春草木、林懋予、君兮、邓键、叶冰,等等。
  不久,也就是今年端午节前,戴潍娜、吕本怀出现了。因此,“北京诗派”这匹后现代黑马再次发出坚定沉稳走向自由诗学之境的旷野呼告,从草创阶段迈入奠基阶段。
  戴潍娜,一个天生的后现代主义女诗人,其迷人的天才之光将会令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女诗人,包括舒婷、王小妮、翟永明,黯然失色。古希腊最伟大的诗人荷马经常用“神一样的”这句话来形容诗人,恩培多克勒认为,先知、诗人是人群中的精英。换言之,天才诗人必然具有“神一样的”东西。
  
(2018年12月16日上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13)

  阐释戴潍娜,有一种海德格尔阐释荷尔德林的感觉。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这本薄薄的经典之中,对荷尔德林的几首诗,包括《返乡--致亲人》、《如当节日的时候……》、《追忆》、《希腊》,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阐释,尤其是对《追忆》一诗的长篇大论的阐释,令人震惊。在“增订第四版前言”里,海德格尔说了一句话:“本书的一系列阐释无意于成为文学史研究论文和美学论文。这些阐释乃出自一种思的必然性。”在“第二版前言”中,海德格尔说:“这些阐释乃是一种思与一种诗的对话;这种诗的历史惟一性是决不能在文学史上得到证明的,而通过运思的对话却能进入这种惟一性。……荷尔德林的诗歌究竟是什么,我们迄今仍全然无知,尽管我们知道‘哀歌’和‘颂歌’之类名称。这些诗歌就像失去神庙的圣龛,里面保藏着诗意创作物。在‘无诗意的语言’的喧嚷声中,这些诗歌就像一口钟,悬于旷野之中,已然为一场轻飘的降雪所覆盖而走了调。……也许任何对这些诗歌的阐释都脱不了是一场钟上的降雪。无论是能做一种阐释还是不能做这种阐释,对这种阐释来说始终有这样的情形:为了让诗歌中纯粹的诗意创作物稍微明晰地透露出来,阐释性的谈论势必总是支离破碎的。为诗意创作物的缘故,对诗歌的阐释必然力求使自身成为多余的。任何解释最后的、但也最艰难的一个步骤乃在于:随着它的阐释而在诗歌的纯粹显露面前销声匿迹。……因此,在反复诵读中,我们以为我们大约总是已经如此这般领悟了诗歌。我们最好就这样认为罢。”
  面对戴潍娜的诗,比如说《坏蛋健身房》、《炒雪》,《海明威之吻》和《知识的色情》、《灵魂体操》、《临摹》等等,我与海德格尔面对荷尔德林的诗的感觉,大抵差不多。
  
(2018年12月16日中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14)

  刘文旋阐释过戴潍娜的《午夜狐狸》,落雪阐释过戴潍娜的《知识的色情》和《临摹》,城春草木阐释过戴潍娜的《表妹》,赵晓虎阐释过戴潍娜的《交换》,吕本怀阐释过戴潍娜的《午夜狐狸》。他们的阐释极具个性。刘文旋在面对《午夜狐狸》时说:“我有一种重读聊斋的冲动。”落雪在面对《知识的色情》和《临摹》时,分别说:“个人以为,此诗的结尾,超过了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内心情人的最后独白’。”“通过‘寺里’‘教堂’和‘恶作剧’这样一个落差极大,看似毫无关联的对比,我们仿佛看到众神甩出长鞭,对人性来了一次带血的拷问。”城春草木在面对《表妹》时说:“这是一个女性的成长史,变迁史,生命的隐秘史,情与欲的受难史。”赵晓虎在面对《交换》时说:“诗中的‘空白’较多,阅读难度较大。”吕本怀在面对《午夜狐狸》时说:“一首好的诗,应该接近于寓言;一首好的诗,应该是现实寓言般的折射。这两点,在《午夜狐狸》里都有较为充分的体现。”这几位诗人(赵晓虎是诗歌史专家)对戴潍娜的阐释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具有复杂的综合性意义的后现代诗学研究文本,换言之,他们关于戴潍娜的全部阐释(在此我只是从他们的阐释中分别引用几句)与戴潍娜的上述作品,共同构成了“北京诗派”的灵魂。
  戴潍娜,毕业于牛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出版诗集有《我的降落伞坏了》《灵魂体操》《面盾》《所有未来的倒影》(三人合集)《用蜗牛周游世界的速度爱你》(英文版)等。童话小说集《仙草姑娘》。翻译有《天鹅绒监狱》等。出版学术著作《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2016年自编自导意象戏剧《侵犯INVASlON》。主编翻译诗歌杂志《光年》。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北京诗派”核心诗人之一。
  
(2018年12月16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15)

  在古希腊,“摹仿”和“灵感”这两个概念常常因为诗歌的创作而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以苏格拉底为一条分界线,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先前的哲学家还是后来的思想家,都运用过一个术语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摹仿”。从当下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摹仿”似乎只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词,但实际上,在希腊的历史上这个概念有过十分复杂的衍变的过程。一旦对之做简单化处理,许多事实就会变得模棱两可,本可以言说阐释的东西也会因此而迷雾丛生。我们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谈论摹仿的时候,大多只谈“诗”(史诗和戏剧)或者与之有关的音乐,很少谈到希腊的造型艺术。波兰学者塔塔科维兹认为,在古代希腊,所谓的“摹仿”主要指音乐(包括诗)、舞蹈。这也就是说,“摹仿”并不是一个机械的概念,而是活动、活力的表现,重在过程而不是结果。被摹仿的活动主体可以有人和动物,但主要是想象中的“神”--“神”的言行。从“摹仿”联想到戴潍娜的代表作《临摹》,出于思的必然,我将从“神”的言行这个维度对之进行阐释。下面是戴潍娜的诗《临摹》:
  方丈跟我在木槛上一道坐下
  那时西山的梅花正模仿我的模样
  我知,方丈是我两万个梦想里
  --我最接近的那一个
  一些话,我只对身旁的空椅子说
  更年轻的时候,梅花忙着向整个礼堂布施情道
  天塌下来,找一条搓衣板儿一样的身体
  卖力地清洗掉自己的件件罪行
  日子被用得很旧很旧,跟人一样旧
  冷脆春光里,万物猛烈地使用自己
  梅花醒时醉时,分别想念火海与寺庙
  方丈不拈花,只干笑
  我说再笑!我去教堂里打你小报告
  我们于是临摹那从未存在过的字帖
  一如戏仿来生。揣摩凋朽的瞬间
  不在寺里,不在教堂,在一个恶作剧中
  我,向我的一生道歉
  
(2018年12月17日上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16)

  题目叫《临摹》,因此诗里有三个句子需要引起我们关注:一是“那时西山的梅花正模仿我的模样”,二是“我们于是临摹那从未存在过的字帖”,三是“一如戏仿来生”。“方丈”这个词,让我想到了前几年我和上帝的拇指同游少林寺,并在释延明法师的带领下去ζ少林寺的方丈室,与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大师见面叙谈,永信大师对文学艺术的侃侃而谈,让我和上帝的拇指非常惊喜,也非常开心;另外就是想到了日本镰仓时代随笔大师鸭长明(1155--1216)的代表作《方丈记》(1212),其开篇如下:“河川流水不绝,再也无法复返。淤水浮起的水泡时消时聚,时聚时消,毫无久留之例。世上之人,世上之居,亦全都如此。”《方丈记》在进一步诉说尘世间的无常之后,如下写道:“我自看懂世事以来,已度四十多春秋,期间看见世上不可思议之事,比比皆是。”鸭长明接着写了火灾、台风、地震等显示末法世相的自然灾害,并诉说现世生存的艰难,然后又写了自己的前半生,以及位于日野山的“方丈”住所及日常生活。《方丈记》中对方丈住所的描写极为客观,叙述极为具体,令人感觉到草庵好像浮现在眼前一样。所谓方丈,就是一寺之主,一般来说,对佛法都是比较精通的。戴潍娜的《临摹》,开头就是:
  方丈跟我在木槛上一道坐下
  那时西山的梅花正模仿我的模样
  我知,方丈是我两万个梦想里
  --我最接近的那一个
  一些话,我只对身旁的空椅子说
  “方丈跟我在木槛上一道坐下”,这里的“方丈”居住于西山。北京的西山有不少寺庙,如大名鼎鼎的卧佛寺,碧云寺等等。据我所知,这两个寺庙都没有方丈。所以,戴潍娜是和哪一个寺的方丈一起坐在寺里的“木槛”上,我们不得而知。西山,风景如画,属于燕山山脉,而山脉,按照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诗的阐释,山脉乃是大地最远的使者。山脉的顶峰高耸入光明之中。它们是“时间之顶峰”。在时间的顶峰之上,是傲霜欺雪的梅花,而此时的梅花正在模仿戴潍娜的模样,她们相互朗照。海德格尔说:“在光明之上的更高处,明朗者首先自行澄明而为纯粹的朗照,倘若没有这种朗照,就连光明也决不会使它的光华得到空间设置。”诗人与方丈在一起,与梅花在一起,她的接近最大想之一是成为一个“方丈”。实际上,诗人与方丈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在光明之上,
  “一些话,我只对身旁边的空椅子说”。“空椅子”在此是一个禅境,是光芒照耀的澄明本身。戴潍娜的这首《临摹》,一共三段,下面是最后两段。通过我上面对第一段的阐释,顺着这个思路再反复阅读第二段与最后一段,其诗意创作物可以自行呈现出来。
  更年轻的时候,梅花忙着向整个礼堂布施情道
  天塌下来,找一条搓衣板儿一样的身体
  卖力地清洗掉自己的件件罪行
  日子被用得很旧很旧,跟人一样旧
  冷脆春光里,万物猛烈地使用自己
  梅花醒时醉时,分别想念火海与寺庙
  方丈不拈花,只干笑
  我说再笑!我去教堂里打你小报告
  我们于是临摹那从未存在过的字帖
  一如戏仿来生。揣摩凋朽的瞬间
  不在寺里,不在教堂,在一个恶作剧中
  我,向我的一生道歉
  
(2018年12月17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17)

  两年前,君兮还不到20岁,她直接参与了“北京诗派”的启动工作,成为“北京诗派”年纪最小的创始人。几年前,君兮还在上初中时,就开始写诗,古典诗词、新诗都写,文采斐然,颇具天赋,因此引起了我的关注。君兮目前的大量作品,既有古典主义的,也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当然,作为“北京诗派”的创始人,她的作品也有不少后现代主义的探索,其短诗《北方》就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诗歌。
  从古到今,诗歌蔚蓝色的天幕上总是闪耀着最年轻、最璀璨的星辰。君兮现在就读于中国最好的大学。此次诗坛大战,君兮勇于参与,敢于发声,说出了95后、00后诗人们的对当下中国诗坛的一些看法。我们先看看她于10月19日写的《诗坛之战争》:
  曹伊之战
  一群老斗鸡
  一群辣鸡
  群起而攻之
  口沫横飞
  鹿死谁手不得而知
  大诗人谯达摩、伊沙
  横扫诗坛
  如卷席
  谯达摩的十条论纲
  十条箴言
  伊沙的点射系列
  一群小辣鸡
  咯咯咯
  喘不过气
  再看看她于10月28日写的《诗坛之战争:一个95后女诗人的思考》:
  1、历史的车轮飞速转动,滚滚向前。
  2、现在是21世纪。
  3、21世纪是后现代进入世界舞台中心的世纪,前现代与现代将逐渐边缘化。
  4、以谯达摩为代表的后现代诗学,以伊沙为代表的后口语诗学,不可阻挡。
  5、保守、落后的东西,最终的归宿是齑粉。
  6、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7、新时代需要新思想,新思想呼唤新作品。
  8、就目前而言,没有什么思想比后现代思想更新。
  9、历史的车轮,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后退。
  
(2018年12月19日上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18)

  2016年端午节正式启动“北京诗派”之前,有一个酝酿阶段。2015年1月初,我和著名诗人上帝的拇指(张延文)同游少林寺,聊了聊关于创立“北京诗派”的一些想法。我和上帝的拇指是多年的朋友,曾经一起推动“第三条道路写作”诗派,他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博士毕业后他去河南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我还专门去开封看过他。我特别欣赏上帝的拇指写的文章,才华横溢,观点新颖独特,而且很有气势。这次少林寺之行,我们两个关于“北京诗派”的一些想法,今天正在逐步变成现实。前不久,上帝的拇指写了一篇文章《辽远的诗学--北京诗派渊源小记》,详细地回忆了我们的少林寺之行。全文如下:
  凡事皆有因果,当我们沿着岁月的河流,回溯,会有一种恍然若失的情绪,笼罩我们的心灵。时代更迭,人事变迁,但人类社会基本的情感依旧。当我们吟诵苏轼的佳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些仿佛就是在诉说着我们自己的前尘往事,那些重要的时间的羽毛,从某个特定的时刻,在阳光下忽然出现,闪耀着,让我们目眩神迷,不知所以!
  诗歌或许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救赎,她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埋下隐秘的线索,让我们卑微的生命,瞬间迸发光芒,照亮孤寂、暗黑的存在,足以与日月同辉!
  大约在2015年元旦期间,来自北京的老友谯达摩,约我在登封见面,同访少林寺。傍晚,我们借宿在少室山下,用过便餐后,开始彻夜长谈。其中,谯达摩说到了一个想法,准备筹建“北京诗派”,我们共同作为发起人,由我来拟定诗派的发起词和纲领,具体成立的时间,初步拟定在2015年的端午节。对于谯达摩的提议,我是同意的,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除此之外,谯达摩还详细向我表述了他创立、举办“孔子和平奖”的初衷、立场,以及艰辛的历程,和对于其未来的设想。
  此处附谯达摩的诗:《走向少林寺》
  大冬天的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延明法师等我情
  从郑州到登封
  左边是平原,是丘陵
  右边也是平原,是丘陵
  马上就要到了
  少林寺--
  马上就要到了:菩提达摩祖师
  参天地兮
  我一个人在长途汽车上
  睡着了--在梦中--我完成这首小诗
  第二天,我们一起去拜访了少林寺的释永信方丈,在方丈室聆听了大师的教诲,接下来,领略了少林武学的玄妙,参谒了古刹名山。我与谯达摩都题诗纪念,这是我当时写下的小诗:
  夜宿少室山
  群山环抱
  星子清脆可食
  与诸番因缘者
  和而不同有之
  处庙堂之外必行江湖之远
  得大和尚开示
  玄妙似不可说
  运气吐纳
  忽忽如左在右
  立雪已无水迹
  白石硬否?
  拈花来,空阔寂寥
  随意山雀兰若
  此处附谯达摩的诗:《夜宿少林寺》
  残月一轮
  缓缓爬出山坳
  它为什么要爬出山坳?
  少室山
  告诉我
  残月--越爬--越圆
  少林寺
  在月亮下面
  我在少林寺里面
  而我的心
  缓缓爬到残月之上
  发现那里没有光,也没有影子
  从少林寺回郑州,我又陪同谯达摩,去黄河岸边,冬日的黄河,呈现出苍茫辽远的宏大气象,冷风凛冽,人似缥缈孤鸿。
  (全文未完,下面继续引用)
  
(2018年12月19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19)

  上帝的拇指:《辽远的诗学--北京诗派渊源小记》(续):
  此处附谯达摩的诗:《在黄河边》
  站在黄河边,黄河之水,天上来
  天在后退
  整个天空在后退
  水天一色处,天不荒,地不老
  我老了吗
  我行色匆匆,抵达黄河
  黄河之水此刻从我身边流过
  我的血管开始潮起潮落
  我的血管是一张网,罩着岸边的小木船,罩着大海
  站在黄河边,站在漫长的史诗里
  天地浑然无我
  天上无我,天下也无我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和谋划,一直到2016年端午节,北京诗派正式诞生,选在端午节成立,是为了向伟大的诗人屈原致敬。惜乎造化弄人,2016年于我来说,琐事缠身,本拟端午期间赴京与谯达摩相会,共议大计,却未能成行。北京诗派如期成立,我未能莅临现场,到底有些遗憾,但在其成立之际,以及之后,我都通过现代通讯的方式,及时参与其中。
  由此可见,就其渊源与发展来说,北京诗派的横空出世,并非孤立的事件,她依托着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在一个日益复杂多元的文化语境里,具备了后现代的诗学特性,能够体现与反映时代精神的内涵与外延。与此同时,北京诗派的成立,又有着天然的传统文化的底蕴为依托,并包含着基于整个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深远关怀。
  中岳嵩山,地处中原,“嵩高惟岳,峻极于天”,由太室山与少室山组成,共72峰。嵩山既是中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和道教圣地,对于中国儒释道三教的形成和传播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北京诗派,能够在巍巍群山,千年名刹当中孕育,自然秉承着其得天独厚的造化!由此可见,北京诗派,就其成立本身而言,也是有着些许包容万象、吐故纳新的气象与风度的!谯达摩与我,在少室山下的长谈,本身就有着对于诗歌与民族文化的敬畏,以及立志为其终身践行的意愿。
  诗圣杜甫言及诗学时,有此教诲:“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学的内在精神,是可以超越时代的,她需要那些先行者,不顾及时风的轻薄与肤浅,冷嘲热讽,特立独行,通过丰富的诗歌创作和传播活动,来达到一种空旷辽远的精神境界,熔铸民族文化的内在品质。
  北京诗派不经意之间,已经走过了两年多的历程,谯达摩在《北京诗派:走向后现代主义的诗学》一文当中,对于北京诗派的发展历程以及诗学内涵都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剖析,并将其称为“21世纪中国的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对此,我就不再多谈,这里所做的是单就北京诗派成立的渊源,记一则必要的补充。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来说,她的发展与影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完成,而相关的评价,则更是一个漫长的、永续的渐进历程。但愿北京诗派能够健康成长,不忘初心,在辽远的诗学之境里,达到无欲无蔽的大清明。
  上帝的拇指的这篇关于我们的少林寺之行的文章到此结束,写于2018年8月4日。之所以全文引用,主要是为“北京诗派”保存一份珍贵的文学史资料,供后人研究时参考。
  
(2018年12月19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20)

  在取景框群、《湖北诗刊》纸刊选稿二群,渭波、陈建宏、戴宇认为我今天写的诗《药神》在抄袭古人的诗,这让我特别惊讶,我惊讶于他们对后现代戏仿之作完全不能理解。渭波发表如下评论:“这年月,假诗人被炒成真诗人,抄袭诗人被圈子公认为诗神。一切都颠倒了!”他们的意思非常明白:既然我已经被圈子公认为诗神了,怎么还抄袭呢?或者我的诗神地位,完全是靠抄袭得来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附:谯达摩的诗:《药神》
  世界病了
  众生病了
  悬壶
  而来
  我决定种药
  我决定采药
  松下
  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
  不知处
  陈建宏更是外行,10月10日看到我当天写的《泥板书》一诗,大声叫嚷着我抄袭于坚。请问,这首《泥板书》与于坚有什么关系?
  附:谯达摩的诗:《泥板书》
  木棍儿之舞
  芦苇杆之舞
  骨头之舞
  黏土或软泥之舞
  晒干之舞
  烘烤之舞
  从公元前3300年
  舞啊舞,舞到公元1世纪
  跳到羊皮书
  问世为止
  
(2018年12月20日下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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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4 08:24:00 | 显示全部楼层
  诗学随笔(21)

  “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这显然是一种顿悟之境。戴潍娜的诗《临摹》,其中一个关键词就是“梅花”。“那时西山的梅花正模仿我的模样”,“更年轻的时候,梅花忙着向整个礼堂布施情道”,“梅花醒时醉时,分别想念火海与寺庙/方丈不拈花,只干笑”。戴潍娜的“梅花”与李商隐诗中的“莲花”比较而言,尽管带有挥之不去或若即若离的人间烟花,但由于与“方丈”“寺”“布施”共同构成一个独立的语境,所以从阐释的角度观之,上述诗句的禅宗式构造贯穿着一个思想:因为神圣者被寂静地保存在戴潍娜的心灵中,所以歌唱,像古希腊伟大的女诗人萨福那样歌唱--它们属于道说神圣者的词语--梅花与梅花与梅花,仿佛李商隐的“莲花”与“莲花”与“莲花”:“忆奉莲花座,兼闻贝叶经”,“白石莲花谁所供?六时长捧佛前灯”,“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仅仅一朵梅花或莲花,一朵从神圣者本身那里绽放出来的一朵梅花或莲花,就足以点燃火焰,点亮这个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一个趋近于神圣者、但始终还居于神圣者之下的较高者,即一个神,必定能在这位诗人心灵里投下点燃的闪电。”
  君兮迄今为止的代表作《度一切苦厄》这首短诗,也应当作如是观。下面是君兮的诗《度一切苦厄》:
  溪流
  与我纠缠
  来自喜马拉雅的冰川
  绵绵不绝地流淌
  我端坐在此
  目光低垂
  鼻尖
  破解
  修炼
  度一切苦厄
  我的花容月貌
  刹那刹那
  即是永恒
  题目《度一切苦厄》,这几个字是玄奘大师翻译《心经》时插入的,梵文《心经》里原本没有这句话。《心经》是一部篇幅极短的佛经,但它高度概括了六百卷般若经典的核心思想,这个核心思想也即万法皆空的认识观。《心经》译成中文有268个字。从整体形式来看,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始“观自在菩萨”到“真实不虚”,被称为显说般若。所谓“显说般若”,就是用明确的语言来阐述佛教的最高智慧。第二部分从“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到“菩提萨婆诃”,为密说般若。所谓“密说般若”,就是用秘密、神秘的语言,实际上也就是使用咒语去阐述佛教的智慧。本经的核心思想就是阐述万法皆空,让人做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也即不执着于一切事物,以便最终达到“究竟涅槃”的境界。君兮的诗《度一切苦厄》,是对这一空有不二境界的诗意言说--用神圣者的词语,阐述我们与这个世界存在的实相。
  (2018年12月21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22)

  在“北京诗派”诸多创始人之中,最近一年在推动“北京诗派”不断前行方面奉献最多的是女诗人落雪。落雪的诗龄不长,甚至很短,大概只有3年或4年左右,但其诗歌创作却极具天赋和悟性,迄今已创作了不少好作品。除了创作,落雪还善于与诗人们沟通,“北京诗派”微信公众平台这一年推出了近400位诗人的作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落雪组的稿,在“北京诗派”的发展史上,居功甚伟。
  前段时间,我读到吕本怀的诗《雪》,文字极为朴素、简洁,颇有哲理。我刚去落雪的朋友圈,读到一首题目也叫《雪》的诗,文字同样朴实无华,只是其境界则更为幽玄,写得非常到位。落雪这首诗完成于今年11月30日。全诗如下:
  和雪交谈,你必须将自己
  置身于一片白里
  你必须依附那些光秃的事物
  那些坚硬的,和铁石媲美
  可以伏地三尺的冰层
  你还要学会如何感受
  在白的冷酷里
  深藏的一颗娘子之心
  譬如最深的夜里
  神打开了
  封存已久的门户
  神说,我给你一场雪
  (2018年12月21日晚,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23)

  此次诗坛大战,管党生最初的介入令伊沙颇为被动,尤其是所谓“嫖娼说”。“嫖娼说”被行顺之流拿来大做文章,大加渲染。在中国,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嫖娼行为都属于令人不齿之列。今天下午管党生写了一篇《曹谁韩庆成绝对比伊沙阴暗》发到我的微信里,我看了心生欢喜,马上对管党生的此举表示肯定,并告诉他,我马上转发我的朋友圈,以正视听。从他发过来的表情符号看,他对我的转发,非常高兴。
  管党生:《曹谁韩庆成绝对比伊沙阴暗》:
  本来伊沙暂不起诉
  我应号称胜利
  但我冷静分析
  其中阴谋太多
  曹营干将鹰子
  试图让我写诗
  说伊沙当年诈死
  我不知之事怎能写
  我和伊沙战斗
  是单打独斗
  不是投奔曹营
  如果从诗歌立场来说
  口语诗本就是我写作方法
  大诗主义又是什么东西
  韩庆成绝对阴逼一枚
  从战术上看
  韩后面是徐不是没有可能
  我在错误时间进行了正确的战争
  另外声明下
  我说和伊沙同嫖
  完全是扯鸡巴淡
  根本没这个事
  是生气时胡扯
  伊沙如真起诉
  至少给我带来困扰
  如我上庭
  曹韩之流
  连路费都不会帮我解决
  明说了
  我在江湖
  想玩我还真不容易
  伊沙我不喜欢
  但他光明正大
  敢爱敢恨
  以后我依然战斗
  但依然作孤胆英雄
  我不是任何人领导
  也不是任何人下属
  这世上除了我
  全是别人
  管党生是“垃圾派”三剑客(管党生、皮旦、徐乡愁)之一。尽管我经常批评“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但这些批评并未妨碍我与管党生成为朋友。今年管党生专门围绕我写了11首诗,令我非常感动。这个月12日,我在鹰子曹谁阵营论诗,管党生也在这个微信群里,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这个群里,直至看到他写了一首诗《论战中观达摩》发到群里,我才知道。《论战中观达摩》全诗如下:
  谯达摩是温和的利剑
  达摩之诗
  是槟榔
  要慢慢品味
  达摩象征一个时代
  超越时空
  看大诗人的文本
  要严肃认真
  我们可以不理解
  但要虔诚
  (2018年12月22日晚,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24)

  就整体而言,当下中国诗坛欠缺某种神圣的东西。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互联网作为工具几乎消解了所有神秘,包括言说的神秘和诗的神秘。女诗人戴潍娜在《临摹》一诗中的第二段的末尾一行,诗意而深刻地道出了我们当下的存在境况:“冷脆春光里,万物猛烈地使用自己”。万物五蕴炽盛,每时每刻每分每秒刹那刹那燃烧自己,直至灰烬,又开始无穷无尽的轮回,生死疲劳,不得休息。当然,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决不能通过揭露和分析去知道一种神秘,而是惟当我们把神秘当作神秘来守护,我们才能知道神秘。”在《临摹》这首诗中,戴潍娜的两万个梦想之一--成为一个方丈--使她产生了如下认识:“一些话,我只对身旁的空椅子说”。在此,“方丈”作为一个佛教意义上的符号,意味着我们已经与本源的切近。我们必须知道这种切近的神圣,甚至首先去学会知道这种切近的神秘。因为只有认识它--即切近之神秘--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守护它。为了这种认识,戴潍娜作为一个神秘之境的先行抵达者,于是开始了她的神秘之道说:
  更年轻的时候,梅花忙着向整个礼堂布施情道
  天塌下来,找一条搓衣板儿一样的身体
  卖力地清洗掉自己的件件罪行
  日子被用得很旧很旧,跟人一样旧
  冷脆春光里,万物猛烈地使用自己
  如果对佛教与佛法的相关知识完全不了解,我们对于上述言说将如坠五里雾中。所谓布施,属于“六波罗蜜”之一,而且是之首。另外五个“波罗蜜”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所谓波罗蜜,梵语音译,意译为“到彼岸”或“度”,即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因此,梅花“更年轻的时候”“忙着向整个礼堂布施情道”,换言之,梅花在诗人言说之前,即更早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修行生涯。“卖力地清洗掉自己的件件罪行”,试图除去自己累生累世所造的业。“搓衣板儿”这个诗意创作物,让我们联想到了佛祖的6年苦行,当时的佛祖瘦弱不堪,肋骨显现,令人震惊。但也正是这漫长的6年苦行,磨练了佛祖的心志,为其大彻大悟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
  (2018年12月23日上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25)

  “五百年前看江南,五百年后看云贵。”据说这两句话是刘伯温说的。云贵,说的是云南和贵州两个省。如果从自然生态环保的角度来看,云南和贵州由于相对闭塞,几乎没有什么重工业,几乎没有搞过什么大开发,至今不少地方差不多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状态,因此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肯定要赛过人烟稠密的江南水乡。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句话说的是我的家乡贵州。贵州和云南的共同之处是山多,海拔高,统称云贵高原。在中国,还有两个省合起来统称青藏高原,即青海和西藏。我的家乡贵州简称黔或贵,所谓黔山黔水或贵山贵水,赞美的就是我的家乡的青山绿水。
  贵州省最大的河流是乌江,穿过我们的县城沿河,之后流入重庆境內的彭水、武隆,在涪陵与长江汇合。
  几年前,著名作家刘照进给我来信来电话,说他打算设立“谯达摩诗歌奖”。刘照进当时担任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文联主席和《乌江》文学杂志主编。我非常理解刘照进的意思,他希望振兴家乡的文学事业,他确实也有这方面的天赋和才能,他的文学创作与他主编的《乌江》文学杂志,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说实话,刘照进已经达到了相当境界,否则他不会产生运作“谯达摩诗歌奖”这一个念头。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比较犹豫的。尽管我自认为自己是贵州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诗人(谦虚地说,或者之一),但我有自己的思想:比较反感活人为自己修庙或者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什么东西。从宗教的层面上讲,这是一种折寿减福的行为。正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冥冥当中自有天意,刘照进突然调到了铜仁市文联,负责主编《梵净山》文学杂志。
  一切,迎刃而解。
  (2018年12月23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26)

  今天上午接到江霞同学的电话,她正在某大学读大四,大学毕业论文是研究我和我的诗。几年前,西华师范大学有个女同学的毕业论文也是研究我的诗与“第三条道路写作”诗派,我是在百度上搜索出来的,当时非常高兴。作为一个诗人,当不认识的学生或学者在研究你的时候,你得到的愉悦一点不亚于宗教意义上的所谓法喜。是的,这是一种独特的法喜。所以,在此我要感谢江霞同学和她的论文指导老师刘教授。据江霞同学介绍,刘教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前段时间专门向她推荐研究我的作品。
  所以,真正的诗与真正的诗人之存在是非常必要的。西方有句俗语:一名少女可以歌唱她失去的爱情,而一个守财奴却不能歌颂他丢掉的钱袋子。这句俗语告诉我们,情感历程和精神历程远远超过积累物质财富的历程。在少女彩虹一样的爱情面前,守财奴盛满黄金的袋子,瞬间便黯然失色。因此,只有在存在与时间的临界点上,我们才能深入戴潍娜《临摹》一诗中的如下诗句:“更年轻的时候,梅花忙着向整个礼堂布施情道”。佛教层面的布施,包括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布施情道”,显然属于法布施的范畴。所谓布施,是把好的东西给予他者。这里的“情道”无疑包括所有的爱心和慈悲,旨在让他者感受到温暖。基于此,诗人的“梅花”,既非梅花,也非非梅花,与我们平常理解的信女、女尼(比丘尼)和修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重叠在一起。而“更年轻的时候”,暗示着梅花正试图返回生命的本源。换言之,生命的本源“锁闭着它们最本己的东西”(海德格尔语)。因此之故,当梅花尚未抵达生命本源的门槛,戴潍娜的另外两行诗紧接着出现了:
  天塌下来,找一条搓衣板儿一样的身体
  卖力地清洗掉自己的件件罪行
  在此,梅花是诗人的诗意创作物。梅花出于修行而被引入诗人的存在之中。尽管尚未抵达生命的本源,但却开始盘桓于“更年轻的时候”的属于生命本源的边缘。她或者梅花已经向天空的灿烂光华展露其自身,同时又“卖力地清洗掉自己的件件罪行”。即使“天塌下来”,梅花也诗意地创作着,并经由天空的碎片而显露出自己的样子。是的,在梅花,甚至在万物抵达生命本源之前,令人醒悟者迎面照耀着先知式的诗人:
  日子被用得很旧很旧,跟人一样旧
  冷脆春光里,万物猛烈地使用自己
  (2018年12月24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27)

  此次诗坛大战,吕本怀以其幽默机智的系列文章,一战成名。想成名的诗人、诗评家很多很多,有才华的诗人、诗评家也不少,但大多数诗人、诗评家缺乏胆略。所以成名成家的诗人、诗评家不太多,甚至很少。历史的舞台总是悬浮在那里,敢于登场的人少之又少。当然,敢于登台亮相也不一定成名成家,但如果怯于登台,几乎就没有什么机会。不光是诗坛如此,各行各业也几乎如此。
  作为“北京诗派”的重要奠基人,吕本怀胆识过人,才华横溢,所以只要善于抓住机会,就会在某个历史的瞬间突然引起整个诗坛的关注。“不疯魔,不成活”,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早在2015年7月21日,吕本怀完成了一首短诗《疯狂的石头》。我之所以非常喜欢这首诗,主要是诗里蕴藏着海明威式的硬汉子精神。“剧烈碰撞中,极个别成为鹰/成为鹰,是所有石头的榜样”。吕本怀的《疯狂的石头》,只有几行,全诗如下:
  电锯与挖土机,驱赶着朴实的
  石头,它们本在地底
  悬崖削壁,唯飞才可以抵达
  却,没有谁给它们以翅膀
  飞不起来的石头,飞起来
  除了绝望坠毁,还能怎样
  剧烈碰撞中,极个别成为鹰
  成为鹰,是所有石头的榜样
  两个月前,我粗线条地阐释过这首诗。现在复制过来,看看我当时是怎么写的:“吕本怀的这首短诗《疯狂的石头》,可以说是波德莱尔的著名诗篇《契合》的缩写版。波德莱尔认为世界是一个复杂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后面还有另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在《契合》一诗中,诗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座庙宇,他充当着宇宙奥秘的译码员,感受和传递着万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契合。契合论并不是波德莱尔的首创,18世纪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斯威登堡曾提出过人与宇宙的这种对应关系,但波德莱尔发展了这一理论。契合论的发展和实践,是波德莱尔对法国诗歌的巨大贡献,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诞生奠基了基础,通感后来成为象征派诗歌的主要特征之一。从象征性的角度欣赏吕本怀的《疯狂的石头》,我们可以发现其隐喻背后的丰富内涵。”
  (2018年12月25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28)

  今天是圣诞节(Christmas),又称耶诞节,圣人耶酥诞生的日子。在《圣经·新约》部分,《马太福音》按照如下层次展开:耶酥基督的家谱,耶酥基督降生,博士朝拜,逃到埃及,屠杀男孩,从埃及回来,施洗约翰传道,耶酥受洗,耶酥受试探,开始在加利利传道,呼召四个渔夫,向大众传道,山上宝训,论福,盐和光,论律法,论发怒,论奸淫,论离婚,论起誓,论报复,论爱仇敌,论施舍,论祷告,主祷文,论饶恕,论禁食,论天上的财宝,论心里的光,论神和财利,等等。之后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大福音”从四个角度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圣人耶酥非凡而伟大的一生。耶酥诞生的日期无法精确确定。只是迟至公元6世纪中叶,基督教徒才开始用“主前”和“主后”来理解时间。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根据《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算出耶酥更加准确的诞生年份,即公元前6年至公元前4年之间。至于12月25日这个圣诞日,则是罗马天主教会所定的,反映的是《新约》以后时代的需要。
  在圣诞节的上午读到吕本怀的《简评百年中国10大诗人的10首诗》之小序,特别具有象征意义。吕本怀这篇“小序”很短,但却勾划出了百年中国新诗史的大概轮廓,非常有见地有思想,全录如下:
  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白话诗八首》。接着,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又在该刊1918年第四卷第一号上发表白话诗9首。白话诗率先向旧文学发起挑战。胡适是百年中国新诗第一人。郭沬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的诗集《女神》初版于1921年8月,略迟于胡适的《尝试集》。《女神》充分反映了五四时期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冲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开了一代诗风。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派”,在建立新格律诗理论和进行新格律诗的创作实践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新诗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尽管生活在不同地区的诗人们的作品有风格上的明显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即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歌唱。代表这一时期诗歌最高成就的是艾青。50、60年代,大陆诗歌基本上不值一提。此时的台湾诗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其中最杰出者是余光中、洛夫。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诗的制高点又从台湾转回大陆。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9年3月26日,海子辞世。海子之死与海子的诗歌成为浪漫主义诗学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最后一抹余晖。于是,中国新诗的发展进入以伊沙(民间写作)、谯达摩(第三条道路写作)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诗学探索时代。目前,以伊沙为核心的“后口语写作”、以谯达摩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业已雄踞中国诗坛之巅。
  (2018年12月25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29)

  2018年即将过去。回首这一年,我感觉自己已经逐步进入“知天命”的状态。自2010年孔子和平奖诞生以来,由于是一年一届,由于我是创始人,由于这个奖甫一问世就引发全世界范围的巨大争议,由于这个奖被西方主流媒体如美国《时代》周刊誉为“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由于我是这个奖的评审委员会主席和组委会主席,因此,我几乎是全身心投入,目的在于打造一个属于中国的真正伟大的世界文化品牌。实际上,有几届已经运作成功了,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包括联合国首位黑人秘书长科菲·安南,包括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包括津巴布韦当时的总统穆加贝,包括柬埔寨首相洪森,他们都非常高兴甚至非常骄傲非常自豪地欣闻自己获得了名震世界的孔子和平奖。但由于某种不哥控的力量在暗中阻挠,所以,总是功亏一篑。也许,天命如此,我不应该对此有什么遗遗。
  今年是孔子和平奖诞生以来的第九年,也是这九年当中我唯一一次没有运作孔子和平奖的一年。
  孔子和平奖诞生于2010年,“第三条道路写作”开始于1999年,结束于2013年。也就是说,2010年至2013年这几年,我是在为两个事情奔波,一个是“第三条道路写作”,一个是孔子和平奖。2013年,我主编出版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最后一本书《智者喜宴--第三条道路写作经典诗人作品集》,宣告“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学使命从此结束。于是从2014年开始,我差不多都在忙孔子和平奖,直至2016年端午节“北京诗派”正式启动为止。
  “第三条道路写作”这个诗派正式登上中国诗坛,是以我和莫非、树才共同策划主编的《1999九人诗选》于1999年12月出版为标志的,因此不少人认为“第三条道路写作”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诗歌流派,同时也就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诗歌流派。2016年端午节,我和朋友们正式启动“北京诗派”,并将其定位为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
  回首2018年,我发现自己并没有虚度。一是孔子和平奖开始进入重新调整战略战术阶段,欲速则不达。二是写了不少诗,其中不乏佳作。三是在我的运作下,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温皓然的长篇小说《太阳是方的》。四是“北京诗派”微信公众平台推出了近400位诗人的作品,女诗人落雪做了不少工作,贡献很大。五是“北京诗派”从草创阶段迈入了奠基阶段,吕本怀和女诗人戴潍娜成为这一奠基阶段最引人瞩目的人物。六是此次诗坛大战,吕本怀和女诗人君兮的大胆参与,扩大了“北京诗派”的影响,加上我的积极引领,瞬间直接将“北京诗派”推向当下战火纷飞、暗流涌动的中国诗坛之巅。
  (2018年12月29日中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30)

  病蚌产珠。大凡天才,皆有异于常人。所谓常人,所谓芸芸众生,就像正常的蚌一样,孕育不出珍珠。天才与疯子有时很相似,比如说庄子和苏格拉底,徐渭和尼采,八大山人和梵高,他们偶尔的疯狂,令人震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吕本怀的仅仅只有6行的短诗《疯狂的石头》,才始终萦绕在我的大脑里。当然,之所以这样,与吕本怀和我的思想交流密切相关。在微信时代,尽管我微信朋友圈的人不少,但真正的沟通却不多,尤其是在诗歌方面。应该说,就现在而言,我与吕本怀的沟通与交流是最多的,也是最令人愉快的,几乎没有任何障碍。
  人,生而孤独。因此,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精神上的知己。而真正的知己,则可遇不可求。施洗约翰与耶稣,歌德与席勒,拜伦与雪莱,马克思与恩格斯,这样的知己无疑缘于上苍的精心安排。历史的本相深不可测,正因为是天才或天命者,所以往往更多地遭遇“电锯与挖土机”的“驱赶”。是的,此时此刻的天才或天命者,其实就是“石头”,“它们本在地底”。如果疯狂与天才或天命者注定是相生相伴,注定是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那么,疯狂所展示的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核心部分。但“疯狂”仅仅是上苍精心安排的一种展示吗?对人类灵魂和精神的展示“涉及到不可回收的东西”(海德格尔语)。是的,这种东西再也容不得任何疯狂。于是,在消除掉一切疯狂之后,疯狂保存着过去。然而,《疯狂的石头》这首短诗却仍然在展示。在这首诗的开头,诗人仅仅用了两行诗,就向我们展示了天才或天命者的存在境况:
  电锯与挖土机,驱赶着朴实的
  石头,它们本在地底
  (2018年12月29日下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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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0 11:27:38 | 显示全部楼层
诗学随笔(31)


后天就是2019年了。这几天北京天寒地冻,严重影响了我写诗。幸好最近在断断续续写一些随笔,偶尔写几句,让自己开开心而已。最近几年的多余时间几乎都是在家附近的上岛咖啡馆或五道口桥咖啡馆度过,一坐就是一天。在咖啡馆,随意翻翻书或写几句诗,感觉自己也是在修行。有时突然去香山北京植物园走一走,去看看那里的卧佛寺和七叶菩提树,领悟领悟佛的世界到底有什么美妙之处。喜欢香山,是因为家乡到处都是山,山连着山,山围着山,从小看习惯了,只要看到山,尤其是峰峦叠嶂,心就会不知不觉静下来。
我的家乡谯家岩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村子背后紧紧靠着一座山,山上绿树成荫。山呈南北走向,无论向南还是向北,处处是悬崖绝壁。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吕本怀的短诗《疯狂的石头》的第二段:
悬崖削壁,唯飞才可以抵达
却,没有谁给它们以翅膀
“悬崖削壁”——诗人首先让崇山峻岭得到展示。山川之魂乃是诗意的灵魂。在对悬崖绝壁的展示中,“诗人思那些处于诸神与人类之间的‘标志’,亦即显示者。”(海德格尔语)在对“疯狂的石头”本质的诗意表达中,吕本怀首先把石头在悬崖削壁上展示命名为“鹰”:“唯飞才可以抵达/却,没有谁给它们以翅膀”。至此,疯狂与翅膀合二为一。正是山川之魂使悬崖绝壁变得可以疯狂和可以拥有翅膀,它在诗意上必须首先是展示性的,因为从它而来,被展示的悬崖绝壁才能以其独特的美显示自身,也即在其“存在”中显现出来:
飞不起来的石头,飞起来
除了绝望坠毁,还能怎样
剧烈碰撞中,极个别成为鹰
成为鹰,是所有石头的榜样
(2018年12月30日上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32)


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对于普及尚未成为经典的诗歌似乎不是特别理想。我尝试着用一系列比较散漫的诗学随笔来发现或确立“北京诗派”代表诗人们的代表作,比如戴潍娜的《临摹》和《海明威之沟》,吕本怀的两首诗《疯狂的石头》和《雪》,落雪的《雪》,君兮的《度一切苦厄》。这些诗在我看来,,显然具有代表性。不断阐释的意义,在于使优秀的作品不断呈现出来,不要最终被时间的尘埃所淹没。
关于戴潍娜的《临摹》,君兮的《度一切苦厄》,如果我们不懂佛教,尤其是不懂大乘佛教,对于这两首诗,肯定是一说便错。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到了隋朝,开始形成体系性的宗派,如天台宗、三论宗、净土宗。到了唐朝,佛教对中国文学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对王维、柳宗元、白居易的创作,影响甚巨。
在唐代诗人中,王维与佛教的关系最为密切。他自号维摩诘居士,后世誉之为诗佛。有唐以来,不少学者研究王维,但由于不太懂佛教,尤其是不太懂禅宗,所以往往径指王维为顿教,其实王维的禅法恰好不在顿而在渐:“趺坐檐前日,焚香竹下烟,寒空法云地,秋色浮居天。身逐因缘法,心过次第禅,不须愁日暮,自有一灯燃。”(王维《过卢员外宅看饭僧共题》)次第禅,正与顿悟禅法相反。
禅宗南宗北宗的顿渐之分,对我们应该有所启示。即使我们对于戴潍娜的《临摹》、落雪的《雪》、君兮的《度一切苦厄》等作品有一个所谓顿悟,但我们也要对之进行一点一点的阐释。这个过程,说穿了,实际上就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


(2018年12月30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33)


今天上午我在阅读与庞德、艾略特相关的一些文章,读着读着,突然想到了多多与芒克。尽管他们的经历有天壤之别,但有一点特别相似,他们都是天才诗人,而且性格非常率真,颇具魏晋名士风范。
多多与芒克13岁便在一起,他们是北京三中的初中同学。十七八岁时曾一起赴河北白洋淀插队。据芒克回忆,芒克去白洋淀插队是被多多硬给拉去的。芒克说:“记得那天我发高烧39度。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他,还有另外几个人,顶着纷飞的大雪到了乡下。我还想得起来我们先是乘坐火车,后改坐马车摇摇晃晃地走了百十里路到了县城,接着再夜走冰河。我的妈呀!等到了村里,我真的差点儿没死了!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在白洋淀的生活。我们所在的村子大淀头,是个四面环水的渔村。就这样,我们虽说每晚都睡在一条大炕上,但白天因不在一个队里而分散到各处,我们从没有在一起干过什么活儿。两年之后,他因被村里派去挖海河染上了肝炎而回北京休养;从此,他一去不返,在白洋淀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儿了。……20世纪70年代初我和老根子开始写诗,而多多那时正热衷于政治和哲学。什么叔本华,黑格尔,当然也学马列。后来也不知谁触了他的哪根筋,他从1972年开始忽然疯了似地写起诗来,并且还死活跟我和老根子较上劲儿了。之后我才听他对我说,原来是因为他当时的女朋友双子看上根子了,为此,他剃了个大光头。他找到我又找到马佳。我记得马佳给了我们一大把硬币让我们俩喝酒去。我们俩一人一碗白酒下肚后,接着就直奔双子家去找老根子……多年以后,当老根子从美国归来,我跟他提起此事,老根子就说:‘你还不知道毛头啊?!(多多的小名叫毛头儿)。我跟双子就没那么回事!’也巧,没几天我又遇到了很久没见的双子,她说:‘毛头尽瞎说啥呀!我怎么会跟根子呢?!’……我在此绝无糟践老多多的意思。按年头来讲,能与我至今还保持着友谊(尽管我们难得见上一面),且时间最久的就数他和老根子了。……我想没有比多多写诗更投入和玩命的人了。他硬是把自己从一个胖子写成了一个瘦子。当然他的诗无疑也是一流的,我认为在当今中国能与他匹敌的诗人真没几个。”
2018年的最后一天,在此写写芒克与多多,除了他们两个是天才诗人,还有就是他们两个每次看到我都像兄长一样。时光飞逝,他们已经接近70岁了。他们的名字代表着最近40年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段黄金时代。


(2018年12月31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34)


2019年1月1日下午,我写了一首诗《向天空致敬》,之后发到一些微信诗歌群。李悦岭马上写了一段评语,写得非常到位:“谯达摩《向天空致敬》这首诗,如果没有“天空之空”话里有话表达诗的意境,这首诗基本上是废话堆起的,一句话,用宇宙之奥妙代替就行了。可是不行,不能潦草地粗暴对待这首诗,这首诗必定是有思想和精神准备的,几个具有诗眼的意象,又开拓出几个空间。”我手机上的微信诗歌群很多,发现不少群里都有诗歌内行,有的甚至非常了不起。“吾道不孤”,写诗于我而言,带来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丰富和愉悦,当然也有痛苦和“影响的焦虑”。《向天空致敬》是我2019年的第一首诗。在此向李悦岭表示感谢!
谯达摩的诗:《向天空致敬
天空之辽阔
天空之深邃
天空之蔚蓝
不可言说
多少星辰
多少奥妙
不可言说
天空之空
不可言说
我和李悦岭不认识,甚至互相还不是微信圈的朋友。据我在群里观察,李悦岭是一个诗人,其作品非常朴实,非常接地气,表现了诗人对生命的关怀,既含藏着齐鲁大地所孕育出来的独特的文化底蕴,同时也闪耀着曾经温暧整个世界并将继续温暧整个世界的人文主义的光芒。下面是李悦岭的诗《一个生命的诞生》:
妇产科的门关着,寂静如休眠的蛇
明亮的灯光穿过玻璃窗
照在那些人的脸上,使他们忐忑不安
他们壁虎一样把后脑紧贴在墙上
不时地用焦虑的目光向里打探
护士们走来,手里端着注射器
用那双明亮得能掏出你心窝的大眼睛
威逼你闪开,每一颗悬着的心都掀起波澜
分娩室内,隐约能听到手术鉗碰撞时发出的呻吟声
手术室的门打开。那里紧张得像个蜂房
我屏住气,欣慰得看着婴儿的爸爸从医生手中接过他们的女儿
吻她白嫩的肌肤,还有冒着热气的小脑袋
婴儿哭声起伏,像音乐一样在大厅里飘荡
护士们鼓动着蓝色的大口罩令人敬畏
在爱的背景里,我学会了把生命剖析
(2019年1月1日上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35)


2011年秋天,我应邀去青海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临去之前,相关单位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吉狄马加诗歌研讨会”,研讨会快结束时,芒克站起来准备离开会场,我和西川两个人一直把芒克送出大门。当天晚上,在中央民族大学附近的一个酒吧,我与伊沙、徐江、莫非、树才、吉狄马加、潇潇等朋友在一起欢聚,大家说说笑笑,十分热闹。过了一会儿,侯马也赶来了。由于工作特殊,作为诗人的侯马,总是身不由己。想象一下,当真正的诗人一旦因缘会聚,仿佛一群赤子,人间立刻就变成了天堂。此次“吉狄马加诗歌研讨会”,可以说是2011年“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序曲。
之后,大家离开北京,分别前往青海省城西宁。由于当时我的事情很多,时间匆忙,我去得很急,只穿了一件T恤、一条西装短裤、一双凉鞋,就赶到机场,打算到西宁后买条长裤子和衣服。到达西宁后,大家被安排住在青海宾馆,我与《十月》杂志主编顾建平住一个房间。此次诗会差不多开了一个星期,内容特别丰富,全世界200多位诗人云集于青海,场面极为壮观。离开青海之前的那个晚上,同时在几个地方举办诗歌朗诵会,我和西川在一个朗诵小组。西川让我陪他喝啤酒,所以那天晚上我几乎喝醉了。一直到离开青海返回北京,我也没有时间去逛商场买长裤子和衣服。我发现其实没有什么,青藏高原对我来说,和云贵高原没有太大区别。参加这次诗歌节,与多多久别重逢,和孙晓娅在青海湖边与北岛一起拍照,与韩东嘻嘻哈哈谈论“诗江湖”论坛上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等等,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于欢欢喜喜的妙境界里。
去青海之前,我有很多年埋头于佛经之中,对“第二佛陀”宗喀巴大师的经历、著作都有所了解。所以去塔尔寺的时候,我被那里的莲花山、菩提树、酥油灯、转经筒等吸引住了,当时马上就写了一首诗《塔尔寺》:
一双凉鞋
一条短裤
一件T恤
塔尔寺
我来了
一盏酥油灯
一排转经筒
一些莲花山
塔尔寺
我走了
无论我走到哪里
塔尔寺
我都是你的
肉身塔
(2019年1月2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36)


作为中国新诗第一人,胡适的一生值得我们反复研究。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尝试集》问世之前的胡适。
1891年12月17日,胡适生于上海大东门外。1904年1月,与江冬秀订婚,2月进上海梅溪学堂。1906年夏天,用白话文写了第一篇文章《地理学》。1910年9月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1912年9月转入文学院,学哲学、经济、文学等课程。译法国都德小说《割地》(又译为《最后一课》)。1914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1915年9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提出“诗国革命”问题。这一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在北京出刊。1916年,自2月起,与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任鸿隽、杨杏佛等讨论文学革命问题。9月作《文学改良刍议》,又作《尝试篇》。1917年1月,《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5月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6月回国。8月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1919年2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北大学生傅斯年等创办《新潮》杂志。“五四”运动爆发。1920年3月,《尝试集》出版。
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是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本诗集,具有伟大的文学史意义。


(2019年1月3日上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37)


胡适,作为中国新诗的历史起点,这个肯定没有问题。胡适一生,花在白话诗创作上的时间并不太多。如果单从诗歌文本的建构来说,胡适的作品,正如西川所说,还显得比较稚嫩。令人惊奇的是,略迟于胡适《尝试集》问世的郭沬若的白话诗集《女神》,甫一问世,就成为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座巍巍高峰。就世界范围而论,郭沬若与同时代的诗人如庞德、艾略特比较,可以说毫不逊色。
之所以我们反复谈论胡适,主要是因为他敢于开一代诗风。胡适出生于上海,其故乡是安徽绩溪上庄村。上庄在绩溪城西大约40公里,是一个聚族而居的村庄。其地形背靠竹竿峰,村前有一条小溪。1940年12月17日,上庄村人为庆祝胡适50岁生日,将上庄村改名为“适之村”。少年胡适特别喜欢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曾用他的一首绝句《桂源铺》来描述家乡的自然之美: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胡适原名嗣穈,行名洪骍,后改名适;字希强,又改适之;号冬友、小山;笔名铁儿、自胜生、期自胜生、胡天、藏晖室主人、冬心、蝶儿、适庵、溟游、天风等。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胡适出生于上海。母亲冯顺弟,绩溪中屯人,这年19岁。父亲胡传,这年49岁。与胡适同岁的后来的国内名人朋友中,有刘复、赵元任等人。大于他的朋友有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出生时,章士钊10岁,陈独秀12岁,梁启超18岁,蔡元培24岁。


(2019年1月3日中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38)


撰写《百年中国新诗史纲》讲稿,出版一本有别于此前的相关著作与教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要做好这个工作,应该有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方法论。因此,关键在于,一开始就要对百年中国新诗史的整体形态有清晰的认识。从胡适到当下的“北京诗派”,到底哪些诗人必须写入?哪些诗人是重要诗人?哪些诗人属于一般诗人?哪些诗人可以写入也可以不写入?哪些诗人完全可以不写入?其中的学术根据何在?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兴起的“大历史观”强调撰写史学类著作应尽量不要迷失在细节之中。换言之,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同时,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取舍问题。在此前的随笔里,我之所以把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作品分为阐释“主要诗歌”和“次要诗歌”(“十七年”诗歌、最近40年的“官方诗歌”,等等),是希望把我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大历史观”的基础之上。
最近我阅读白吉庵的《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全书38万6千字,里面至少有三个缺陷:一是对胡适的白话诗创作、中国新诗第一人的独特身份缺乏起码的强调,全书主要是突出胡适的学者生涯和教育家生涯;二是几乎没有谈到胡适和徐志摩的诸多交往;三是找不到胡适和中国新诗奠基者郭沬若的关系。而我认为这三点对于胡适的一生而言,非常非常重要,其意义绝不亚于胡适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今天,我们只有从整体上了解胡适,才能讲好百年中国新诗史。


(2019年1月4日上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39)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在山东济南以南50里党家庄的开山失事。这一年,徐志摩仅仅只有34岁。最先赶到济南料理后事的,有由北京赶到的张奚若、金岳霖、梁思成、沈从文,从上海、南京方面来的张嘉铸、徐志摩的儿子阿欢和张慰慈、郭有守。徐志摩的遗体后来被安葬在故乡硖石东山万石窝。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嘉兴海宁硖石镇。“新月诗派”最杰出的诗人。曾用笔名南湖、诗哲、海谷、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谔谔。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1921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徐志摩深受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奠定其浪漫主义诗风。
研究徐志摩短暂的一生,我们会非常惊讶。徐志摩直到25岁,才开始打算成为一个诗人。1922年之前,徐志摩只不过写过一副悼念亡友的挽联和一首题为《草上的露珠儿》的没有发表过的诗。25岁以后,徐志摩沉睡的诗魂,终于醒过来了。他非常感谢康桥,承认康桥是他诗歌精魂的摇篮。1922年10月间,徐志摩启程回国。临行前,徐志摩留给康桥最后一首诗,结尾几句如下:
我今去了,
记好明春新杨梅
上市时节,
盼望我含笑归来,
再见吧!
我爱的康桥!
(2019年1月4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40)


当今中国文化巨匠、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比如说,在诗歌问题上,有以胡适为代表的早期白话诗。它是一种新的诗歌。它是最早的萌芽。你说人家写得不好,你怎么没写呀,你怎么让胡适先写呢?他写了,你就得承认他的历史地位。这个诗写得再不好,再烂,它是白话诗。”(见孔庆东著《国文国史三十年》,第154页。中华书局2011年11月版)作为中国新诗第一人,作为开一代诗风者,胡适对自己的白话诗创作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所以,自《尝试集》问世后,胡适后来很少写白话诗,只是偶尔为之。胡适的伟大,在于他敢于尝试,善于把握历史的脉搏。胡适有句名言:“自古成功在尝试”。“北京诗派”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诉求与创作实践,也是在尝试,在探索,在拓宽中国新诗的发展路径。
作为白话诗的开路先锋,胡适对徐志摩的白话诗创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1923年,徐志摩从英国回国后暂住于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馆长是梁启超。石虎胡同七号后来便成了前期新月社最早的发祥地。在这里,徐志摩与朋友们两周聚餐一次,吟诗作画,学唱京、昆,因此这个俱乐部当时的名字叫“双星社”。不久,正式定名为“新月社”。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沈性仁、蹇季常、黄子美、丁文江、林长民、张君劢等。这个时期的新月社与“现代评论”派有着天然的不可拆割的联系。早期新月社的主要人物胡适、徐志摩、凌叔华等,同时是《现代评论》的主要撰稿人。反过来,现代评论派代表人物陈西滢等,在新月社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现代评论派”由1924年12月13日创办于北京的《现代评论》而得名。主要成员有王世杰、唐有壬、陈西滢、徐志摩、胡适、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张奚若、李四光、丁西林等。这些人多数居住于北京的东吉祥胡同,所以又被称为“东吉祥胡同派”。郭沬若对“现代评论派”非常反感,说他们“太绅士气了一点”。比之郭沬若,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反感要来得更强烈些,强烈到了仿佛誓不两立的决绝程度。


(2019年1月5日下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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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随笔(41)


此次诗坛大战,由于处于自媒体时代,大家几乎都在手机上临屏写作,随时置身于战场最前沿。因此,此次诗坛大战,也许是中外文学史上最真实的一场“战争”。在这3个多月里,曹谁阵营扮演了扛梯子的角色,他们在隆隆炮声中,把“后口语写作”和“北京诗派”直接送到当下中国诗坛之巅。作为炮灰,他们的所作所为,显得有些悲壮。正在他们扛着梯子,双腿乏力时,伪军斜挎着枪、歪戴着帽子、一瘸一拐地来了。其实,伪军再多,在“后口语写作”和“北京诗派”的双重打击下,他们早晚也就是个灰飞烟灭。归根结柢,他们的文本太弱,太丢人现眼,太拿不出手了。
在这3个月里,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配合非常默契。他们是真正的“北师大诗群”中的精英,在为北师大的伟大诗歌传统而战。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坐镇北师大的几位与当代诗歌有关的诗人和诗评家,实际上并非出身于北师大。我偶尔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吊诡的事情,仿佛有什么玄机深藏其中。好在“后口语写作”并不等于“北师大诗群”,唐欣、韩敬源、艾蒿、庞华等的强势参与,使“后口语写作”这一诗学诉求、探索与实践,充满了战斗力。作为当今中国独一无二的“诗人集团”,“后口语写作”将一往无前,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
而“北京诗派”,启动于2016年端午节。启动两年多来,尽管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很多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如果没有此次诗坛大战,“北京诗派”要想名震整个诗坛,估计尚需漫长时日,更遑论雄踞当下中国诗坛之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北京诗派”的后现代主义诗学诉求,在此次诗坛大战中,由于我和吕本怀、君兮的努力,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


(2019年1月7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42)


昨天晚上抵达河南鹤壁,今天上午游淇县云梦山。云梦山位于华北大平原与黄土高原交汇处,是太行山的余脉,距朝歌城30华里。由剑绣峰、桃园峰、龙王峰和玉帝峰等几个主峰组成,海拔不足600米。几个主峰的九道山脊和山谷交汇于中部,群山环拱,九龙聚会,形成一个小小的盆地。在剑绣峰与龙王峰相交的山阴绝壁上有一天然溶洞,名曰鬼谷洞,又名水帘洞。云梦山上有许多摩崖题记。明代窦文在摩崖题记中写道:“水帘洞,鬼谷先生隐处。”清代何士琦也在《云梦山游记》中写道:“水帘一洞,尤极幽玄,乃鬼谷先生仙栖之处。”明代《淇县志》记载:“云梦山乃鬼谷先生仙栖之处。”
传说鬼谷子是道教的洞府真仙,位居第四座左位第十三人。被尊为玄微真人,又号玄微子。所谓洞府,就是洞天,是神仙住的名山圣境,又称洞天福地。传说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道藏》中有一部专写洞天福地的书《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
所谓真仙,又称真人。只有得道成仙后,才可以称为真人。庄子称老子为“博大真人”;唐玄宗称庄子为“南华真人”,称文子为“通玄真人”,称列子为“冲虚真人”,称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宋代道士张伯瑞被称为“紫阳真人”;元太祖封丘处机为“长春真人”。
玄微真人鬼谷子住在云梦山鬼谷洞天。传说鬼谷子有隐形藏体之术,混天移地之法;会脱胎换骨,超生脱死;撒豆为兵,斩草为马;揣情摩意,纵横捭阖。
今天上午写了一首诗,放在这里,作为纪念。
谯达摩的诗:《在云梦山谒鬼谷子》:
进入云梦山,
鬼谷幽且玄。
遁隐水帘洞,
曼妙说大千。
(2019年1月8日下午,写于河南开封)


诗学随笔(43)


昨天离开北京,开始我的开封之旅。此次旅行,我带上了喻子涵的学术著作《新世纪文学群落与诗性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一边旅行,一边翻阅,以解旅途之寂寞。
喻子涵,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当今中国散文诗大家,著名诗人,“北京诗派”创始人。
喻子涵的这部学术著作,近40万字,共分为3卷:A卷《形态·观点·个案》,B卷《流派·群落·话语》,C卷《地域·群体·叙事》。A卷包括三章,从本体形态、创作观、创作个案等对散文诗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性研究。B卷包括六章,主要研究“谯达摩与‘第三条道路’诗歌实践”、“谯达摩‘第三条道路’诗学观”、“谯达摩的现代抒情史诗”、“基于灾难事件的群众诗”、“新世纪初叶贵州诗歌群落”、“贵州新诗多样化发展与对话机制”、“新世纪初叶贵州长诗创作”、“现代新诗边缘话语”。在这一卷,喻子涵几乎搜集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所有资料,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来龙去脉阐释得非常清楚和透彻。另外,我还反复阅读了该卷的第六章“新世纪初叶贵州诗歌群落研究”,分为三节,第一节“现实与古典”,第二节“现代与后现代”,第三节“地域性写作”;第七章“贵州新诗多样化发展与对话机制研究”,分为两节,第一节“‘贵州话语’与‘贵州光芒’”,第二节“‘贵州阵地’与‘贵州声音’”;第九章“现代新诗边缘话语研究”,分为三节,第一节“‘现代禅诗’与‘彩虹神话’”,第二节“‘朴素哲学’与‘边地情节’”,第三节“‘天堂梦想’与‘黑暗美学’”。仅仅从这些题目,读者就可以想象阅读这部“诗学”著作,将给我们带来十分独特的美学旨趣。C卷,该书最后一卷,主要研究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基于文化地理的旅游文学,生长于地域民族土壤的叙事文学,苦旅与寻找的行走散文,地域文化元素的新形态散文,以及对贵州散文创作的局部观察。
凭我的观察,喻子涵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境界。喻子涵的散文诗集有《孤独的太阳》、《回归与超越》、《喻子涵的散文诗》,诗集有《蓝色天空》,散文集有《雨天作文》等。


(2019年1月8日深夜,写于河南开封)


诗学随笔(44)


翻阅各国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其中大量的作家作品并不广为人知。由于我长期讲授外国文学史,时间长了,养成了一种只关注经典作家和世界文学潮流的习惯。反之,则总是被我忽略。举例来说,就目前来说,当下的中国诗坛,我几乎只关注“北京诗派”和“后口语写作”。
如果我们现在只谈论散文诗,那么,假使我们现在翻开的是印度文学史,我们会重点聚焦于泰戈尔。假使我们现在翻开的是阿拉伯文学史,我们显然会聚焦于纪伯伦。回到最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上,我们肯定会首先讨论鲁迅的散文诗。
当然,除了鲁迅的散文诗,对于我而言,我还会向大家重点阐释喻子涵的散文诗。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策略,我对喻子涵的阐释将至少在篇幅上超过我对鲁迅的阐释。众所周知,鲁迅已经成为经典,甚至已经成为伟大的经典。而喻子涵,将经由我的阐释与言说,逐步成为经典,甚至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当然,纯粹的文本细读,无论我们对喻子涵的散文诗著作《孤独的太阳》《回归与超越》以及《喻子涵的散文诗》进行多么多么详细的文本细读与阐释,也许并不足以确立其经典地位。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贵州文学的影响力毕竟是太有限了。作为一个整体,最近40年的“贵州作家”,他们的几乎全部作品,恕我直言,并没有多少经典品质。喧哗与骚动之后,无非就是一地纸屑,随风而逝。
但是在我看来,喻子涵的散文诗的经典地位,将因为“北京诗派”这个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而得以彰显和最终牢固确立。“北京诗派”之于喻子涵,就像“北京”之于沈从文。如果离开“北京”这个大的文学背景,沈从文最多就是一个“湘西作家”或“湖南作家”。


(2019年1月11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45)


从开封回北京,我马上去我家附近的同仁堂医院口腔科检查牙齿问题。牙疼了一个多月,总以为拖几天就好了。没有想到不但没有好,反而越来越严重。生老病死,对于我来说,尽管已经参透了一些东西,毕竟肉身沉重,灵与肉死死纠缠在一起,牙疼起来,令人叫苦。我自己很明白,真正的解脱之路,还很漫长。昨天我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拔牙记》,写完之后,发了百多个微信诗歌群,旋即引起剧烈争议。估计半个小时不到,《城市头条》推出了我的这首《拔牙记》。在鹰子的微信诗歌群,否定这首诗的人占绝大多数,包括鹰子、钟馗、金水椽、浪子燕青等。话说得太难听的,我一律不理睬。不说脏话的,我一般采取友好交流的态度。鹰子的群里也有真正的诗歌内行,比如说嘟嘟。嘟嘟说:“这首诗牛逼坏了!我邻居是牙医,我经常见拔牙,这个太形象了!”另外,在农家二少的诗歌群,除了陈昌发(苦寒梅),几乎全部都是诗歌外行,对后现代诗歌差不多都是两眼一抹黑。陈昌发(苦寒梅)说:“其实写单字组合成句的诗也需要灵感的!如:‘莫,莫,莫’就表现出被拔牙者的惊恐状,而拔牙大夫就认为若不拔,就是大错特错――‘错,错,错’哈!带有‘老子’一词的句子是双关语,一是暗指道家李耳,二是明指诗中的‘我’。‘呀,呀,呀’指被拔牙者的叫声,不知是阵痛,还是解说之赞语?留给读者想象和思考的空间!‘曲颈向天歌’暗指未拔牙之前被拔牙者痛得曲颈仰天大叫的情境,真实写照!这首诗难道就不好么?”在原野牧夫的世界诗歌浪漫风情小镇诗歌群里,云淡风轻和幸福所在都非常喜欢《拔牙记》,她们被诗中的幽默逗得开心不已。等等,等等。


现在我们来看看吕本怀对《拔牙记》的简短评论:
这首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当时情景的再现,让“我”的拔牙恍如目前。从最初进门之时那份难以明状的痛感,再仰头被拔掉的过程,再到拔除之后的另一种疼痛,历历在目。就表达而言,则有揉碎,拼贴,引用,戏仿等诸多后现代主义表达手式的运用,并在整体上既抵达了逼真,也制造出幽默风趣。
就诗的主题而言,最初提出诗言志,后来发展到诗言情,但这情主要局限于指感情。其实,随着时代变迁,尤其随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情绪与情境也应该作为诗言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这首诗着重于情境表达,这种生动与逼真,仔细读了一定觉得好!但如果只着眼于之前的志与情感,那么这首诗注定是个异类,肯定不被人接受。
其实在今天言言志难免会陷入困境,说大了明-显在装,说小了又让人觉得俗气。多愁善感则容易让人觉得病态,除非你表达得朴实而克制。倒是情绪与情境,不管怎样表达,只样让人感觉到真实,生动,具体,逼真,倒很可能引发共鸣,并让人信服。
在网络背景下,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装显然是装不下去了,硬是要装下去,也可能没人尿你,于是返璞归真势在必然。或许,这也是今天诗歌不断向日常,向细节,向口语,向后现代转型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就在于让人还原为人,让事实回归到事实,让生活回归到生活,让诗歌成为生活最忠实的记录者。
《拔牙记》所带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忠实的记录,情绪的记录,情境的记录,并且这种记录绝对不是静止的,而是有一个流变的曲线在!
试问,之前的诗歌表达手法,能将拔牙时的情绪情境还原到这么生动而逼吗?能将被拔的个性与心理呈现到如此鲜明与鲜活吗?
诗经看乐府,唐诗看宋词元曲,古体诗看现代诗,政治抒情诗看朦胧诗,书面诗看口语诗,肯定既看不惯也看不懂,但这并不妨碍后者一个个超越前辈,并依次成为所在时代的诗歌主流!
因此我坚信目前雄踞中国诗坛的“后口语写作”和“北京诗派”这两座险峰必将拥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是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无限风光在险峰。”
谯达摩的诗《拔牙记》:
牙,牙,牙
疼死老子了
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
莫,莫,莫
错,错,错
牙,牙,牙
呀,呀,呀
(2019年1月13日中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46)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我最近10年相对比较轻松的一年。2018年,我让孔子和平奖暂时停下来。2019年,2020年,孔子和平奖也许仍将停止运行。2017年,孔子和平奖几乎已经运作成功,获奖者是柬埔寨首相洪森。洪森先生已经签字领奖,并对2017年孔子和平奖的颁奖仪式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但举行颁奖典礼最终却功亏一篑。原因很复杂,在未来10年左右,我只能一点一点叙述出来,尽可能给后人留下一个完整的关于孔子和平奖的发展梗概。
2016年,孔子和平奖获奖者是3位中国维和战士,他们于当年在非洲执行维和任务时,壮烈牺牲。他们是河南温县的申亮亮,山东莱芜的杨树朋,四川成都的李磊。2016年下半年,为了给这3位烈土举行颁奖典礼,孔子和平奖组委会团队先后去了3位烈士的家乡。3位烈士的家都在农村,家庭条件都非常困难。2016年年底,我去四川成都的时候,在北京首都机场竟然遇到两位朋友。当时我和任会杰在机场外面抽烟,突然听到有人叫:“达摩!”循声望过去,发现是李寂荡,李寂荡后面是喻子涵。他们俩是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相关会议。这也太巧了!世界有时真的很小很小!
现在的贵州文学界,引领贵州文学的,几乎全是我的朋友,如欧阳黔森、喻子涵、禄琴、李寂荡,等等。回到30多年前,欧阳黔森每天跟着我,今天的欧阳黔森混得不错,已经混成贵州文坛老大:担任贵州省文联主席和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席。偶尔回忆当年的一些细节,我忍不住仰天大笑。上苍待我不薄,很早很早就安排我离开贵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毫不吝啬地从各个层面和各个维度,成就我无拘无束、睥睨世界的一代大诗人之梦想。
上苍,待我真的不薄。


(2019年1月13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47)
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有几个诗派的名字读起来很有美学底蕴,它们是:湖畔诗派、新月诗派、现代诗派、七月诗派、九叶诗派、朦胧诗派、北京诗派。如果把这几个诗派研究透彻了,中国新诗史的核心部分也就确立了。除此之外,中国诗歌会、十七年诗歌、白洋淀诗群、他们诗群、非非诗群、莽汉诗群、海上诗群、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下半身写作、垃圾派、低诗歌,与前述几大诗派,共同构成洋洋洒洒的百年中国新诗史。
1922年10月,徐志摩从英国留学回国,拉开了早期新月社的序幕。1923年至1926年,这几年对于“新月诗派”而言,属于前期或早期“新月社”。对于早期新月社来说,至关重要的大事应该是闻一多与“四子”等一班青年诗人的加盟。所谓“四子”,指的是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刘梦苇。除“四子”外,于赓虞、蹇先艾、朱大枬等,也与早期新月社保持密切关系。
1925年,在美国留学三年的闻一多,学成归国。经徐志摩推荐,闻一多在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担任教务长。闻一多本质上是个富于激情、既深沉又冲动的艺术家。他酷嗜艺术,尤其是诗歌艺术,对新诗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充满激情。这一个共同的基本点,使他与徐志摩一见如故,一拍即合。闻一多与“四子”等诗人的出现,对新月社来说,其意义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会太过。甚至可以说,只有从这个时候开始,早期的新月社才真正走上了探索新文艺的道路,从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社团。
徐志摩在早期新月社活动中建立的功绩,首先在于他一手主持了《晨报副刊》的工作。1926年4月1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正式推出了《诗刊》。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标志着“新月诗派”正式形成了。
(2019年1月14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48)
早期的新月社不同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等著名社团。他们没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徐志摩曾经起过创办一份《新月周刊》或《新月月刊》的念头,但是终因自己的“心不定”而又放弃。所以,直到1926年4月1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正式推出《诗刊》,新月社才终于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小的阵地。
《晨报》是我国现代史上有名的大报,1916年8月由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等创办于北京,原名《晨钟报》,1918年9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大借款的消息而遭封闭,同年12月复刊后始改名为《晨报》。《晨报副镌》原为《晨报》的第七版,为文艺版,1921年10月12日宣布独立,改为日出四开单张的综合文艺性报纸。刊头根据鲁迅的提议定名为《晨报副刊》,但印行时由《晨报》总编辑蒲殿俊题写为《晨报副镌》。为表示对鲁迅的尊重,报眉仍题《晨报副刊》。从1920年开始,《晨报副镌》便一直由鲁迅的学生孙伏园主编。鲁迅的传世之作《阿Q正传》等就发表于《晨报副镌》上。但到了1924年,有一位从欧洲留学回来的留学生刘勉已被委任为《晨报》的代理总编辑。鲁迅的诗《我的失恋》本已由孙伏园签发排印,但却被刘勉已抽掉了。于是矛盾爆发,孙伏园打了刘勉已一个嘴巴,“还追着他大骂一顿”。孙伏园辞职后,1925年10月,《晨报副镌》正式由徐志摩接管。
徐志摩走马上任伊始,便确定了一个作者队伍:梁启超、赵元任、张奚若、金龙荪、傅斯年、罗家伦、姚茫父、余樾园、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蜇、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翁文灏、任叔永、肖友梅、李济之、郭沬若、吴德生、张东荪、郁达夫、杨振声、陈衡哲、丁西林、陈西滢、胡适之、张歆海、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凌叔华、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鲍廷蔚、宗白华等。
1926年4月1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正式推出《诗刊》,标志着“新月诗派”正式形成。《诗刊》总共办了11期,历时只有77天,也就是只有两个多月,但其意义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晨报副刊》上,继《诗刊》“放假”后,代之而起的是《剧刊》。从1926年6月到9月,《剧刊》共出版15期,后无疾而终。1926年9月23日,《剧刊》刊出第十五期后,宣告“终期”,一度引人注目的热烈场面,终归烟消火灭。《剧刊》散场了,围绕着它的一班同人也风流云散,早期新月社遂宣告终结。
(2019年1月15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49)
如果单纯地叙述“新月诗派”的来龙去脉,肯定很难写出什么新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之所对“新月诗派”和“朦胧诗派”的发生史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最近两年多的时间总是在琢磨如何有效创建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以“史”为鉴,应该会少走许多弯路。有段时间,我甚至考虑挖掘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所有社团、群落和流派资料与细节,然后尝试着把这些东西揉成一团或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以企图从中产生某种异质和有益的学术启示。
迄今为止,从百年中国新诗史的整体而论,“朦胧诗派”这个群体的大诗人应该是最多的,作品的整体质量应该也是最高的。在“朦胧诗派”之前的中国新诗史上,有两个诗人堪称伟大,一个是郭沬若,一个是艾青。关于郭沬若和艾青,我将在后面的随笔里不断地阐释。
关于“朦胧诗派”,我喜欢反复研究芒克与北岛的关系史。1972年,经刘羽介绍,芒克和北岛相识。这时芒克不叫芒克,叫姜世伟;北岛也不叫北岛,叫赵振开。芒克和北岛分别作为姜世伟与赵振开笔名,是1978年10月他们共同创办《今天》文学杂志时,互相给对方取的。也就是说,赵振开的笔名“北岛”是姜世伟取的,姜世伟的笔名“芒克”是赵振开取的。他俩互赠笔名,已经成为诗坛佳话。1978年10月,他们成立《今天》文学杂志编辑部,当年12月23日,《今天》第一期印刷出版,当天,芒克、北岛、陆焕兴就把《今天》文学杂志在北京城张贴得到处都是。这一年,芒克28岁,北岛29岁。
《今天》文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朦胧诗派”正式登上中国诗坛。《今天》一共出版了九期,到1980年停刊。
(2019年1月15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50)
访谈录(江霞提问,谯达摩回答。时间:2019年1月22日下午)
1.最初是在何时接触到佛教的?
2002年以后,我才开始接触佛教。在此之前,我几乎不了解佛教。2006年前后两三年,我开始遍览佛教典籍。
2.您是在什么时候更名为谯达摩的?其真实寓意是什么?
我姓谯,名伟,字达摩。达摩作为我的笔名,开始于1992年。当时用笔名达摩,没有去考虑它的真实寓意,只觉得这个名字大气,神气,与我的姓谯字连在一起,更是大气磅礴,神气非凡。直到后来我了解佛教和研究佛教之后,才知道当初自己用“达摩”作笔名,是多么的狂妄。不过,这也说明我与佛教的甚深因缘。“达摩”,梵语音译,这个词译成汉语是正法的意思。因此,我的名字谯达摩至少会让人联想到如下3个意思:(1)联想到佛祖的名字乔达摩·悉达多;(2)联想到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祖师;(3)正法。
3.您如何看待佛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佛学包括三藏,即经藏、律藏和论藏。如果我们深入三藏,我们会震惊于它的博大精深与究竟智慧。而生活需要智慧。对于我现在而言,佛学与生活正在逐步统一起来。
4.您的诗歌中常常有比较明显的自我意识,具体表现为:“我”与佛祖的对话。那么,在现实中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与佛祖的关系的?
“九叶”诗人杜运燮先生去世之前,我去看过他。当时杜先生显得非常瘦弱。这一幕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因此,我开始偶尔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于是,我自然而然地逐步深入各种宗教典籍。在世界几大著名宗教中,佛教的典籍是最多的,我认为也是最究竟、最圆满的。所以,我开始一点一点走近佛陀,走向大智慧。
5.据我所知,您不单纯是信奉佛学,在诗歌中常常也会提及中国传统的道教和西方的基督教,您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本质是什么?
我最近这五六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给本科生讲授外国文学这门课程。这门课程是央美本科生的必修课。讲授这门课,(1)需要理解佛教典籍,否则无法讲透古印度文学。(2)需要理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根本经典《圣经》,否则没有办法讲解古希伯来文学和早期基督教文学。(3)需要理解伊斯兰教的重要经典《古兰经》,否则阿拉伯文学史就讲不好。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懂道教和儒家思想,要想讲好中国古代文学史,显然也是不可能的。这几大宗教包括儒家学说,它们的本质是“道”。凡是宣传上述学说和思想,均可以说是传道。它们的关系表现为它们都是人间宗教,只不过度人的方法、手段、侧重点不一样而已。
6.您的家乡与中国五大佛山之一的梵净山同属贵州省铜仁市,从地理渊源上看是非常紧密的,您是否从小就受其佛教文化的影响呢?
我的家乡有贵州省最大的河流乌江,有贵州省最高的山梵净山。这一山,这一高耸云霄的山,这一水,这一波翻浪滚直扑长江的水,它们共同构成了我的童年世界的记忆,或者说共同构成了我的灵魂本色。梵净山作为弥勒佛的道场,上有金顶、古刹和万卷书,下有茫茫原始森林。梵天净土,绝对名不虚传。我登过几次梵净山,可以说佛教对我的熏陶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
7.您作为“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的领军人物,您曾经明确指出: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的三,旨在说明其多元性和包容性,是否也是受长期以来的宗教意识的浸润?
是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是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而言。多元性与包容性,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而言,几乎比什么都重要。世界史上的无数悲剧,本质上是因为缺少多元性和包容性,一言以蔽之,缺少慈悲。我曾经反复阐释“第三条道路”的“三”字是“三生万物”的“三”,实际上就是“道”,因为只有道才能生万物。而道的两翼,一为智慧,一为慈悲。目前我正在与朋友们共同打造的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也是这一理念的继续,即大力提倡和践行多元性和包容性。
(2019年1月23日下午,整理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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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4 11:04:17 | 显示全部楼层
诗学随笔(41)


此次诗坛大战,由于处于自媒体时代,大家几乎都在手机上临屏写作,随时置身于战场最前沿。因此,此次诗坛大战,也许是中外文学史上最真实的一场“战争”。在这3个多月里,曹谁阵营扮演了扛梯子的角色,他们在隆隆炮声中,把“后口语写作”和“北京诗派”直接送到当下中国诗坛之巅。作为炮灰,他们的所作所为,显得有些悲壮。正在他们扛着梯子,双腿乏力时,伪军斜挎着枪、歪戴着帽子、一瘸一拐地来了。其实,伪军再多,在“后口语写作”和“北京诗派”的双重打击下,他们早晚也就是个灰飞烟灭。归根结柢,他们的文本太弱,太丢人现眼,太拿不出手了。
在这3个月里,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配合非常默契。他们是真正的“北师大诗群”中的精英,在为北师大的伟大诗歌传统而战。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坐镇北师大的几位与当代诗歌有关的诗人和诗评家,实际上并非出身于北师大。我偶尔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吊诡的事情,仿佛有什么玄机深藏其中。好在“后口语写作”并不等于“北师大诗群”,唐欣、韩敬源、艾蒿、庞华等的强势参与,使“后口语写作”这一诗学诉求、探索与实践,充满了战斗力。作为当今中国独一无二的“诗人集团”,“后口语写作”将一往无前,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
而“北京诗派”,启动于2016年端午节。启动两年多来,尽管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很多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如果没有此次诗坛大战,“北京诗派”要想名震整个诗坛,估计尚需漫长时日,更遑论雄踞当下中国诗坛之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北京诗派”的后现代主义诗学诉求,在此次诗坛大战中,由于我和吕本怀、君兮的努力,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


(2019年1月7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42)


昨天晚上抵达河南鹤壁,今天上午游淇县云梦山。云梦山位于华北大平原与黄土高原交汇处,是太行山的余脉,距朝歌城30华里。由剑绣峰、桃园峰、龙王峰和玉帝峰等几个主峰组成,海拔不足600米。几个主峰的九道山脊和山谷交汇于中部,群山环拱,九龙聚会,形成一个小小的盆地。在剑绣峰与龙王峰相交的山阴绝壁上有一天然溶洞,名曰鬼谷洞,又名水帘洞。云梦山上有许多摩崖题记。明代窦文在摩崖题记中写道:“水帘洞,鬼谷先生隐处。”清代何士琦也在《云梦山游记》中写道:“水帘一洞,尤极幽玄,乃鬼谷先生仙栖之处。”明代《淇县志》记载:“云梦山乃鬼谷先生仙栖之处。”
传说鬼谷子是道教的洞府真仙,位居第四座左位第十三人。被尊为玄微真人,又号玄微子。所谓洞府,就是洞天,是神仙住的名山圣境,又称洞天福地。传说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道藏》中有一部专写洞天福地的书《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
所谓真仙,又称真人。只有得道成仙后,才可以称为真人。庄子称老子为“博大真人”;唐玄宗称庄子为“南华真人”,称文子为“通玄真人”,称列子为“冲虚真人”,称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宋代道士张伯瑞被称为“紫阳真人”;元太祖封丘处机为“长春真人”。
玄微真人鬼谷子住在云梦山鬼谷洞天。传说鬼谷子有隐形藏体之术,混天移地之法;会脱胎换骨,超生脱死;撒豆为兵,斩草为马;揣情摩意,纵横捭阖。
今天上午写了一首诗,放在这里,作为纪念。
谯达摩的诗:《在云梦山谒鬼谷子》:
进入云梦山,
鬼谷幽且玄。
遁隐水帘洞,
曼妙说大千。
(2019年1月8日下午,写于河南开封)


诗学随笔(43)


昨天离开北京,开始我的开封之旅。此次旅行,我带上了喻子涵的学术著作《新世纪文学群落与诗性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一边旅行,一边翻阅,以解旅途之寂寞。
喻子涵,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当今中国散文诗大家,著名诗人,“北京诗派”创始人。
喻子涵的这部学术著作,近40万字,共分为3卷:A卷《形态·观点·个案》,B卷《流派·群落·话语》,C卷《地域·群体·叙事》。A卷包括三章,从本体形态、创作观、创作个案等对散文诗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性研究。B卷包括六章,主要研究“谯达摩与‘第三条道路’诗歌实践”、“谯达摩‘第三条道路’诗学观”、“谯达摩的现代抒情史诗”、“基于灾难事件的群众诗”、“新世纪初叶贵州诗歌群落”、“贵州新诗多样化发展与对话机制”、“新世纪初叶贵州长诗创作”、“现代新诗边缘话语”。在这一卷,喻子涵几乎搜集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所有资料,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来龙去脉阐释得非常清楚和透彻。另外,我还反复阅读了该卷的第六章“新世纪初叶贵州诗歌群落研究”,分为三节,第一节“现实与古典”,第二节“现代与后现代”,第三节“地域性写作”;第七章“贵州新诗多样化发展与对话机制研究”,分为两节,第一节“‘贵州话语’与‘贵州光芒’”,第二节“‘贵州阵地’与‘贵州声音’”;第九章“现代新诗边缘话语研究”,分为三节,第一节“‘现代禅诗’与‘彩虹神话’”,第二节“‘朴素哲学’与‘边地情节’”,第三节“‘天堂梦想’与‘黑暗美学’”。仅仅从这些题目,读者就可以想象阅读这部“诗学”著作,将给我们带来十分独特的美学旨趣。C卷,该书最后一卷,主要研究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基于文化地理的旅游文学,生长于地域民族土壤的叙事文学,苦旅与寻找的行走散文,地域文化元素的新形态散文,以及对贵州散文创作的局部观察。
凭我的观察,喻子涵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境界。喻子涵的散文诗集有《孤独的太阳》、《回归与超越》、《喻子涵的散文诗》,诗集有《蓝色天空》,散文集有《雨天作文》等。




(2019年1月8日深夜,写于河南开封)
诗学随笔(44)


翻阅各国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其中大量的作家作品并不广为人知。由于我长期讲授外国文学史,时间长了,养成了一种只关注经典作家和世界文学潮流的习惯。反之,则总是被我忽略。举例来说,就目前来说,当下的中国诗坛,我几乎只关注“北京诗派”和“后口语写作”。
如果我们现在只谈论散文诗,那么,假使我们现在翻开的是印度文学史,我们会重点聚焦于泰戈尔。假使我们现在翻开的是阿拉伯文学史,我们显然会聚焦于纪伯伦。回到最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上,我们肯定会首先讨论鲁迅的散文诗。
当然,除了鲁迅的散文诗,对于我而言,我还会向大家重点阐释喻子涵的散文诗。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策略,我对喻子涵的阐释将至少在篇幅上超过我对鲁迅的阐释。众所周知,鲁迅已经成为经典,甚至已经成为伟大的经典。而喻子涵,将经由我的阐释与言说,逐步成为经典,甚至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当然,纯粹的文本细读,无论我们对喻子涵的散文诗著作《孤独的太阳》《回归与超越》以及《喻子涵的散文诗》进行多么多么详细的文本细读与阐释,也许并不足以确立其经典地位。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贵州文学的影响力毕竟是太有限了。作为一个整体,最近40年的“贵州作家”,他们的几乎全部作品,恕我直言,并没有多少经典品质。喧哗与骚动之后,无非就是一地纸屑,随风而逝。
但是在我看来,喻子涵的散文诗的经典地位,将因为“北京诗派”这个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而得以彰显和最终牢固确立。“北京诗派”之于喻子涵,就像“北京”之于沈从文。如果离开“北京”这个大的文学背景,沈从文最多就是一个“湘西作家”或“湖南作家”。


(2019年1月11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45)


从开封回北京,我马上去我家附近的同仁堂医院口腔科检查牙齿问题。牙疼了一个多月,总以为拖几天就好了。没有想到不但没有好,反而越来越严重。生老病死,对于我来说,尽管已经参透了一些东西,毕竟肉身沉重,灵与肉死死纠缠在一起,牙疼起来,令人叫苦。我自己很明白,真正的解脱之路,还很漫长。昨天我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拔牙记》,写完之后,发了百多个微信诗歌群,旋即引起剧烈争议。估计半个小时不到,《城市头条》推出了我的这首《拔牙记》。在鹰子的微信诗歌群,否定这首诗的人占绝大多数,包括鹰子、钟馗、金水椽、浪子燕青等。话说得太难听的,我一律不理睬。不说脏话的,我一般采取友好交流的态度。鹰子的群里也有真正的诗歌内行,比如说嘟嘟。嘟嘟说:“这首诗牛逼坏了!我邻居是牙医,我经常见拔牙,这个太形象了!”另外,在农家二少的诗歌群,除了陈昌发(苦寒梅),几乎全部都是诗歌外行,对后现代诗歌差不多都是两眼一抹黑。陈昌发(苦寒梅)说:“其实写单字组合成句的诗也需要灵感的!如:‘莫,莫,莫’就表现出被拔牙者的惊恐状,而拔牙大夫就认为若不拔,就是大错特错――‘错,错,错’哈!带有‘老子’一词的句子是双关语,一是暗指道家李耳,二是明指诗中的‘我’。‘呀,呀,呀’指被拔牙者的叫声,不知是阵痛,还是解说之赞语?留给读者想象和思考的空间!‘曲颈向天歌’暗指未拔牙之前被拔牙者痛得曲颈仰天大叫的情境,真实写照!这首诗难道就不好么?”在原野牧夫的世界诗歌浪漫风情小镇诗歌群里,云淡风轻和幸福所在都非常喜欢《拔牙记》,她们被诗中的幽默逗得开心不已。等等,等等。


现在我们来看看吕本怀对《拔牙记》的简短评论:

这首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当时情景的再现,让“我”的拔牙恍如目前。从最初进门之时那份难以明状的痛感,再仰头被拔掉的过程,再到拔除之后的另一种疼痛,历历在目。就表达而言,则有揉碎,拼贴,引用,戏仿等诸多后现代主义表达手式的运用,并在整体上既抵达了逼真,也制造出幽默风趣。
就诗的主题而言,最初提出诗言志,后来发展到诗言情,但这情主要局限于指感情。其实,随着时代变迁,尤其随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情绪与情境也应该作为诗言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这首诗着重于情境表达,这种生动与逼真,仔细读了一定觉得好!但如果只着眼于之前的志与情感,那么这首诗注定是个异类,肯定不被人接受。
其实在今天言言志难免会陷入困境,说大了明-显在装,说小了又让人觉得俗气。多愁善感则容易让人觉得病态,除非你表达得朴实而克制。倒是情绪与情境,不管怎样表达,只样让人感觉到真实,生动,具体,逼真,倒很可能引发共鸣,并让人信服。
在网络背景下,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装显然是装不下去了,硬是要装下去,也可能没人尿你,于是返璞归真势在必然。或许,这也是今天诗歌不断向日常,向细节,向口语,向后现代转型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就在于让人还原为人,让事实回归到事实,让生活回归到生活,让诗歌成为生活最忠实的记录者。
《拔牙记》所带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忠实的记录,情绪的记录,情境的记录,并且这种记录绝对不是静止的,而是有一个流变的曲线在!
试问,之前的诗歌表达手法,能将拔牙时的情绪情境还原到这么生动而逼吗?能将被拔的个性与心理呈现到如此鲜明与鲜活吗?
诗经看乐府,唐诗看宋词元曲,古体诗看现代诗,政治抒情诗看朦胧诗,书面诗看口语诗,肯定既看不惯也看不懂,但这并不妨碍后者一个个超越前辈,并依次成为所在时代的诗歌主流!
因此我坚信目前雄踞中国诗坛的“后口语写作”和“北京诗派”这两座险峰必将拥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是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无限风光在险峰。”
谯达摩的诗《拔牙记》:
牙,牙,牙
疼死老子了
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
莫,莫,莫
错,错,错
牙,牙,牙
呀,呀,呀
(2019年1月13日中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46)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我最近10年相对比较轻松的一年。2018年,我让孔子和平奖暂时停下来。2019年,2020年,孔子和平奖也许仍将停止运行。2017年,孔子和平奖几乎已经运作成功,获奖者是柬埔寨首相洪森。洪森先生已经签字领奖,并对2017年孔子和平奖的颁奖仪式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但举行颁奖典礼最终却功亏一篑。原因很复杂,在未来10年左右,我只能一点一点叙述出来,尽可能给后人留下一个完整的关于孔子和平奖的发展梗概。
2016年,孔子和平奖获奖者是3位中国维和战士,他们于当年在非洲执行维和任务时,壮烈牺牲。他们是河南温县的申亮亮,山东莱芜的杨树朋,四川成都的李磊。2016年下半年,为了给这3位烈土举行颁奖典礼,孔子和平奖组委会团队先后去了3位烈士的家乡。3位烈士的家都在农村,家庭条件都非常困难。2016年年底,我去四川成都的时候,在北京首都机场竟然遇到两位朋友。当时我和任会杰在机场外面抽烟,突然听到有人叫:“达摩!”循声望过去,发现是李寂荡,李寂荡后面是喻子涵。他们俩是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相关会议。这也太巧了!世界有时真的很小很小!
现在的贵州文学界,引领贵州文学的,几乎全是我的朋友,如欧阳黔森、喻子涵、禄琴、李寂荡,等等。回到30多年前,欧阳黔森每天跟着我,今天的欧阳黔森混得不错,已经混成贵州文坛老大:担任贵州省文联主席和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席。偶尔回忆当年的一些细节,我忍不住仰天大笑。上苍待我不薄,很早很早就安排我离开贵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毫不吝啬地从各个层面和各个维度,成就我无拘无束、睥睨世界的一代大诗人之梦想。
上苍,待我真的不薄。


(2019年1月13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47)
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有几个诗派的名字读起来很有美学底蕴,它们是:湖畔诗派、新月诗派、现代诗派、七月诗派、九叶诗派、朦胧诗派、北京诗派。如果把这几个诗派研究透彻了,中国新诗史的核心部分也就确立了。除此之外,中国诗歌会、十七年诗歌、白洋淀诗群、他们诗群、非非诗群、莽汉诗群、海上诗群、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下半身写作、垃圾派、低诗歌,与前述几大诗派,共同构成洋洋洒洒的百年中国新诗史。
1922年10月,徐志摩从英国留学回国,拉开了早期新月社的序幕。1923年至1926年,这几年对于“新月诗派”而言,属于前期或早期“新月社”。对于早期新月社来说,至关重要的大事应该是闻一多与“四子”等一班青年诗人的加盟。所谓“四子”,指的是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刘梦苇。除“四子”外,于赓虞、蹇先艾、朱大枬等,也与早期新月社保持密切关系。
1925年,在美国留学三年的闻一多,学成归国。经徐志摩推荐,闻一多在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担任教务长。闻一多本质上是个富于激情、既深沉又冲动的艺术家。他酷嗜艺术,尤其是诗歌艺术,对新诗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充满激情。这一个共同的基本点,使他与徐志摩一见如故,一拍即合。闻一多与“四子”等诗人的出现,对新月社来说,其意义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会太过。甚至可以说,只有从这个时候开始,早期的新月社才真正走上了探索新文艺的道路,从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社团。
徐志摩在早期新月社活动中建立的功绩,首先在于他一手主持了《晨报副刊》的工作。1926年4月1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正式推出了《诗刊》。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标志着“新月诗派”正式形成了。
(2019年1月14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48)
早期的新月社不同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等著名社团。他们没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徐志摩曾经起过创办一份《新月周刊》或《新月月刊》的念头,但是终因自己的“心不定”而又放弃。所以,直到1926年4月1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正式推出《诗刊》,新月社才终于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小的阵地。
《晨报》是我国现代史上有名的大报,1916年8月由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等创办于北京,原名《晨钟报》,1918年9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大借款的消息而遭封闭,同年12月复刊后始改名为《晨报》。《晨报副镌》原为《晨报》的第七版,为文艺版,1921年10月12日宣布独立,改为日出四开单张的综合文艺性报纸。刊头根据鲁迅的提议定名为《晨报副刊》,但印行时由《晨报》总编辑蒲殿俊题写为《晨报副镌》。为表示对鲁迅的尊重,报眉仍题《晨报副刊》。从1920年开始,《晨报副镌》便一直由鲁迅的学生孙伏园主编。鲁迅的传世之作《阿Q正传》等就发表于《晨报副镌》上。但到了1924年,有一位从欧洲留学回来的留学生刘勉已被委任为《晨报》的代理总编辑。鲁迅的诗《我的失恋》本已由孙伏园签发排印,但却被刘勉已抽掉了。于是矛盾爆发,孙伏园打了刘勉已一个嘴巴,“还追着他大骂一顿”。孙伏园辞职后,1925年10月,《晨报副镌》正式由徐志摩接管。
徐志摩走马上任伊始,便确定了一个作者队伍:梁启超、赵元任、张奚若、金龙荪、傅斯年、罗家伦、姚茫父、余樾园、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蜇、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翁文灏、任叔永、肖友梅、李济之、郭沬若、吴德生、张东荪、郁达夫、杨振声、陈衡哲、丁西林、陈西滢、胡适之、张歆海、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凌叔华、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鲍廷蔚、宗白华等。
1926年4月1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正式推出《诗刊》,标志着“新月诗派”正式形成。《诗刊》总共办了11期,历时只有77天,也就是只有两个多月,但其意义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晨报副刊》上,继《诗刊》“放假”后,代之而起的是《剧刊》。从1926年6月到9月,《剧刊》共出版15期,后无疾而终。1926年9月23日,《剧刊》刊出第十五期后,宣告“终期”,一度引人注目的热烈场面,终归烟消火灭。《剧刊》散场了,围绕着它的一班同人也风流云散,早期新月社遂宣告终结。
(2019年1月15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49)
如果单纯地叙述“新月诗派”的来龙去脉,肯定很难写出什么新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之所对“新月诗派”和“朦胧诗派”的发生史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最近两年多的时间总是在琢磨如何有效创建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以“史”为鉴,应该会少走许多弯路。有段时间,我甚至考虑挖掘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所有社团、群落和流派资料与细节,然后尝试着把这些东西揉成一团或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以企图从中产生某种异质和有益的学术启示。
迄今为止,从百年中国新诗史的整体而论,“朦胧诗派”这个群体的大诗人应该是最多的,作品的整体质量应该也是最高的。在“朦胧诗派”之前的中国新诗史上,有两个诗人堪称伟大,一个是郭沬若,一个是艾青。关于郭沬若和艾青,我将在后面的随笔里不断地阐释。
关于“朦胧诗派”,我喜欢反复研究芒克与北岛的关系史。1972年,经刘羽介绍,芒克和北岛相识。这时芒克不叫芒克,叫姜世伟;北岛也不叫北岛,叫赵振开。芒克和北岛分别作为姜世伟与赵振开笔名,是1978年10月他们共同创办《今天》文学杂志时,互相给对方取的。也就是说,赵振开的笔名“北岛”是姜世伟取的,姜世伟的笔名“芒克”是赵振开取的。他俩互赠笔名,已经成为诗坛佳话。1978年10月,他们成立《今天》文学杂志编辑部,当年12月23日,《今天》第一期印刷出版,当天,芒克、北岛、陆焕兴就把《今天》文学杂志在北京城张贴得到处都是。这一年,芒克28岁,北岛29岁。
《今天》文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朦胧诗派”正式登上中国诗坛。《今天》一共出版了九期,到1980年停刊。
(2019年1月15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50)
访谈录(江霞提问,谯达摩回答。时间:2019年1月22日下午)
1.最初是在何时接触到佛教的?
2002年以后,我才开始接触佛教。在此之前,我几乎不了解佛教。2006年前后两三年,我开始遍览佛教典籍。
2.您是在什么时候更名为谯达摩的?其真实寓意是什么?
我姓谯,名伟,字达摩。达摩作为我的笔名,开始于1992年。当时用笔名达摩,没有去考虑它的真实寓意,只觉得这个名字大气,神气,与我的姓谯字连在一起,更是大气磅礴,神气非凡。直到后来我了解佛教和研究佛教之后,才知道当初自己用“达摩”作笔名,是多么的狂妄。不过,这也说明我与佛教的甚深因缘。“达摩”,梵语音译,这个词译成汉语是正法的意思。因此,我的名字谯达摩至少会让人联想到如下3个意思:(1)联想到佛祖的名字乔达摩·悉达多;(2)联想到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祖师;(3)正法。
3.您如何看待佛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佛学包括三藏,即经藏、律藏和论藏。如果我们深入三藏,我们会震惊于它的博大精深与究竟智慧。而生活需要智慧。对于我现在而言,佛学与生活正在逐步统一起来。
4.您的诗歌中常常有比较明显的自我意识,具体表现为:“我”与佛祖的对话。那么,在现实中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与佛祖的关系的?
“九叶”诗人杜运燮先生去世之前,我去看过他。当时杜先生显得非常瘦弱。这一幕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因此,我开始偶尔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于是,我自然而然地逐步深入各种宗教典籍。在世界几大著名宗教中,佛教的典籍是最多的,我认为也是最究竟、最圆满的。所以,我开始一点一点走近佛陀,走向大智慧。
5.据我所知,您不单纯是信奉佛学,在诗歌中常常也会提及中国传统的道教和西方的基督教,您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本质是什么?
我最近这五六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给本科生讲授外国文学这门课程。这门课程是央美本科生的必修课。讲授这门课,(1)需要理解佛教典籍,否则无法讲透古印度文学。(2)需要理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根本经典《圣经》,否则没有办法讲解古希伯来文学和早期基督教文学。(3)需要理解伊斯兰教的重要经典《古兰经》,否则阿拉伯文学史就讲不好。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懂道教和儒家思想,要想讲好中国古代文学史,显然也是不可能的。这几大宗教包括儒家学说,它们的本质是“道”。凡是宣传上述学说和思想,均可以说是传道。它们的关系表现为它们都是人间宗教,只不过度人的方法、手段、侧重点不一样而已。
6.您的家乡与中国五大佛山之一的梵净山同属贵州省铜仁市,从地理渊源上看是非常紧密的,您是否从小就受其佛教文化的影响呢?
我的家乡有贵州省最大的河流乌江,有贵州省最高的山梵净山。这一山,这一高耸云霄的山,这一水,这一波翻浪滚直扑长江的水,它们共同构成了我的童年世界的记忆,或者说共同构成了我的灵魂本色。梵净山作为弥勒佛的道场,上有金顶、古刹和万卷书,下有茫茫原始森林。梵天净土,绝对名不虚传。我登过几次梵净山,可以说佛教对我的熏陶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
7.您作为“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的领军人物,您曾经明确指出: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的三,旨在说明其多元性和包容性,是否也是受长期以来的宗教意识的浸润?
是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是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而言。多元性与包容性,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而言,几乎比什么都重要。世界史上的无数悲剧,本质上是因为缺少多元性和包容性,一言以蔽之,缺少慈悲。我曾经反复阐释“第三条道路”的“三”字是“三生万物”的“三”,实际上就是“道”,因为只有道才能生万物。而道的两翼,一为智慧,一为慈悲。目前我正在与朋友们共同打造的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也是这一理念的继续,即大力提倡和践行多元性和包容性。
(2019年1月23日下午,整理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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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随笔(51)
访谈录(江霞提问,谯达摩回答。时间:2019年1月22日下午)
8.您希望通过修行,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通过修行,什么样的状态才是觉得理所应当的?
从“事业”这个角度而言,迄今为止我做了3件事:(1)从1999年至2013年,我为创建“第三条道路写作”这个诗歌流派付出了很多。至于这件事做得怎么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从2010年至2017年,我为孔子和平奖奔波了整整8年。至于这件事到底做得怎么样,同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3)从2016年至今,“北京诗派”已经运行两年多了,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轮廓已经初步成型了。未来到底怎么样,我决定顺其自然。通过这3件事,实际上不知不觉已经展开了我此生的修行历程。不知不觉,总是若有所悟;当然,也是不知不觉,我的两鬓已经斑白,韶华已逝。
9.在您的诗中引用了不少佛经中的原文,它与诗的关系是什么?
16年前,我写过一首长诗《第一波罗蜜》,采取的写作策略是:写一段诗,马上按顺序植入一段《金刚经》,如此不断展开,最后我把《金刚经》全文,全部植入我的长诗《第一波罗蜜》里。当时有两个想法:(1)让诗与《金刚经》互为彰显;(2)我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弘扬禅宗根本经典《金刚经》,包括利用我的长诗创作。而前几年我创作的长诗《刀锋十八拍》,则主要是为了参悟《圣经》。
10.您在诗歌中经常用到“山”“群山”这个意象,是有什么特殊的寓意么?
我的家乡贵州几乎全部都是山,山上是山,山下也是山,山连着山,山套着山。在家乡贵州,无论你走哪条路,前方不远处都是“一山放出一山拦”,无穷无尽。所以,“山”,“群山”,这些词进入我的诗是非常自然的,不一定有什么特殊寓意,当然也不一定没有什么特殊寓意,比如我的短诗《穿睡衣的高原》,无论你怎么读,其挥之不去的特殊寓意都会层层包围着你,层层环绕着你,无穷无尽,无休无止。
11.您认为您一直以来所践行的诗歌观念是怎样的?
不断突破现代性,不断抵达后现代主义诗歌之境。
12.“第三条道路”到目前为止虽然已经结束,但它持续十几年之久,对此,您认为它对您现今的创作是否依旧发挥着某些方面的影响?除了您本人之外,您认为“第三条道路”对于整个当代诗坛来说有无持续性的影响?
“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影响力,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对于我而言,“第三条道路写作”就是一只船,我的目的是过河。既然已经过了河,就应该弃船登岸,而不能扛着船登岸。至于这只船在当今中国诗坛到底拥有多大的影响力,对于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此刻我的前方是另一片大海,为了泅渡它,我已经打造了另外一个方舟——“北京诗派”。凡事都有始有终,研究“第三条道路写作”这个艰巨的工作,现在和未来都属于与它有缘的诗评家、诗歌史专家、诗歌理论家。
13.由于您的诗歌中大多有寓意非常深刻的“道”,“传道”算是您的初衷吗?还是只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金刚经》里说:“一切法都是佛法”。传道,需要与时俱进,需要看对象,不能硬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我认为,高等教育,传道应该排在首位;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授业应该排在首位;而基础教育,解惑应该排在首位。对于我而言,传道应该是我的天命。
14.有人曾说:“若用一棵大树比喻,道家是根,儒家是杆,佛家是花。”对于这句话,您是如何理解的?在您看来,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是怎样的?
儒释道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根”、“杆”、“花”的比喻,虽然很形象,但并不准确,甚至大谬。如果我们肯定道家是根,儒家是杆,佛家是花,那么,我们的意思就是儒家和佛家是建基于道家之上。这一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至于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也要看在什么时候讨论。如果放在现在来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推动,等等。比如中国禅宗,就是佛学与道家思想的结晶。要理解禅宗公案和禅宗思想,我们必须懂得老子和庄子。只有懂得庄子的心斋、坐忘和朝彻的境界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禅的本质。
(2019年1月23日下午,整理于北京)
诗学随笔(52)
徐志摩与张幼仪。徐志摩与林徽音。徐志摩与陆小曼。
1925年前后,在中国的新诗坛上,已经形成名家辈出、强手林立的局面。1925年8月,《志摩的诗》出版,该书收集了徐志摩从1922年到1925年创作的55首诗。当时有评论认为:“读了《志摩的诗》,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要求这位作家的?一个人贡献了那么多?最优秀的新诗人,当首推郭沬若与徐志摩……诗哲、天才、大诗人……”
1925年8月9日至9月17日,徐志摩先后给陆小曼写了26封信,日后以《爱眉小札》为题出版。
1926年农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举行结婚仪式。梁启超是证婚人,胡适是介绍人。这年冬天,他们双双离开北京,抵达上海,在环龙路花园别墅11号定居下来。在上海,由朋友介绍,徐志摩先后担任了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的教授。与胡适、张嘉铸、梁实秋、闻一多等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月刊创刊后,徐志摩出任总编辑,新月社后期的活动,就此展开。这期间,徐志摩出版了散文《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诗集《翡冷翠的一夜》。
1926年之后,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很快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况下,后期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抵达上海。按照梁实秋的说法,后期新月社的主要骨干人物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潘光旦、梁实秋。其实,后期新月社的实际阵容要比梁实秋说的要庞大得多,重要人物至少还有饶孟侃、邵洵美、叶公超、罗隆基、陈西滢、余上沅、张禹九等。而在《新月》月刊上经常撰稿并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则有沈从文、陈梦家、方玮德、方令孺、卞之琳、闻家驷、徐悲鸿、江小鹣、刘海粟、凌叔华、林徽音、刘英士、顾仲彝、李唯建、费鉴照、彭荃相、王造时、钱九威、何家槐、储安平、曹葆华、沈有乾、余楠秋、全增嘏、程鼎鑫等。
另外,如丁西林、陆侃如、冯沅君、黄庐隐、王鲁彦、冰心、俞平伯、巴金、周作人、孙大雨、臧克家、李广田、刘大杰、吴世昌等,有时也在《新月》上发表作品,这只是表明他们之间彼此有合作关系,不可一概视之为“新月派”。
总之,后期新月社之所以能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学社团,最重要的是他们独自创办起了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可以说,一个书店,一份刊物,成为“新月派”崛起于大上海而独擅文坛风骚的主要标志。
(2019年1月26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53)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应中国学者邀请访华。4月12日,泰戈尔抵达上海,访华期间,徐志摩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23日,他们乘坐列车到达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的欢迎。陪侍在泰戈尔左右的,是徐志摩和林徽音。
新月社的“新月”二字,据梁实秋的《忆<新月>》一文:“新月二字是套自印度泰戈尔的一部诗《新月集》,泰戈尔访华时,梁启超出面招待,由志摩任翻译,所以他对新月二字特感兴趣,后来就在北平成立了一个‘新月社’,像是俱乐部的性质,其中分子包括了一些文人和开明的政客与银行家。”
1926年,后期新月社的主要成员先后抵达上海。在组织筹划后期新月社的活动过程中,态度最积极、发挥作用最大的,自然还是徐志摩。关于团体的名称,徐志摩仿佛对“新月”二字情有独钟,大多数人也表示认可,只有闻一多觉得,如果再叫“新月”,与早期新月社就好像有了某种承传关系。在闻一多看来,早期的新月社“绅士趣味”太重了一些。不过,他也并没有太过于坚持自己的看法,最后终以泯然“吾从众”结束。
如前所述,后期新月社的重要标志是创办了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1931年,由徐志摩出面,新月诸子还办起了一份《诗刊》,由新月书店出版。这个注重创作又兼及理论探索的《诗刊》的主要功绩,除了创作相当数量的作品,为新诗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外,还培养造就了一批诗坛新秀,像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邵洵美、梁镇等“诗刊的中坚”,后来成长为20世纪30年代非常重要的新诗人。
1930年以后,新月书店开始露出式微的迹象。从这年开始,新月社的主要成员纷纷离开上海。胡适、徐志摩去了北京,闻一多、梁实秋去了青岛。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不幸乘飞机罹难,“新月社”失去了灵魂人物,从此宣告结束。
《新月》月刊创刊于1928年3月10日。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不幸遇难,直接影响了《新月》月刊的正常刊行。到1933年,出至四卷七期后,不得不宣告停刊。
(2019年1月27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54)
芒克:“我看过西川写过一篇关于海子死因的文章,里面提到海子在死前不久,曾遭到一些诗人对他的诗作严厉的批评和否认。这对海子的打出很大,以至造成海子自杀的原因之一。我想不起那一天西川是否在场。当时的聚会是在我家里,来者挺多。如我没记错,在场讨论海子诗的人有多多、杨炼、唐晓渡和海子等十几个人,这些人那时正在一起办诗刊《幸存者》。《幸存者》每星期组织一次作品讨论会,每一次都在不同人的家里,谈不同诗人的近期诗作。那一次正好轮到海子了,也正好选择了在我的寒舍。”
芒克:“海子留给我最初的印象并不深刻,我只觉得他长得瘦小而又略显胆怯。当然,他最后用自杀证明自己连死都不怕,这也是我当初料想不到的。”
芒克:“那天话说得最多的人是多多。他就是这么个人,能言善辩滔滔不绝。要不我也不会死活记不住那次在场的究竟还有谁,我的记忆全让老多多的那张嘴脸给封堵住了。”
芒克:“其实谁也没否认过海子的诗作,大家都认可海子写诗很有天赋。多多言辞激烈只是针对海子写长诗的不足之处,我们都觉得他所讲的没什么不能接受的。诗人之间因诗发生争论太正常不过了。当然你也可以只去写你的,让他说他的。我还以为海子对此满不在乎呢,因为那天他几乎一声不吭一句话也没反驳。”
“朦胧诗”之后,“第三代”诗人中优秀的不少,但海子后来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海子的大诗人形象已经超越所有“第三代”诗人。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海子的名字即使与郭沬若、艾青、北岛的名字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
海子出生于1964年。关于海子的生日,目前有几种说法,都不能肯定,甚至包括他的亲生父母也说不清楚海子的具体生日日期。目前有下列说法:(1)2月19日。这里的2月19日指的是农历,按公历算是4月1日。(见燎原《海子评传》)(2)4月2日。(见西川《海子诗全编·后记》:“海子生于4月2日,是白羊星座。”)(3)农历二月十三日,公历3月26日。(见余徐刚《海子传》)(4)3月24日,农历二月十一日。(见边建松《海子传:幻象与真理》)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
(2019年1月29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55)
关于海子的生日,在此我们采用海子自己的说法。1984年海子在创作的《河流》的后记《源头和鸟》中特别写了一句写作时间是“3月13日生辰”,这是海子唯一提到自己的生日的具体时间。1984年3月13日是农历二月十一日,依据1964年农历二月十一日,可以推出海子的生日是公历3月24日。
1964年3月24日,海子出生于安徽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家湾。查家湾又叫查湾或查湾村。查湾村是一个小小的山村,地处长江中下游丘陵地区,水资源丰富,气候温暖,适合水稻生长。若干年之后,海子在给他的弟弟查曙明的一封信中写了一行带有神性的句子:“花朵就要绽放在查湾村的田园。”1979年9月,海子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7月毕业,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后来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校刊编辑部。大学期间,海子先后认识了骆一禾、老木和西川。根据骆一禾后来的文章《海子生涯》和西川后来的文章《怀念》,我们才知道海子是从1982年开始自己的诗歌创作生涯的。骆一禾在《海子生涯》一文里说:“海子在七年中尤其是1984-1989的五年中,写下了二百余首高水平的抒情诗和七部长诗。”西川在《怀念》一文中说:“他的文学创作大概只持续了7年。”
1983年6月,海子大学毕业前,在同学陈四海、李存棒、甘培忠、刘大生的帮助下,刻蜡纸油印出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小站》。这本诗集只有60多页,那时候还没有用“海子”这个笔名,署名是查海生。《小站》共分5辑:《给土地》《静物》《故乡四题》《远山风景》《告别的两端》。《小站》印出来后,骆一禾专门在北大五四文学社为海子搞了一个讨论会,时间大约是1983年6月。骆一禾很早就欣赏海子的诗歌天赋。从《小站》开始,骆一禾就更是寻找一切机会力荐海子的作品。
1983年7月,海子离开北京大学,直接分配到刚刚创建的中国政法大学新校区的校刊编辑部编辑《政法论坛》。海子当时拒绝了去安徽省司法厅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而选择了当一个大学教师。这一年,海子只有19岁。
(2019年1月29日傍晚,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56)
1983年7月,海子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新校区的《政法论坛》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政法论坛》就是后来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的主体如教室、宿舍、操场、食堂、行政机构和后勤机构,都在北京北三环蓟门桥。老校区全部搬迁到昌平是1987年底。当时老校区和新校区之间有专门的教职工班车。海子当时暂住在北三环政法大学租赁的大钟寺大队的一个平房小院,离政法大学老校区不远。(参见边建松《海子传:幻象与真理》)
1984年2月,中国政法大学星尘诗社创办的油印诗刊《星尘》正式出刊。星尘诗社是李青松发起的。《星尘》创刊的时候,时任《诗刊》杂志社主编邹荻帆以及诗人刘湛秋、作家高潮等都写了贺词。发刊词是由海子写的。诗社成立后,刘湛秋、顾城、北岛等诗人都专程来中国政法大学做过有关诗歌的讲座。海子也曾用笔名“扎卡”在校刊发表自己的诗歌作品。做校刊编辑是个清闲的工作,可海子却一天到晚都在忙,他忙着写诗,忙着与别人交流。总之,做编辑、写诗歌、扩大阅读视野和文学交际圈、积极写论文,这就是海子这一时期的实际状况。(参见边建松《海子传:幻象与真理》)
1984年夏天,海子从北三环大钟寺大队平房宿舍搬到昌平西环里住处,而中国政法大学的主体还在蓟门桥老校区。海子一个星期去老校区一两次,参加教研室活动或上课。同年9月,中国政法大学校方通知海子调入政治系,在哲学教研室工作,教哲学课程。海子给学生上的第一节课是美学。这个时期,海子完成了他的第一首长诗《河流》和短诗力作《亚洲铜》。《河流》共分三章15节:第一章《春秋》,第二章《长路当歌》,第三章《北方》。当时很多人在写长诗,骆一禾1983年9月到1984年1月写了《河的传说》。燎原认为海子的《河流》和《传说》是对骆一禾《河的传说》“一分为二的大规模扩展”,受到骆一禾的“启示”。同年12月,海子完成了另一部长诗《传说》。《传说》有一个副标题“献给中国大地上为史诗而努力的人们”,全诗分为六节:第一节《老人们》,第二节《民间歌谣》,第三节《平常人诞生的故乡》,第四节《沉思的中国门》,第五节《复活之一:河水初次带来的孩子》,第六节《复活之二:黑色的复活》。(参见边建松《海子传:幻象与真理》)
1985年即将到来,海子的爱情生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从此,海子的命运以令人震惊的加速度冲向1989年3月26日,冲向山海关,冲向死亡之神。
(2019年1月30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57)
1985年3月,海子写了《我请求:》一诗。全诗如下:
我请求熄灭
生铁的光、爱人的光和阳光
我请求下雨
我请求
在夜里死去
我请求在早上
你碰见
埋我的人
岁月的尘埃无边
秋天
我请求:
下一场雨
洗清我的骨头
我的眼睛合上
我请求:
雨是一生过错
雨是悲欢离合
海子是春天写的这首诗,诗里却出现了“秋天”这个词语。从这首诗开始,海子诗歌中的死亡意象不断出现。4月,海子完成短诗《写给脖子上的菩萨》。5月,完成短诗《打钟》,并开始构思自己的第三部长诗《但是水、水》。6月完成短诗《麦地》。8月中旬完成长诗《但是水、水》。《但是水、水》作为一部完整的长诗,包括4篇诗歌:第一篇《遗址(三幕诗剧)》,第二篇《鱼生人》,第三篇《旧河道》,第四篇《三生万物》。这年秋天,海子开始练习气功。西川说:“海子也似乎从练习气功中悟到了什么。”(西川《死亡后记》)
1985年,海子将自己1984年、1985年的短诗进行汇总,命名为《如一》。
(2019年1月30日傍晚,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58)
1985年的最后两个月,海子几乎没有写作。这段时间海子在重读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居住在昌平的小说家星竹带海子认识了也居住于昌平的散文家苇岸。自此,他们三个人号称昌平“三文人”。
1986年2月,海子写了组诗《诗人叶赛宁》。3月,完成《天鹅》一诗。4月,写了短诗《无题》。这年春天,海子不断地阅读、思考、写作。5月,他将已完成的《太阳·断头篇》油印出来,里面很多诗篇只有题目,没有诗句。关于“太阳”,郭沬若、艾青曾写了不少与太阳有关的诗,比如郭沬若的《太阳礼赞》,艾青的《太阳》《向太阳》等。海子收藏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不多,但却收藏了不少郭沬若诗歌集和《艾青传》,说明海子对这两个诗人的重视。海子的《太阳·断头篇》,由《序幕   天》和《第一幕    地》、《第二幕   歌》、《第三幕   头》构成。为了创作长诗,海子曾反复阅读歌德的《浮士德》和但丁的《神曲》。在1987年1月的日记里,海子写道:“应该说,现在和这两年,我在向歌德学习精神和诗艺,但首先是学习生活。”
1986年6月,海子阅读《圣经》和卡夫卡的作品,并连续两天写了两首诗《让我把脚丫搁在黄昏中一位木匠的工具箱上》、《给卡夫卡》,过几天又写了短诗《从六月到十月》、《黎明》。7月写了短诗《月光》。这个时期,海子参加了“中国当代新诗潮诗歌十一人研究会”,研究会成员名单如下:海子、李书磊、骆一禾、于慈江、老木、西川、张旭东、海翁(臧棣)、洛兵、张伟、郁文。这个研究会是北大中文系发起的,名誉顾问是谢冕。
海子曾经对苇岸说过,他1986年读到的最好的书就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因此,8月,海子写了短诗《梭罗这个人有脑子》。9月,写了短诗《我感到魅惑》。10月,写了《泪水》一诗。11月18日,海子的初恋彻底结束。12月,海子获得了“北大一九八六年度五四文学大奖特别奖”。同时获得特别奖的还有西川。北岛获得中国新诗奖。芒克和宋琳获得中国新诗探索奖。北岛去北大出席颁奖典礼并致了答谢词。海子当时没有回北大领奖,他正在昌平埋头修改他去西藏期间写的游历诗。12月,海子还写出了短诗《云朵》和《给1986》,并集中整理了下列作品:《北斗七星》《黄金草原》《怅望祁连》《七月不远》《敦煌》《九月》《喜玛拉雅》等。
对于中国诗坛来说,1986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在安徽与深圳同时进行。“第三代”诗人们开始自觉地偏离“朦胧诗”。吊诡的是,海子没有介入这个轰动诗坛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活动。补充一句,另外一个吊诡的事情是,北岛从来没有参加过“青春诗会”。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古到今,非凡的历史往往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安排。
(2019年1月31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59)
1987年1月11日,海子从北京去了四川达县。在达县住了几天,写了一些诗歌,包括《雨鞋》。然后,他走水路从万县到老家安庆。弟弟杳曙明注意到,从这一年起,哥哥海子每年回家过年时都要喝酒,都要喝醉。
2月,完成短诗《病少女》。3月,获得了北京昌平文化文物局颁发的1986年度业余文艺创作一等奖。
5月,海子写了不少短诗,包括《长发飞舞的姑娘》《北方的树林》《五月的麦地》《美丽白杨树》《夜晚亲爱的朋友》《晨雨时光》《为什么你不生活在沙漠上》等。这个月,北京作家协会举行了西山会议。会议期间,有人罗列了海子“搞新浪漫主义”和“写长诗”两项罪名。其实,在海子的理解中,写长诗是工作。因此,5月29日晚上,海子写了3篇论文:《辩解》《上帝的七日》《王子·太阳神之子》,一直写到第二天上午8点多。然后一直延续到8月,他完成了《伟大的诗歌》。10月17日,他完成了《朝霞》。11月4日和15日,写了两篇《曙光》初稿。12月10日,完成《沙漠》。这些就是《诗学:一份提纲》的所有内容。
海子的《太阳·土地篇》,1986年7月开始构思,1987年5月大致完成,到1987年8月定稿,历时一年。《太阳·土地篇》包括十二章,对应十二个月。依次如下:第一章《老人拦劫少女》,第二章《神秘的合唱队》,第三章《土地固有的欲望和死亡》,第四章《饥饿仪式在本世纪》,第五章《原始力》,第六章《王》,第七章《巨石》,第八章《红月亮……女人的腐败或丰收》,第九章《家园》,第十章《迷途不返的人……酒》,第十一章《土地的处境与宿命》,第十二章《众神的黄昏》。最后,全诗在对荷马的呼告声中,结束。
7月,写了短诗《春天》,《盲目》,《吊半坡并给擅入都市的农民》。8月,完成上面所说的《太阳·土地篇》,并完成短诗《十四行:玫瑰花园》。9月,写出短诗《秋日黄昏》和《黎明》。10月,完成短诗《九寨之星》和《野花》。11月,完成短诗《尼采,你使我想起悲伤的热带》和组诗《不幸——给荷尔德林》。
(2019年1月31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60)
1988年2月16日,除夕。海子回安徽安庆老家过春节。海子对家乡的陌生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找不到家的感觉。春节过后,海子又要返回北京昌平中国政法大学。2月28日,海子写了《夜色》一诗。
正月底,海子把他的母亲接到了昌平的校区宿命住了半个多月。“海子和母亲一起挤在火车上,然后一起回到昌平。”(边建松《海子传:幻象与真理》)不久,母亲返回安徽安庆老家。于是,海子带着自己的《太阳·土地篇》去了一趟四川。那时流行“以诗会友”。3月底,海子到达成都,住在尚仲敏家里。在四川,海子遭到了四川诗人们的批评,不过,尚仲敏给了他鼓励。海子回北京后告诉骆一禾,“跟他们谈不下去”,并让骆一禾有机会帮帮尚仲敏。但后来尚仲敏在《非非年鉴·1988年理论卷》上发表了一篇约七千字的文章,题目为《向自己学习》。在这篇文章里,尚仲敏严厉地批评了海子。这年秋天,四川绵阳诗人雨田到《十月》杂志社找骆一禾,骆一禾告诉雨田,四川有位诗人写文章批评海子,海子最近心情不好,让雨田去昌平中国政法大学新校区陪陪海子。雨田在海子那里住了五六天。谈话中,海子拿出了那本《非非》,说了句“他妈的,成都的尚仲敏开始批判我了。”并发出了“人怎么是这样的呢”的感慨。
这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欧阳江河认识了海子。欧阳江河那时住在四川省军区大院,当时他是军区宣传部的干事。欧阳江河回忆,是钟鸣把海子带来的,来之前,海子在和石光华、万夏他们几个喝酒。石光华、尚仲敏他们几个一起批判他的长诗《太阳·土地篇》,海子非常难受,于是喝了不少。钟鸣把喝醉的海子带到欧阳江河那里,海子吐了,钟鸣随后离开了。欧阳江河与海子到了另一个房间,两人一见如故,聊到凌晨4点。(参见边建松《海子传:幻象与真理》)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欧阳江河的与众不同,同时可以看出欧阳江河现在与西川何以走得那么近。凡此种种,都是因果。
4月份,海子到了四川乐山,与乐山大佛合影。然后到了四川沐川,宋渠、宋炜兄弟俩热情地接待了他。两星期后,海子返回成都,住在万夏那里。当时还与翟永明一起参加了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个诗会。4月中旬,海子回到北京,写了短诗《跳伞塔》。5月,修改旧作《生日》《在一个阿拉伯沙漠的村镇上》《太阳和野花——给AP》。也是在这个月,海子开始出现了幻听、幻觉。6月,写了短诗《山楂树》。酝酿于1985的《太阳·诗剧》,这个月终于完成。也是这个月,海子开始写作《太阳·弑》,9月22日完成。
(2019年2月1日上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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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随笔(61)
1988年7月,当时的诗坛“劲松三杰”芒克、杨炼、唐晓渡决定成立“幸存者诗人俱乐部”。芒克在劲松的家,我去过。20年前,林莽带我去劲松芒克的家。芒克当时非常不容易,带着女儿,艰难度日。海子经过申请和介绍,加入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7月份出刊的第一期《幸存者》收录了以下作者的作品:唐晓渡(写序言)、芒克、多多、雪迪、黑大春、大仙、张真、林莽、海子、西川、王家新、杨炼、一平(诗论)。收录的海子的诗歌是《太阳·土地篇》中的《饥饿仪式在本世纪》。
在孙文波的笔记里,叙述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后来的事情:这个夏天,孙文波的妻子、女诗人程小蓓到山东烟台去参加诗刊社主办的“青春诗会”,孙文波也从成都到北京,就住在莫非家等程小蓓。关于莫非、关于树才,今后我会比较详细地写写他们,因为1999年11月、12月,我们共同主编了《一九九九    九人诗选》,一举把“第三条道路写作”推向中国诗坛的核心位置。有一次,孙文波到诗刊社去找王家新,一到办公室,王家新便介绍正与他坐在一起聊天的海子和他认识。中午,他们在诗刊社楼下的小饭馆一起吃完饭后,王家新还有事要办,孙文波要回莫非家,问海子愿不愿意一起,海子说行,于是他俩一起去了莫非那里。海子这次在莫非家住了两天。其间海子带孙文波到雪迪家参加过“幸存者诗人俱乐部”成员会议。海子离开莫非家的前一天晚上,向孙文波讲了自己的长诗创作与设想。海子巨大的诗歌抱负与激情,让孙文波感慨不已。
1988年7月,对于海子而言,显得极不寻常。7月16日深夜,海子敲开苇岸的门,告诉苇岸明天要和一平、王恩衷去西藏。7月17日,他们出发。7月18日,他们到达西宁。7月24日,海子一行抵达青海湖,海子写了《绿松石》《青海湖》。7月25日,海子一行乘坐的火车经过德令哈。徳令哈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是一片古老神奇的土地。“德令哈”是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海子完成了非常著名的短诗《日记》,全诗如下: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2019年2月1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62)
1988年8月12日,海子到了拉萨。到拉萨的第二天,他便找到了任职于《西藏文学》杂志社的女诗人H。早在1984年,H就以诗歌《我的太阳》名满天下。海子当时的心境有些迷狂,在他的心目中,H是“拉萨河的女神”。(参见边建松《海子传:幻象与真理》)8月15日,海子一行到达日喀则。8月19日,三人抵达萨迦寺。这几天,海子写了短诗《在黑夜为火写诗》《黑翅膀》《七百年前》《远方》。后来,他们到了喜玛拉雅山脚下。“天葬”仪式让海子的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参见边建松《海子传:幻象与真理》)8月下旬,海子独自离开西藏,返回北京。
9月9日,海子的诗歌《农耕之眼》获得了《十月》杂志社颁发的第三届《十月》文学奖荣誉奖。继续写《太阳·弑》,9月22日完成。11月写了短诗《无名的野花》《太草原    大雪封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大草原上预感到海的降临》,写了文章《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开始写长诗《太阳·弥赛亚》。在《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一文中,海子说:“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这篇文章刊登在1989年第2期《世界文学》上。这期间,海子开始查阅相关资料,准备写作长诗《太阳·大札撒》,但仅仅完成了300行左右。至此,海子所有的长诗写作戛然而止。现在大家将海子以《太阳》为题的诗歌称为“太阳七部书”。
“太阳七部书”,骆一禾认为是:《但是水、水》,《太阳·断头篇》,《太阳·土地篇》,《太阳·大札撒》(残稿),《太阳·弑》,《太阳·诗剧》,《太阳·弥赛亚》。而西川的看法略有不同,他在编《海子诗全集》时,把《但是水、水》,换成了《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
(2019年2月1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63)
写完海子的1988年,写到这里,离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个特别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地球上,每天都有人死去,也几乎每天都有人自杀。但从古到今,自杀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往往更能引起我们的关注。作为人类智慧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辞世,意味着我们的历史瞬间陷入黑暗。
大约1989年1月7日,海子收到初恋女友的来信,说她将去美国。1月13日,海子又想到了初恋女友,她就要去太平洋的另一边,他们之间将隔着一个大海。于是海子写了短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月16日,写了《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草稿,24日修改。1月17日,写了《叙事诗》。1月22日,写了《遥远的路程》。2月2日,写了《太平洋的献诗》和《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2月23日,写了短诗《四姐妹》。3月初,海子从安徽安庆老家过完春节回到北京。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去诗刊社找王家新。3月5日,苇岸到海子的住处去看望海子,海子正在写作。3月11日早上,海子完成了短诗《日落时分的部落》,傍晚从昌平到北京市区找西川,在西川家里与骆一禾、老木等朋友聚会。骆一禾当时刚刚完成长诗《世界的血》。从西川家回来的3月14日,海子写了短诗《春天,十个海子》。3月15日,海子写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首诗《桃花》。《桃花》只有6行,全诗如下:
曙光中黄金的车子上
血红的,爆炸裂开的
太阳私生的女儿
在迟钝地流着血
像一个起义集团内部
草原上野蛮荒凉的弯刀
3月16日,海子见到了初恋女友。她对海子很冷淡,她说自己已经在深圳结婚了,就要去美国了。此后,海子的幻听、幻觉变得更加严重。3月17日,海子渴了不少酒,大醉。3月18日到3月21日,几乎没有人知道海子这4天的行踪。3月25日,海子写了3封遗书,一封给学校领导,一封给他的父母亲和弟弟们,一封给骆一禾。然后一大早随身带了《圣经》《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说选》4本书,直奔山海关。到了山海关,海子逛了一个下午。
3月26日,海子又在山海关闲逛了一个上午,中午开始沿着铁道朝龙家营方向走去。下午5点30分,当1205次火车开过身边时,海子钻到火车车轮下面,永远地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2019年2月1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64)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881年生于维也纳。1898年,17岁的茨威格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歌。1911年,30岁的茨威格发表小说集《初次经历》——副标题《儿童王国里的四篇故事》(包括《夜色朦胧》《家庭女教师》《灼人的秘密》《夏天的故事》),而一举成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之间的杀戮,1916年,茨威格创作了戏剧《耶利米》,并在此后写出了以反对战争、控诉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日内瓦河畔的插曲》《桎梏》等。战后到1933年这段时间,茨威格先后完成了九位大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的散论,总标题为《世界建筑师》。
罗曼·罗兰称茨威格是一个“灵魂的猎者”。茨威格的三部小说集《初次经历》(1911)、《热带癫狂症》(1927)、《情感的迷惘》(1927),茨威格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方面的才能。这三部小说集被作者称为“链条小说”。《热带癫狂症》这部小说集,收有《热带癫狂症患者》《奇妙之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芳心迷离》等。小说集《情感的迷惘》收有《情感的迷惘》《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颗心的沦亡》等。茨威格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探索和描绘为情欲所驱使的人的精神世界。
我喜欢茨威格,主要是喜欢他的杰出的传记作品。前面说过,他曾经为9位大作家立传,具体而言是下列三部传记作品,即1920年的《三大师传》(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1925年的《与心魔的斗争》(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1928年的《三位诗人的生平》(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
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中断了茨威格创作上的高峰期。作为一个犹太人,茨威格尽管遭受着种种流亡之苦,在此期间仍然勤奋写作,完成了不少重要著作,其中有《玛丽亚·斯图亚特》《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麦哲伦》,以及他生前唯一完成的长篇小说《焦躁的心》等。
(2019年2月2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65)
阅读茨威格的《三大师传》,我试图寻找灵感,为叙述当今中国诗坛的一些大师做准备。当今中国诗坛有大师吗?对于我而言,答案是肯定的。当然,可以称为大师的诗人,肯定不多,甚至很少。海子之后,很多诗人跑着跑着就消失了,或者跑不动了。我和伊沙是20年的朋友,我发现他一直在奔跑,一直在呐喊,一直在全力以赴推动当今中国这个诗坛。也许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天才,所以我经常琢磨加缪这样的文学大师,并由此领悟到了文学之巅的奥秘与极限。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只有44岁。加缪1913年11月7日生于蒙多维(阿尔及利亚)。1941年,加缪动笔撰写《鼠疫》。1942年6月15日,《局外人》出版。1946年6月10日,《鼠疫》出版。1960年1月4日,因车祸,加缪不幸身亡,年仅47岁。
20年前的某一天,侯马打电话告诉我,说伊沙和徐江来北京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于是我和温皓然赶紧出发,去约好的地方请他们吃饭。在此之前,我和侯马、莫非、树才参加了1999年诗刊社在山东聊城举办的“青春诗会”。其实,在参加“青春诗会”之前,我和侯马、西渡共同参加过一些诗歌朗诵会。记得有一次在三里河参加诗歌朗诵会时,当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侯马开玩笑说了一句:“嗬!佛祖也来了!”大家哈哈大笑,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朗诵会举行到一半的时候,食指来了,与我和侯马坐在一张桌子旁,我不断递给食指香烟,食指显得非常开心,大口大口地吞云吐雾。当然,我和侯马成为好朋友,是从我们共同参加“青春诗会”开始的。如果没有这次“青春诗会”,也不会有之后我和莫非、树才共同创建的“第三条道路写作”。
在《三大师传》里,茨威格把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是叙事文学的天才,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在《巴尔扎克》中,茨威格把生于拿破仑时代晚期的巴尔扎克看作是用笔来征服世界的拿破仑。在创作中,巴尔扎克忘掉了现实,每天工作甚至达到18个小时。巴尔扎克用笔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由“风俗研究”(包括“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哲理研究”、“分析研究”三大类共90多部作品组成的《人间喜剧》。巴尔扎克用这部巨著构建了一个时代,它成为一部19世纪的百科全书。
在《狄更斯》中,茨威格紧紧把握狄更斯所生活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狄更斯不善于也写不好悲剧,他只用幽默使人愉悦,为世界增添欢乐。这个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黄金时代”的维多利亚时代,造就了狄更斯,使他成为千百万人无比喜爱的伟大作家。
(2019年2月2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66)
在《三大师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篇幅是最长的,也是茨威格怀着强烈的激情写就的。1916年2月8日,他在致赫·黑塞的信中称,这本书凝聚着他三年的劳动和心血。比起巴尔扎克,特别是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更富戏剧性,经历更为坎坷,命运也更残酷。茨威格把陀思妥耶夫斯基60年的生活看作是一场与命运的无休止的斗争,并把自己对命运的操纵权交还给了命运。茨威格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一个最完善的矛盾产物,是人类中,也是艺术中的一个伟大的二元论者。“淫欲产生纯洁,罪行产生伟大,喜悦产生痛苦,而痛苦又产生喜悦。矛盾永远都是互相牵连的。他的世界横跨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开头,茨威格引用了歌德西东合集》里的两句诗:
你不能完结,
这使你伟大。
接着,正文开始。正文分为10个部分,每个部分有个小题目,依次如下:《协调》,《面貌》,《他的人生悲剧》,《他的命运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现实主义和幻想》,《建筑艺术和激情》,《跨越界限的人》,《上帝的折磨》,《胜利的生活》。通过上述10个部分,茨威格用诗一样的语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和命运进行了散文化而非学究式的论述,并把他的笔深深掘进俄罗斯这位伟大作家的灵魂,去解读他所创作的艺术人物和他用笔所构建的世界:他毁灭自己,为了一个更幸福更美好的人类得以出现;他痛苦地生活,发掘自己的灵魂,为的是找到上帝,找到生活的意义;他抛弃一切知识,是为了一个新的人类。这一切归结为一句话:“爱生活甚于爱生活的意义。”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群星闪耀,巨星荟萃,光芒万丈。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真的是令人眼花缭乱,惊喜不已。是的,在世界文学史上,就大师的数量和整体水平而言,19世纪属于伟大的俄罗斯。
(2019年2月2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67)
1976年,“文化大革命”退出历史舞台,十年浩劫结束。从1976年开始,到2016年端午节,整整40年。中国新诗走过这40年的不平凡的历程,从“朦胧诗”到“第三代”,之后是1999年的“盘峰论争”,“知识分子写作”(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孙文波、臧棣等)和“民间写作”(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于坚、韩东等)大闹诗坛,“第三条道路写作”(谯达摩、莫非、树才、车前子、简宁等)趁机杀出,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2000年以后,“下半身写作”、“垃圾派”和“低诗歌”先后登上诗坛。这40年的中国新诗史上的作品,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诗歌文本。在相关作品中,常常可见的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质素的融合,不同诗歌观念之间的碰撞与兼容。仅仅在价值层面上,可见出其混搭杂糅的特征。既有与后现代主义相通的对“自为”存在的诗歌文本的追求,也有对“欲望化”价值的张扬和宣泄,对宏大叙事功能的舍弃等等。这40年的中国新诗亦不乏基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对传统启蒙价值进行反思,对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对新的、多元化的审美价值进行开拓与建构等等。但纯粹的后现代主义诗学诉求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的自觉性、自主性与自适性,是从2016年端午节正式启动的“北京诗派”开始的。
2018年9月25日,“伊曹之战”进行了整整3个多月。此战期间与此战之后,“后口语写作”的后现代诗学诉求横扫死气沉沉、垃圾弥漫的腐朽诗坛。此次大战,伊沙受到了不少诗盲的围攻,心灵受到重创。我忍无可忍,为朋友,也是为中国新诗的命脉,接连发表了斩钉截铁的“40条”,引火烧身,也受到不少诗盲的谩骂与围攻。说实话,当下中国诗坛的整体素质确实偏低,真正杰出的甚至伟大的诗人现身,大家往往懵懵懂懂,一派茫然无知的样子。
明天就是除夕。春天马上就要来了。在新的一年,让我们为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和“后口语写作”的铁肩担道义,干杯!
(2019年2月3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68)
喻子涵,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创始人,当今中国最杰出的散文诗大家之一。提起散文诗,我们总会想起泰戈尔、鲁迅和纪伯伦。今天我们主要介绍黎巴嫩最伟大的诗人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1883年1月6日夜晚,纪伯伦出生于黎巴嫩北方的一个小山村——卜舍里。父亲哈利勒和母亲卡米拉在马龙教派教堂为他洗礼,取祖父名字,故其全名是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1931年4月10日夜10时50分,纪伯伦逝世于美国纽约格林威治村圣芳心医院。享年48岁。同年8月21日,灵柩运回祖国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了空前盛大的迎灵仪式。8月22日,送葬行列把纪伯伦的遗体送回故乡,葬于卜舍里圣谷的修道院内。
1888年,纪伯伦5岁,独自去荒野,手握一小束樱草花到墓地寻找耶稣之墓,希望把花献给心中的伟大先知。1895年,纪伯伦12岁,与母亲、哥哥、两个妹妹一同远赴美国,移居波士顿。这年9月1日,纪伯伦进入波士顿公立侨民小学。1896年,纪伯伦13岁,老师杰希·菲齐明特·帕尔发现纪伯伦“兼有诗人和艺术家的才华”,为其引见名人。这年12月,与波士顿文艺界知名人士福特·戴伊相识。1898年3月,参加戴伊举办的画展,结识了许多文化名人。这年9月,在全家支持下,返回祖国黎巴嫩学习民族语言文化。在此期间,阿拉伯文教师胡里·优素福·哈达德发现纪伯伦具有文学天赋,向他介绍了穆泰奈比等阿拉伯古代诗人和《诗歌集成》,还介绍了《圣经》。1899年,纪伯伦16岁,完成了一些古代阿拉伯诗人头部的画像:如阿尔法利德、阿布·努瓦斯、穆泰奈比、女诗人韩莎等。
1903年,纪伯伦20岁,开始写作散文诗集《泪与笑》。1903年至1908年间,在《侨民报》陆续发表50多篇散文诗,后辑录为《泪与笑》一书。
(2019年2月10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69)
1901年、1902年,纪伯伦的小妹妹苏日丹娜、哥哥布特罗斯、母亲卡米拉先后离开人间。接连失去了三位亲人,19岁的纪伯伦和大妹妹玛尔雅娜就像两根风中残烛,艰难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生存,妹妹没日没夜地做着针线活,纪伯伦废寝忘食地挥舞着画笔,完成了一幅幅优秀的画作。同时开始把心思放在写作上,写出一篇又一篇散文诗。
1903年初,一个叫艾敏·欧莱伊的黎巴嫩青年,在纽约创办了专门发表侨民作家作品的《侨民报》,并且有阿拉伯文版面。于是,纪伯伦把自己的几篇散文诗整理好,寄到纽约。半个月后,纪伯伦收到了一封邮件,里面是20美分和一份用稿通知书,还有一封邀请他去纽约见面会谈的信。几天后,纪伯伦在纽约见到了艾敏·欧莱伊,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纪伯伦在艾敏·欧莱伊的鼓励下,重新燃起了信心。1903年至1908年间,纪伯伦在《侨民报》陆续发表50多篇散文诗,后辑录为《泪与笑》一书。
1904年4月,纪伯伦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戴伊先生的,同意帮助纪伯伦举办画展。另一封是远在黎巴嫩的父亲的。纪伯伦此时才想起,父亲对三位亲人的去世还一无所知。纪伯伦决定隐瞒父亲,给他回了一封信,告诉他家人都很好,并给父亲寄了一些钱,免得父亲产生怀疑。5月,纪伯伦的画展如期举行。画展期间,来的人不多,他的画一张也没有卖掉。展出的最后一天,纪伯伦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相遇了,她就是波士顿一所女子小学的校长——玛丽·哈斯凯尔。不久,玛丽在她的学校为纪伯伦举办了一次画展,并买下了纪伯伦的两幅画《痛苦的喷泉》和《思想之舞》。
(2019年2月11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70)
1904年,纪伯伦21岁。玛丽介绍他认识了自己的闺蜜米什莉。不久,纪伯伦与米什莉开始了秘密的恋情。因为担心玛丽疏远自己,纪伯伦不愿公开自己与米什莉的恋爱关系。米什莉越来越不理解纪伯伦的想法,越来越失望,她开始对这份感情产生怀疑,并决定离开纪伯伦。当时,玛丽对他们的关系已经有所察觉,但她装不知道,她不想破坏他们三个人的关系。玛丽非常欣赏纪伯伦的艺术才华,她希望自己能帮助他。1905年初夏,纪伯伦的文章《音乐短章》发表于纽约的《侨民报》。1906年初,艾敏·欧莱伊为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纪伯伦开始振作起来,整理自己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叛逆的灵魂》。这段时间,玛丽在纪伯伦的生活中频繁出现,她会为他的头脑注入智慧的泉水。纪伯伦开始意识到,玛丽对自己是多么的重要,于是他的爱情之火重新燃烧起来。
1907年,此时的纪伯伦已经是一个在阿拉伯世界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杰出青年作家。玛丽看着纪伯伦的那些阿拉伯文字,很遗憾纪伯伦不会用英文写作。为了让纪伯伦登上更高的文学山峰,玛丽建议他用英文写作,并亲自指导他。纪伯伦的英文基础很好,很快就得心应手。除了文学创作,纪伯伦还酷爱画画,于是在玛丽的建议和支持下,纪伯伦决定远赴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去深造。这年6月,纪伯伦告别了妹妹和玛丽,离开波士顿,抵达法国巴黎,就读于巴黎艺术学院。留学期间,认识了艺术大师罗丹,并疯狂阅读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作品。威廉·布莱克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伟大诗人,享有“疯子”的美誉。1907年,也有学者说是1908年,艾敏·欧莱伊出版了纪伯伦的短篇小说集《叛逆的灵魂》。
1910年春天,巴黎迎来了每年一届的春季传统画展。纪伯伦的作品斩获银奖,为三年留学生活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10月下旬,纪伯伦告别巴黎,返回美国。到了波士顿,纪伯伦直奔玛丽那里,受到玛丽的热烈欢迎。
(2019年2月12日下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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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随笔(71)

1911年,纪伯伦和大他10岁的玛丽差不多确立了永远恋爱永不结婚的情感模式。应该说,两颗心既饱受折磨,同时也创造了属于彼此的浪漫和幸福。这一年,纪伯伦潜心阅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并决定离开波士顿,前往纽约,开辟自己的未来。纽约有一个破旧的平民区叫“格林威治村”,那里住满了形形色色的艺术家,类似于现在北京通州的画家村——宋庄。纪伯伦初到纽约的住处在格林威治村西10街51号,一座旧红砖房,他把它当作工作室和宿舍。
1912年1月下旬,纪伯伦的阿拉伯文小说《折断的翅膀》正式出版,受到阿拉伯语世界的欢迎。纪伯伦开始不断收到读者的来信,有赞扬也有指责。其中有一位读者在来信中热情洋溢地称赞说:“歌德和巴尔扎克是两座高峰,《折断的翅膀》是一个新的开拓。”在众多读者来信中,有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埃及,寄信人的名字叫梅娅·齐雅黛——一位在埃及工作的黎巴嫩女作家。后来,梅娅在纪伯伦心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他们从彼此欣赏发展到彼此相爱。如果不是纪伯伦48岁英年早逝,他和梅娅也许将步入婚姻的殿堂。5月,纪伯伦在纽约给叙利亚妇女俱乐部发表演讲,谈巴尔干战争实质问题,诅咒奥斯曼帝国。纪伯伦是一个有“叛逆的灵魂”的人,他除了感情之外,无所畏惧。
1913年初,在玛丽的资助下,纪伯伦租了一个大房间,而后回赠玛丽10多幅画,包括《让我们一同奋起》、《种子》、《眺望者》、《堆放的蔷薇》、《沙漠的心脏》等。8月,纪伯伦与玛丽再次相聚在纽约。玛丽离开纽约一个月后,因为生病,纪伯伦停止了工作,但没有停止思考。由于受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他在反复思考即将开始创作的散文诗集《疯人》的相关细节。1914年2月,在玛丽的帮助下,纪伯伦在蒙特鲁斯大厅举办了个人画展,展出75幅作品。这次展出大获成功,其中6幅画卖出了6400美元的高价。不久,他收到了《新月》杂志社的经营者依米勒·泽丹的约稿信,纪伯伦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他决定要在阿拉伯文坛上刮起一阵暴风。开始写作《疯人》,并与玛丽一起,把《疯人》译成英文。1915年3月,纪伯伦参加了全美诗歌协会举办的一个诗会,他在会上朗诵了《疯人》中的两首长诗。
1916年秋天,一度被迫停刊的《艺术》杂志社终于恢复了业务,杂志社第一时间通知了纪伯伦,并为他引见了一位新编辑——米哈依勒·努埃曼。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共同书写了现代阿拉伯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伟大友谊。

(2019年2月13日中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72)

1917年初,纪伯伦写了一篇题目叫《囚徒王国》的文章。8月末,与玛丽共同完成《疯人》的翻译工作。
1918年1月,纪伯伦在英语杂志《七艺》上发表格言和散文诗。《七艺》杂志社鼓励纪伯伦继续用英文写作,让自己的诗歌作品展现在纽约的诗歌平台上,从而与纽约诗歌协会发生联系。5月初,在诗会上结识伽兰德夫人,并受到邀请,来到她在波士顿的庄园。在此期间,纪伯伦每天晚上都会去玛丽那里,看看玛丽,和玛丽聊天。他们之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玛丽还邀请纪伯伦去她的学校发表演讲。同时,纪伯伦开始用英文创作散文诗集《先知》。开始与努埃曼交流诗歌。开始逐步摆脱尼采的影响,重新认识这个世界,重新回到生活的舞台上。10月,纪伯伦的第一本英文诗集《疯人》问世,纪伯伦迅速给玛丽邮寄了一本,玛丽收到后,非常高兴,并说她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少女时代。她立即给纪伯伦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向纪伯伦倾诉:“《疯人》——谢谢,谢谢!你不可须臾忘记我!你要想到我,接近我……谢谢,谢谢!你是亲爱的宝贝儿……”
1919年1月6日傍晚,纪伯伦来到了波士顿,与玛丽一起度过自己的36岁生日。与梅娅继续书信往来。5月,纪伯伦的阿拉伯文长诗《行列之歌》在纽约出版。开始写作《暴风集》。11月初,玛丽去纽约参加一个教育界的会议。会后,玛丽去看望纪伯伦,两人共度良宵。1920年4月,玛丽收到纪伯伦的邀请信,让她到纽约一聚。4月28日,包括纪伯伦和努埃曼在内的8位文人齐聚纪伯伦的居舍,一个叫“笔会”阿拉伯文学协会在这里诞生了。纪伯伦担任会长,努埃曼担任书记。《旅行家》杂志成了“笔会”的期刊,会员们的作品开始在杂志上出现,而且是专号推出。“笔会”很快传遍阿拉伯世界。8月中旬,纪伯伦展出了自己的组画。画展结束后不久,纪伯伦的《暴风集》问世,在文坛上掀起了一阵猛烈的暴风。
努埃曼第一个在《旅行家》杂志上发表了评论。努埃曼说:“就在这些人当中,有着他们的先锋,那就是黑夜里的诗人、孤独的诗人、凄凉的诗人、精神觉醒的诗人、海的诗人、‘风暴’的诗人——纪伯伦。……”

(2019年2月14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73)

从1921年开始,纪伯伦时常感到心脏发颤,而且有时会很强烈。玛丽、努埃曼都劝他休息,但他放不下正在创作中的《先知》。这年夏天,在“笔会”成员的群策群力和积极工作之下,《笔会诗文选》终于出版。“笔会”很快蜚声阿拉伯语世界。1922年初,纪伯伦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这年圣诞节,纪伯伦回到波士顿与玛丽一起度过。两人于次年开始做《先知》的翻译工作。
1923年秋天,纪伯伦的英文散文诗集《先知》在纽约出版。许多俱乐部、家庭都公开朗诵这部诗集。这一年,纪伯伦40岁。《先知》自1923年问世至今,已被译成20多种语言,仅在美国,便一版再版,销量高达400多万册,可见读者的热情历久而弥新。《先知》是为纪伯伦赢得国际声誉的一部伟大作品,纪伯伦说这本书他“思考了一千年”。从此,纪伯伦迈入世界级的伟大诗人行列。
《先知》包括以下各部分:《船至》(The  Coming of  the  Ship)、《爱》(On  Love)、《婚姻》(On  Marriage)、《孩子》(On  Children)、《施与》(On  Giving)、《饮食》(On  Eating.  &   Drinking)、《工作》(On  Work)、《悲喜》(On  Joy &   Sorrow)、《房屋》(On  Houses)、《衣服》(On  Clothes)、《买卖》(On  Buying  &   Selling)、《罪与罚》(On  Crime &   Punishment)、《法律》(On  Laws)、《自由》(On  Freedom)、《理性与激情》(On  Reason  &   Passion)、《痛苦》(On  Pain)、《自知》(On  Self-Knowledge)、《教学》(On  Teaching)、《友谊》(On Friendship)、《言谈》(On  Talking)、《时间》(On  Time)、《善恶》(On  Good  &   Evil)、《祈祷》(On  Prayer)、《欢乐》(On  Pleasure)、《美》(On  Beauty)、《宗教》(On  Religion)、《死亡》(On  Death)、《道别》(The Farewell)。

(2019年2月15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74)

对于纪伯伦来说,1923年是一个分水岭。英文散文诗集《先知》的出版一举确立了他的伟大诗人的地位。这一年5月,出版商尤素福·托玛·布斯塔尼在埃及为纪伯伦了阿拉伯文散文集《珍趣篇》。1924年冬天,纪伯伦开始创作格言集《沙与沫》。1925年春天,纪伯伦在一次诗会上结识了女诗人芭芭拉·扬。他们一见如故。这位年长的女诗人很欣赏纪伯伦的才华。7月初,纪伯伦完成了《沙与沫》的阿拉伯文版文稿。由于玛丽不在波士顿,纪伯伦决定尝试自己独立完成《沙与沫》的英文翻译。《沙与沫》——虽然一把沙子、一捧泡沬,微不足道,但《沙与沫》却是一部封藏着大智慧的宝典。独立完成这本书的英文翻译,耗费了纪伯伦很大的心力。纪伯伦的身体从此每况愈下,直至1931年离开这个世界。
1926年初,《沙与沬》出版。5月,玛丽与弗洛伦斯步入婚姻的殿堂。纪伯伦虽然有些伤心,但欣慰的是,他和玛丽的通信并没有因此中断。也就是在此时,女诗人芭芭拉·扬走进了他的生活。这一年,在芭芭拉·扬的介绍下,纪伯伦参与印度人苏尤德·侯赛因主持的《新东方学会》杂志的撰稿工作,并由此结识了许多世界名人。1927年元旦,纪伯伦开始埋头创作《人子耶稣》。1928年夏天,完成《人子耶稣》这部巨著,交给出版社。秋天,《人子耶稣》出版。努埃曼收到样书后,在扉页上提笔写道:“纪伯伦的耶稣”。是的,这是纪伯伦的耶稣,不同于《新约》中的耶稣。在纪伯伦的心目中,耶稣是人类的典范。《人子耶稣》在纽约受到了欢迎。人们将这本书誉为“纪伯伦福音”。
通观纪伯伦的作品,首先感受到的是其中浓厚的宗教气息。如前所述,纪伯伦出生于受伊斯兰教浓郁影响的黎巴嫩,后来又基本上在基督教的欧美接受教育和生活创作。双重的宗教背景如同他双重的语言背景,并不对他构成冲突,却似乎成倍地加深了他的宗教意识。关于人和神的关系,大马士革的波斯哲人在《人子耶稣》中这样说:“叙利亚这里的人正如所有人一样,他会在他的理解之镜中照影,从中发现自己的神性;他会按自己的喜好造就神,膜拜那反映自身形象的神。”

(2019年2月16日上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75)

1928年秋天,纪伯伦的巨著《人子耶稣》出版。疾病再次侵扰纪伯伦,但他仍然坚持创作《先知园》,并构思《大地之神》和《流浪者》,同时开始构思论莎士比亚、米开朗琪罗、斯宾诺莎和贝多芬的专著。1929年冬天,纪伯伦的病情恶化。1930年初,纪伯伦感到自己大限将至。努埃曼到“禅房”看望病重的纪伯伦,纪伯伦为努埃曼朗诵《大地之神》,并向努埃曼展示他为《大地之神》所作的12张画。这段时间,远在埃及的梅娅与纪伯伦的信件来往一直持续着。1931年3月14日,纪伯伦的《大地之神》出版,它被人们认为是纪伯伦最美的诗。
1931年4月9日,纪伯伦病危。纪伯伦的邻居朋友吉科本茨夫妇迅速联系医生和芭芭拉·扬。晚上8点,吉科本茨夫妇和医生离开,芭芭拉·扬留下来照顾纪伯伦。10日上午,纪伯伦被送到纽约圣芳心医院。晚上5点,芭芭拉·扬终于联系上了努埃曼,努埃曼得知纪伯伦病情危急,非常震惊,匆匆赶到医院,并在医生那里确认了纪伯伦的生命垂危。不久,纪伯伦的妹妹玛尔雅娜、两位堂兄从波士顿赶到纽约。妹妹玛尔雅娜当天才知道哥哥纪伯伦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夜晚10点50分,这位伟大的“先知”、世界文坛上的“疯人”,停止了呼吸,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12日,玛丽收到玛尔雅娜的电报,才知道纪伯伦已经去世。玛尔雅娜告诉玛丽,他们马上将哥哥纪伯伦的遗体从纽约移到波士顿。13日凌晨,纪伯伦的遗体移往波士顿,“笔会”的成员们陪灵前往。当晚8点,玛丽到达波士顿,见到了玛尔雅娜和纪伯伦的朋友们。按照原计划,葬礼将于次日在神杉圣母教堂举行,再送往丘山顶埋葬。但妹妹玛尔雅娜不想让哥哥纪伯伦永久在异乡漂泊,而要把哥哥送回远在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送回家乡安葬。于是,众人商定,暂时葬于该地,择日再迁往黎巴嫩。7月23日,200多位黎巴嫩人护送纪伯伦的遗体上了船。一个月后,船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靠岸,黎巴嫩的高级代表们前往码头迎接这位返回祖国的伟大诗人。
在贝鲁特短暂停留之后,纪伯伦的灵柩被送往家乡卜舍里。一路上,灵柩每经过一个村庄,都会涌来长长的队伍迎送。终于,灵柩抵达了纪伯伦的出生地——卜舍里。在反复演奏的凯旋乐章中,纪伯伦安歇在了圣徒谢尔基斯修道院内,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文字:“我像你一样活着,我现在正站在你身旁;你合起眼,就能看到我正在你面前。”

(2019年2月17日上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76)

昨天介绍完黎巴嫩最杰出的诗人纪伯伦。今天打算介绍“北京诗派”创始人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该书被纳入贵州著名作家冉茂福主编的“新世纪乌江作家丛书”,由中国戏剧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杜国景教授为该丛书写了总序,丛书总序的题目是《地域写作的文学史意义——“新世纪乌江作家丛书”总序》。在“总序”中,杜国景教授说:“此套‘新世纪乌江作家丛书’,半数是散文诗集。除喻子涵《孤独的太阳》,还有冉茂福的《雪落村庄》,赵凯的《涉水而歌》,陈顺的《穿越抑或守望》,侯立权的《七色之外》,一共五部,有点拳头产品的意味。地域写作需要有这样的自觉,作家群的形成,不仅要有创作内容和风格上的相似,更要有文体方面的共同追求。更何况在这个领域,沿河还涌现了喻子涵这样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喻子涵专攻散文诗,几十年如一日,荣获骏马奖的作品正是《孤独的太阳》。”
杜国景在简单介绍了冉茂福、赵凯、陈顺、侯立权的散文诗集后,紧接着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五部散文诗集中,《孤独的太阳》在思想的深邃,情感的张力,意象的博约等方面无疑要站得更高一些,耿林莽称之为‘大气’。我想说的是,在意象与意境营造,叙事与抒情兼顾,想象与写实并行,哲理与哲学共谋等方面,喻子涵有不少成功的创造,并且特有散文诗的文体归属感(孙绍振最近以‘叙事的形而上与哲理的寓意’来论述散文诗的文体属性……)。在《孤独的太阳》中,喻子涵说他‘喜欢在夜间作业’‘每一章散文诗所需要的文字都是在黑夜里一个一个拣来的’,然而置身暗夜,诗人偏偏对日光、月光、灯光、野火、星空,对雪、海、山峰这类不仅靠燃烧绚烂,也靠色彩迷人的事物,保持着敏锐感觉,作为叙事要素的对话和情节即由此生成,诗意的哲理、诗学亦在灵魂与万物的交流和沟通中缓缓升起。譬如‘黑色’就被诗人称为‘色彩之母’‘当白色诞生,世界就打破一切平静和庄严,有生命,有爱,有诗,有万千色彩’。至于‘孤独的太阳’,则是最壮烈也最动人心魄的生命,‘它的血液之火始终不灭’,在孕育地球万物的同时,它也在永久地、孤独地阅览无限的世界沧桑,此中境界,既包含壮阔、雄伟,又有悲剧性宏大主题的揭示,不仅有哲理,即普通的道理、原理、特点、规律,说是哲学也不为过。”

(2019年2月18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77)

乌江,贵州省境内最大的河流,穿越千山万壑,直取长江。贵州和云南两省多山,合称云贵高原,中国第四大高原。在这里,山地、峡谷、丘陵、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纵横交错。乌江是云贵高原水系中的一条支流,总面积约8.8万平方公里,覆盖黔、滇、渝、鄂4省市,河流主干大部分在贵州境内。乌江流域分布着彝、苗、布依、土家、仡佬、壮、侗、瑶等少数民族。我和喻子涵的家乡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乌江中下游。在这个意义上,我和喻子涵既可以称为“乌江之子”,同时也可以称为“高原之子”。是的,“仁者依山,智者乐水”,“仁”和“智”,仿佛我和喻子涵从小都占完了,似乎也算是得天独厚。但其实小时候面对穷山恶水,我们的眼睛饿得都发绿发花发麻了。当然,现在回忆起我们的童年生活和少年生活,满脑子全是诗情画意,云缠雾绕,鸟语花香,青山绿水。
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就孕育于斯,诞生于斯,辗转于斯;在无尽的未来,也必将照亮于斯,泽被于斯,永恒于斯。当今中国散文诗大家耿林莽和徐成淼对喻子涵及其散文诗作品都做过深入的解读。耿林莽说:“喻子涵站在‘高原’之巅,不,他的诗思升起于高原,俯视着人间。从这个角度,他就是一轮‘孤独的太阳’。‘太阳注定永远孤独,因为它的血液之火始终不灭’。”“我觉得喻子涵和他的《孤独的太阳》的升起,已经超越了一本散文诗集艺术成就本身的意义。”徐成淼认为:“喻子涵始终用他那特异的目光,观照外部世界,也观照自己的内心。他总是把目光刺入生命的中心部分,敲开那坚硬的核,以图探究一种形而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答案。”“我读喻子涵的散文诗,常有惊悸之感;这惊悸就来自他对生命的顽固的追问,对人与自然神秘联系的不懈的探寻。”“为了能真正地与生命相约,喻子涵选择了一种极具个性的表述方式。他摒弃了那些所谓‘散文诗式’的标准语符,不屑重复描摹那些早已褪色的经典画面。他总是用他那‘刚性的叙述’,啄破人们习以为常的原型语义,而裂变为对生命与整个宇宙之间神秘联系的哲人式的阐释。这样,他的作品就有了属于他自己的构筑文本的力学原理,就有了独特的对客体的切入方式。”
凭我对世界各国最重要的文学经典的或深或浅的广泛阅读,凭我对当今中国诗坛的比较全面的了解,凭我对喻子涵长达30多年的文学追求和文本建构的理解,我得出如下结论: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注定会进入当代中国文学最杰出的经典序列。

(2019年2月18日晚,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78)

最近一次看到喻子涵,是2017年底、2018年初回沿河老家参加“乌江文化论坛”。坐飞机从北京到铜仁,再坐车从铜仁到沿河,家乡的变化令人震惊。我有24年没有看到过沿河县城了,今非昔比,以前的小县城变成了今天的“小香港”。1994年初我父亲去世,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报考的是刘锡庆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匆匆忙忙复习一个多月,竟然考上了,但刘锡庆教授当年只招1个硕士研究生,而我只考了个第三名。由于英语、政治和专业课考得都不错,刘锡庆教授建议我转到东北师范大学,他说他为我写推荐信,再去北师大研究生院把考试成绩转到东北师大研究生院。我一听去东北,马上婉拒了。
之后,我自己行动,到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了解信息,说是教育系还没有招满,当年报考的人虽然不少,但英语、政治很少有考生能够达到国家统一规定的录取线。首师大研究生招生办一看我的考试成绩,马上就同意了,并要求我在半个月之内加考两门教育系硕士研究生必考的课程:教育学和心理学。人的潜力很大,仅仅半个月,我背完了两本教材:一本《教育学》,一本《心理学》。就这样,我成了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系系主任阎立钦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我入学的第二年,阎立钦老师调任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并担任教育部全国教育总督导。当年考完之后,我迅速赶回老家,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回北京时在县城住了一个晚上。迄至前年底,一晃20多年过去,才又看到家乡坐落于乌江两岸的恍若仙境一般的小县城——沿河。
“乌江文化论坛”由沿河县委县政府主办,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专家。抵达沿河时,天已经黑了,只见乌江两岸闪烁着万家灯火,一片繁华景象,令人欣慰。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思州大酒店。晚餐之前,我在酒店大门囗遇到了喻子涵,彼此心有灵犀,大家非常开心。

(2019年2月19日上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79)

喻子涵的2017年版《孤独的太阳》,正文部分由4辑构成:第一辑《石头的声音》,第二辑《孤独的太阳》,第三辑《心灵笔记》,第四辑《回归或超越》。在正文部分之前,有3篇文章,第一篇是杜国景为这套“新世纪乌江作家丛书”写的总序《地域写作的文学史意义——“新世纪乌江作家丛书”总序》,第二、三篇是耿林莽、徐成淼专门为《孤独的太阳》写的序。耿林莽的文章标题是《高原升起“孤独的太阳”》,徐成淼的文章标题是《与生命相约》。正文之后是附录部分,包括3篇评论文章:张嘉谚的《燃烧的石头》,崔国发的《论喻子涵散文诗的艺术特质与审美建构》,杨清发的《太阳与石头之歌》。最后是喻子涵自己写的一篇后记,题目是《努力追求人类完美的心灵》。这篇“后记”,喻子涵写于2000年3月28日,修改于2016年2月17日,前后整整相隔16年。这个时间跨度,说明《孤独的太阳》一书在这16年当中应该做过一些调整和补充。从结构上来看,现在这个版本已经臻于完美。
张嘉谚在《燃烧的石头》一文的开头写他是怎么开始关注喻子涵的。他说:“记得在1995年贞丰诗会上,当我问及贵州散文诗界谁是好手时,徐成淼教授告诉我:喻子涵。”之后,张嘉谚开始阅读和研究喻子涵的散文诗作品,并有所发现:“在我看来,喻子涵的散文诗之所以引人瞩目,在于他为人们提供了某些可以透视的‘象’、可以寻觅之‘意’”。“以‘象’而言,我注意到喻子涵似乎对‘石头’情有独钟。他是否看上了‘石头’的原始态?及其静默、沉重、坚固、恒定等等特性?……但是,喻子涵又分明给他的‘石头’,注入了另一些非原始、非静默甚至已超脱出沉重和坚稳的情愫与意质。”张嘉谚解读了《野火》、《石头的声音》、《少女和马》和《心境》等作品,他发现喻子涵作品中的“石头之象”,“被赋予了颇具张力的内涵。”“在喻子涵看来,这种石头或岩石的‘沉默不语’,并不意味着麻木的等待和忍受,也并不崇尚蒙昧和冷漠。相反,‘沉默就是胜利的姿态’。”
张嘉谚对喻子涵作品的解读,尽管略显粗糙,但毕竟为我们进入喻子涵的意象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在我看来,喻子涵的“沉默不语”和“睿智式的静默自持”只是一个方面,即他与“云贵高原”的精神形态产生对应、取得对称的那一部分;而另一个部分在喻子涵的心灵世界里则更加隐而不显,因为作为“乌江之子”,其精神源头显然不易察觉,显然比“石头”和“野火”埋藏得更深。

(2019年2月19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80)

前天介绍完纪伯伦,我的原计划是紧接着介绍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谁知笔锋一宕,开始介绍起21世纪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的创始人喻子涵。也许这是我的潜意识在支配我的诗学随笔写作进程。巧合的是,喻子涵的2017年版《孤独的太阳》与泰戈尔的代表作《吉檀迦利》问世时,他们都是50岁出头。50岁左右,一般说来,应该是一个作家或诗人的金色年华,也就是抵达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之最佳岁月。1912年5月27日,泰戈尔离开印度前往英国伦敦,海上风平浪静,诗人在船舱中将自己的诗歌翻译成英文,英文版的《吉檀迦利》就是这样诞生的。英国画家罗森斯坦是最早在欧洲推介泰戈尔的诗的人。1910年,罗森斯坦游历印度,在加尔各答,由泰戈尔的侄子引见结识了诗人。泰戈尔没有想到,他的诗作后来通过罗森斯坦之手,进入了伦敦,进入了欧洲,得到了大诗人叶芝和庞德的极大关注,短短两年就登上世界文坛之巅,获得了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
如前所述,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共分为4辑。第一辑《石头的声音》由15首散文诗组成:《树枝上的日光》、《屋顶》、《野火》、《记住这感觉》、《月光下的面孔》、《心境》、《寻找》、《在途上》、《石头的声音》、《我是岸,我是灯火》、《村庄》、《旧梦》、《日子》、《谁爱这个世界》和《倾叫》(组章)。通读这些作品,我们会感受到诗人超高的艺术魅力,抒情与哲理的统一已臻绝妙之境。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的第一首诗出自《歌之花环》,喻子涵的《孤独的太阳》的第一首诗则写的是“树枝上的月光”:“太阳从头走到脚,在我们的西边,我们坐在玻璃般的森林里,把过去的时光回忆。”《吉檀迦利》和《孤独的太阳》两者结合起来欣赏,一花一树,自有禅趣,也自有天机。
当今中国诗坛不缺天才和大诗人,缺的是如何成就天才和大诗人的种种机缘。有感于此,2016年端午节,我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关于喻子涵、戴潍娜、吕本怀、落雪、君兮的相关阐释,目前只是刚刚开始。

(2019年2月19日下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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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随笔(81)
今年端午节,“北京诗派”整整3周年。现在毕竟不是诗歌的时代,所以运作起来非常吃力。弥补这一缺憾的是微信。我们有幸置身微信时代,正是微信,让我和我的几个老朋友、老诗友们,可以随时沟通和交流,好像大家就生活在一个城市。这为“北京诗派”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土壤、水份、阳光和空气。目前生活在北京的“北京诗派”核心诗人主要有戴潍娜、潇潇、刘文旋、温皓然和我。喻子涵和邓键在贵阳,上帝的拇指在郑州,吕本怀在湖南,赵晓虎在辽宁,落雪在黑龙江,城春草木在江苏,林懋予在福建,君兮在香港。另外还有不少诗人与“北京诗派”的关系尚未明朗化。时间会解决所有问题。
所有的流派都是运作出来的,所有的经典都是阐释出来的。这两天我在反复阅读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该书共分为4辑。第一辑《石头的声音》由15首散文诗组成,其中出现了两个大师的名字,一个是但丁,一个是金斯伯格(金斯堡)。再次显现了中国诗人在国际化的语境里与世界级大师对话的自觉。从胡适开始,中国的新诗运动就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郭沬若、闻一多、徐志摩、王独清、李金发、戴望舒等等,几乎都是从西方浪漫派和现代诗歌潮流中吸取营养和诗歌的观念,开始自己的创作实践。一部中国新诗运动史,可以说是在一系列世界性因素的主题关照下发展起来的。作为大学教授,喻子涵的散文诗创作当然不仅仅是取法泰戈尔、纪伯伦、圣琼·佩斯等,他所涉猎的世界文学范围显然是极其广泛的,包括我们上面提到的但丁、金斯伯格等。阅读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刚开始我是一篇一篇阅读,第二步是一辑一辑阅读,最后是整本书反复通读。
现在我们来重点阅读第一辑《石头的声音》。第一篇《树枝上的日光》的关键词是“哈!”:“哈!一块块拾回的镜子,一个个新鲜的太阳。”尽管每片树叶“举着短剑、大刀、梭标,还有不显露的微型的手枪”,但作为一个当今中国非常杰出的诗人,喻子涵仍然对整个人类的命运,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怀抱着希望。这篇散文诗放在全书开端,其乐观的基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孤独的太阳》这本书的复杂思想和整个主题。
(2019年2月20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82)
第一篇《树枝上的日光》的关键词是“哈”,第二篇《屋顶》的关键词是“屋顶”,关键的句子是开头一句和结尾一句。开头一句是“我们站在屋顶,站在石头的威严里,看它如何把人们封存在屋内。”结尾一句是“屋顶与屋顶扩大,像无数陨石向我们砸来。我们离开屋顶,看它如何把世界封锁在屋内。”这篇散文诗让我们想到了鲁迅与钱玄同的一段对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毀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毀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又说:“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鲁迅最初不是很热心参与新文学运动,在《<呐喊>自序》里他写了自己是怎样被卷入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钱玄同是鲁迅的朋友,钱玄同看他整天抄写古碑消遣寂寞,就劝他为《新青年》杂志写文章。上面两个人关于“铁屋子”的对话,颇有深意。于是鲁迅答应为《新青年》杂志写文章。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4卷5号,发表时间是1918年5月20日。这篇短篇小说,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从鲁迅的“铁屋子”到喻子涵的“屋顶”,传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鲁迅不忍心把“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叫醒,钱玄同则怀抱着“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时代不同了,喻子涵采取旁观者的姿态,看石头“如何把人们封存在屋内。”看石头“如何把世界封锁在屋内。”在此,喻子涵的“石屋子”与鲁迅的“铁屋子”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是旁观者,但诗人却无法不关心“石屋子”里的一切:“有人在屋子里面思想吗?有人在屋子里面相爱吗?有人在屋子里面哭泣和自杀吗?”
(2019年2月20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83)
迄今为止,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应该是喻子涵的代表作。对一个杰出诗人的代表作进行文本细读,需要智慧,需要耐心,也需要注意方法。文本细读是一种能力,它帮助你阅读文学作品,帮助你透过文字或者文学意象,探寻其所隐蔽的精髓之处。细读文本的任务是揭示出隐含在作品细节背后的艺术真实,也是艺术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归纳出文本细读的几种方法:(一)直面作品;(二)解读“经典”;(三)寻找缝隙;(四)关注原型。
我阐释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采取的是直面文本和解读“经典”两种细读方法。第一辑《石头的声音》的第三篇《野火》和第四篇《记住这感觉》,可以同时阐释。《野火》的关键词是“野火”。当“灵魂无家可归,便成为野火。”在诗人看来,野火的力量是巨大的,是危险的,甚至是疯狂的。“专门燃烧自己和同类”,但“废墟燃烧后还是废墟”,“荒山燃烧后更加荒芜”,“石头炸开仍是野火……”“孤独的野火,贫瘠的野火,呻吟的野火。它再变成一颗心,点燃了宇宙。可它燃烧的还是它自己。”于是,“野火”回到“石头”中,成为“死火”。野火燃烧一切,所以它的“绝望”和“走投无路”,并不意味着真的死亡。在第四篇《记住这感觉》,喻子涵特别强调“永远行走”,“破坏就是重建,是一种拯救生命之意义的劳动。这种回归本源的劳动,使我们丢弃这张树叶,掀翻承载着我们但遭我们反对的一切冥顽而坚固的东西。”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喻子涵的“野火”,它的复活是注定的。而它的诸如此类的“孤愤”、“焦渴”、“堵塞”、“郁闷”,必将化成灰烬,随风而去。
(2019年2月20日傍晚,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84)
1941年,冯至创作了《十四行集》,包括27首十四行诗。这一年他生活在云南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在此之前,冯至已经有10年没有写诗了。从1930年冯至到德国留学,到1941年创作《十四行集》,整整10年。而在1930年去德国留学之前,冯至出版了两部诗集《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鲁迅曾经对冯至诗歌表示赞赏,称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一生受里尔克(1875-1926)的影响甚巨,而里尔克1910年出版《布里格随笔》以后,创作进入低潮,除1912年写了几首哀歌的片断之外,也整整沉默了10多年。1922年2月,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里尔克完成了《杜依诺哀歌》的后6首,两部《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共55首。里尔克终于完成了等待10多年的伟大的诗歌里程碑,一举成为20世纪伟大的德语诗人。
喻子涵创作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前前后后加起来快20年。从2000年到2016年,在反复思考、调整和补充方面花的时间至少也是16年。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之作。现在我们来阅读第一辑第五篇《月光下的面孔》。这篇散文诗的思想非常深邃,诗人在写作时,业已进入恍兮惚兮的境界。这个境界在佛教意义上差不多已经抵达禅的门槛,在道教意义上几乎已经与坐忘只有一步之遥。“是谁从这座石头的城市中心最先醒来?他们。不,不是他们。是我?不,是我的他们。”“时间以它的优势栖息在一轮镜子的心灵,整个世界如巨大发光的树叶低伏于我们的梦境。我们?不,是他,他的我们。”“是谁站在月光的高度观看天井下的人们?他们,哦,我的他们……”“月光用它的刻刀剥出另一些人的面孔,另一些人,也许是我们,也许是他们。”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几位非常卓越的女诗人,比如说舒婷、伊蕾、翟永明、唐亚平。其中后三位享有女诗人“三剑客”的美誉。唐亚平1985年以组诗《黑色沙漠》名震诗坛,名闻遐迩,之后又出版诗集《荒蛮月亮》等。唐亚平的妹妹唐亚娟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擅长写散文。喻子涵与唐亚娟乃贤伉俪,夫妻俩的创作都或深或浅受到唐亚平的影响。尤其是喻子涵的作品里,也喜欢用“黑色”、“黑夜”、“荒蛮”之类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月光下的面孔》这篇散文诗里,喻子涵写道:“他们曾经以为月亮是一把火炬,但他们跑完荒漠还是荒漠,走过黑夜还是黑夜,他们发现月亮不过是骗人的荒蛮的鬼火。”
(2019年2月20日晚,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85)
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第一辑第六篇《心境》的关键词是“牛”。“牛”的意象由于大家非常熟悉,所以我们似乎很容易把握这篇散文诗的意旨。其实不然。因为在首句“我们漫无目的,懒散如冬天阳光下卧着的牛群”与末段中的“我们只知道现时是一群眯眼横卧、咀嚼往事、幻想未来而漫无目的的牛”之间,喻子涵为了表达自己关于“静”的思想,对众所周知的“乌云”这一意象进行了重新编码。诗人写道:“乌云名声不好,就像乌鸦的坏名声一样,但他自己很严正,外人有所不知。他喜欢清洁,他总是把天空擦洗得明明净净,清清白白,像一块镜子,让我们卧着的人随时自观自照。”因此,从“如”牛到“是”牛之间的这一叙述过程,实际上是“静”或“隐居”思想的进一步深入。无论是儒家思想的“宁静致远”,道家思想的“坐忘”,还是佛家的“禅定”,最终目的皆是追求澄明之境,返回道之本源。所以喻子涵在《心境》的最后一句必然是“我们继续卧着,有时闭上眼睛静静睡去,心情很宽松,就像一片湖泊,宁静悠远而无所不知。”
“习静”是抵达澄明之境、开掘神性、重返道之本源的唯一途径。诗人天生通神,但由于尘世纷扰,故神性往往隐而不彰。所以,所谓的“静”或“隐居”这种状态很容易成为幻像,诸如此类的妙境界很容易消失,这种现象的产生总是给诗人或求道者带来新的困惑和迷茫。于是,第七篇散文诗的题目叫《寻找》,“我们走在森林里,总是在寻找,但又不知道在寻找什么。”于是,第八篇散文诗的题目叫《在途上》,“我们让脚步融入一切陌生的领域。”“我们让过去和未来浓缩于现在,让脚步永远在途上,永远在沙漠里,在‘唰唰’的声音中永远地出现和消失。”
追求真理的道路,特别坎坷,除了九九八十一难,还有一个方向问题,还有许多歧路需要抉择。经历无数的风雨之后,第九篇散文诗《石头的声音》终于出现了,于是“我们从畏缩上升到了达观,就如佛祖当头一棒后的清醒和安宁。”
(2019年2月22日中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86)
喻子涵的散文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意象繁复而独特,象征意蕴极浓。喻子涵钟爱大自然,他从云贵高原和乌江两岸撷取诗歌素材,从树木花草、春夏秋冬、风雨雷电、日月星辰中观察自然界的细微变化,展开对生活节奏、人生意义和人类命运的思考,探索心灵世界的种种差别。总之,喻子涵在他的散文诗中忠实地记录了他每一刻对生命的理解与感悟,正因为如此,他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里的一系列作品,时常充满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既有不可自拔的绝望,也有超越现实的狂喜,这些不同的感觉真实地反映出诗人清晰的自我意识。
现在我们来阅读第一辑第十篇《我是岸,我是灯火》,这篇的关键词是“孤岛”,“我的孤岛如船行驶在大海和天空之间”,“而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只永不停息的船,航行在起点和终点,如这恒常的孤岛,永远在海里。”在这篇散文诗的中间部分,诗人几乎调和了周围的一切,境界前所未有的圆融无碍。“我们按照哲学和史诗的方式,把船航行在想象和信念中,航行在无边的海和永恒的夜。任何一个方位都是我们的航向,快和慢都是我们的时间,远和近都是我们的彼岸。”从这篇散文诗的题目中的两个“是”字,我们发现诗人已经进入“有”的境界的最深处,所以诗人顺理成章地发出如下妙悟之语:“整个大海都是我的心,整个天空都是我的灵魂。”至此,诗人即将驶入“无”的境界。而在“有”与“无”之间,诗人需要过渡,需要稍事休息,需要再次重返存在的本源。一言以蔽之,需要还乡。
因此,基于此内在的诗学逻辑判断,我们马上阅读到的第十一篇散文诗的题目,应该叫《村庄》,必然叫《村庄》,确确实实叫《村庄》。
(2019年2月22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笔(87)
海德格尔阐释荷尔德林的诗《返乡——致亲人》,已经成为经典中的经典。想一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出现过海德格尔,诗人荷尔德林将有可能被历史的尘埃彻底掩埋。当然,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荷尔德林,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将多么孤独,其庞大哲学体系的诗性光芒也将黯然失色。
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第一辑第十一篇散文诗《村庄》,写的是返乡之后,于四月末“我们沉默着离开了村庄”。喻子涵至少有几次对离开村庄产生过刻骨铭心的记忆,上高中要离开家乡,上大学要离开家乡,工作要离开家乡。所以这篇散文诗《村庄》是诗人作为游子抵达故乡又离开故乡的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的一个诗意叙述。从诗的结尾来看,是若干年之后的一个追忆。“我们离开村庄后,若干年才想起村庄。但当我们再去寻找它时,村庄早已不存在。”荷尔德林的《返乡——致亲人》一诗,写的是他从康斯坦茨旁边的图尔高镇,经由博登湖,回到了他的故乡施瓦本。喻子涵的《村庄》一诗,其地理位置也颇具象征意味,村庄悬置于贵州的一个小镇土地坳,那里的山像汹涌澎湃的大海,崇山峻岭之间云来雾去,孕育和滋养着灵气四溢的诗人。海德格尔说:“返乡者到达之后,却尚未抵达故乡。”这就是说,故乡“难以赢获,那锁闭的故乡。”所以,喻子涵写道:“我们离开村庄时,村庄还在微寒的甜蜜的梦中没有醒来。阳光还是一片灰色,以它宽大的半透明的纱幕罩住村庄的上空。”
《村庄》这篇散文诗的关键句子是“我们离开村庄时”。在诗人出生之前,“故乡最本己的东西早已造就,而且已经赠送给在出生之地栖居的人们。故乡最本己的东西已然是一种天命遣送的命运,或者像我们时下所说的,就是历史。”(海德格尔语)所以,当诗人离开村庄时,他看到的一切仅仅只是一些“村庄的印象”,而村庄的灵魂早已被隐匿起来。
(2019年2月22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学(88)
土地坳,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一个镇,喻子涵的出生地就在这个镇的其中一个村庄。土地坳镇与我的出生地谯家镇(我的出生地谯家岩村属于谯家镇管辖)一样,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范围海拔位置最高。换言之,土地坳镇与谯家镇位于群山之巅,与天空的距离看上去最近。作为诗人或艺术家,离开自己的出生地,离开自己的村庄,其实并非什么幸事,恰恰相反,离开村庄就意味着无穷无尽的漂泊,意味着真正的人生苦难历程的开始。这个奥秘,我从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第一辑第十一篇《村庄》、第十二篇《旧梦》、第十三篇《日子》、第十四篇《谁爱这个世界》和第十五篇《倾听》(组章)中找到了内在的脉络。
喻子涵在第十二篇散文诗《旧梦》里,叙述了离开村庄(在此我将“村庄”阐释为佛教意义上的生命“轮回”的一个起点。离开这个起点,生命的轮回必须从另一次投胎开始。用黎巴嫩大诗人纪伯伦的话说就是,某个穿白衣的孕妇正在某个地方等待着我)之后的一小段历程,喻子涵将之命名为“旧梦”。诗人开头就写道:“在一块石头上展开我们的躯体,无数利箭便射向我们。”生死一刹那,令人心惊肉跳的轮回开始了。“我们当即死去。”生的起点是死。用佛教的话说,灵魂投胎的过程,仿佛狂风中的落叶,找不到方向,而且不由自主。“但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经历一次劫难,或正在体验一次轮回。”“我们只剩下游鬼在黑夜里嚎叫和声讨。我们大声呼喊却喊不出声。”写到这里,我自然会联想到曾经反复研究的一本书《西藏生死书》,这本书基于藏传佛教的若干经典,把生命的投胎过程阐述得非常清楚,非常惊心动魄。凡是尚未悟道、尚未得道的芸芸众生,均免不了这个过程,甚至必须经历无数个这样的过程,直到悟道、直到得道、直到真正的了生脱死,真正的解脱生死,为止。
诗人最后写道:“一声巨响,眼前烟雾弥漫,我们便从这个世界彻底灭绝。”实际上,我们不可能“从这个世界彻底灭绝”。方死方生,方生方死,生死轮回不止。我说过,诗人通神,伟大的诗人无异于神。喻子涵也深知这一点,因此,接下来的第十三篇散文诗,名字叫《日子》。
(2019年2月23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学(89)
叙述喻子涵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等于叙述我自己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区别可能只是在于我俩的性格不一样。土地坳镇与谯家镇的地理环境几乎完全一样,生存境况非常恶劣,非常封闭,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当然,最近几十年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恶劣的举步唯艰的生存环境,如今已经成了山青水秀、空气没有任何污染、不缺吃不缺穿、也许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我们的童年时代,主要问题是既缺吃的,又缺穿的,教育问题在当时对于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随时有可能辍学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读小学、读初中,从来就没有太当回事,放学之后必须匆忙忙爬许多山,去找自己家的牛羊,每逢雾大,特别难找,走一步只能看见几步,而天色此时已将近黄昏和傍晚,常常是抑制不住的焦虑。除此之外,还要割草砍柴,还要帮助父母亲春种秋收等等。这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的童年和少年,能安心上学读书吗?现在回忆起这些,恍如隔梦。之所以在此简单叙述我的童年生活和少年生活,因为我估计我的童年生活和少年生活应该与喻子涵差不多。
法国19世纪伟大诗人波德莱尔在改写德·昆西的《英国瘾君子自白》时,花了整整一章写他所谓的“儿童天才”。波德莱尔坚信“所有传记作家都几乎完会了解作家和艺术家童年生活的重要性”,波德莱尔写道:“然而我发现,这种重要性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常常当思考一件艺术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遇见了作者童年时期的幻象。但这幻象却不在那容易捕捉的物质性之中……而在它们被赋予的精神、它们包含的氛围印象、它们为我们的灵魂投下的精神之光或阴影中。童年生活有些小失望或小欢乐,在极细致的感性中膨胀,在作者长大以后就都成了艺术的种子,尽管那长大了的作者自己都感知不到。”
波德莱尔这段漂亮而有力的文字,说明了诗人的童年生活和他成人之后的创造性之间的关系。无论最初的起因怎样膨胀,怎样失去比例,波德莱尔许多诗歌和散文诗的种子都出现在他自己的童年生活之中。研究喻子涵的散文诗集代表作《孤独的太阳》,我们也应当重视他的童年生活和少年生活。
(2019年2月24日上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学(90)
结束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新的“日子”开始了。在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第一辑第十三篇散文诗《日子》的开头,喻子涵写道:“日子如月光流泻在一张张白纸上。”这篇散文诗的最后一句是“日子在迫不及待被打发之时,我们获得了幻想,一夜之间我们便成了诗人艺术家。”成为诗人艺术家显然不会很容易,所谓的“一夜之间”,无疑有一个漫长历程作为铺垫。喻子涵与波德莱尔一样生活在一个杰出诗人层出不穷的时代,在波德莱尔登上诗坛时,以雨果、阿方斯·德·拉马丁、阿尔弗雷·德·缪塞和戈蒂耶为代表的众多诗人,他们以伟岸的身影,遮盖了波德莱尔后来所谓的硕大的“诗歌国度”。波德莱尔似乎早就打定主意,不屈服于这些伟大诗人的魅力,而从一开始就确立自己的“特质”。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个问题。喻子涵的散文诗在“特质”这个艺术维度方面,更接近于波德莱尔,而不是泰戈尔、鲁迅、纪伯伦和圣琼·佩斯。
我和喻子涵这一代人同样生活在一个杰出诗人层出不穷的时代,这个时代主要以“朦胧诗”的那批诗人为代表,包括食指、北岛、芒克、多多、杨炼等。“朦胧诗”诸诗人是天才和时代的产物,他们的崛起既为我们这一代诗人登上诗坛带来了动力,同时也增加了很难逾越的高度。但逾越这一高度的步伐是不会停下来的,更是不可阻挡的。2016年端午节“北京诗派”的启动,足以彰显属于我们这一代诗人敢于攀登峥嵘险峰的精神特质。喻子涵在走向诗人宝座这条布满荆棘的路上,由于离开童年和少年生活的“村庄”已经太久,所以显得非常疲倦。“这时我们回到了家。”这里的“家”,肯定不是之前离开的故乡,而只是暂时栖身的某一个地方。对于诗人而言,生活的恐惧与生活的渴望在饱经沧桑之后再次矛盾地统一在一起。
基于此,喻子涵写道:“我们收敛了被称为孤傲和冷峻的面孔,在一张椅子上平静地坐下。我们低下了头,我们停止了诉说。”“其实我们原本就没有诉说。”
(2019年2月24日下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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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4 11:14:36 | 显示全部楼层
诗学随学(91)
喻子涵离开“村庄”,叙述“旧梦”,体验“日子”,一步一步走向诗人的宝座。“日子在迫不及待被打发之时,我们获得了幻想,一夜之间我们便成了诗人艺术家。”此时,喻子涵“站在二十世纪的荒原望着世界时”,他发现了20世纪50年代最伟大的诗人——金斯堡(金斯伯格)。诗人金斯堡成为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第一辑第十四篇《谁爱这个世界》的中心人物。“当我阅读你的《嚎叫》,一颗原子弹那蓝色的闪光掠过太空,‘最好的脑袋’就被毁灭了。世界像一只凶恶的疯狗向你扑来。你的耳朵在受难,而你的眼睛永远明亮。你力图拯救灵魂,拯救绝望,而你只有绝望的怒吼,绝望的痛哭和忧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诗坛流派纷呈,新人辈出。以艾伦·金斯堡为代表的“垮掉派”是在“旧金山文艺振兴”的推动下诞生的。1955年10月,在雷克斯罗思的主持下,金斯堡、凯鲁亚克、斯奈德、威伦和菲尔林盖蒂等6名诗人在旧金山的6号美术馆举行朗诵会,听众达100多人。金斯堡在会上朗诵了《嚎叫》的第一部分,凯鲁亚克在旁边助威。金斯堡越朗诵越激动,最后竟呜咽不已。听众为之动情,发出如痴如狂的声响。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是前所未有的。凯鲁亚克称它是“旧金山诗歌振兴之夜”。这次朗诵会成了战后美国诗歌发展的转折点。1956年,金斯堡发表了《嚎叫》第二部分,虽然只有13页,立即成为读者抢购的畅销书。金斯堡以独特的笔调和狂热的声音对着时代“嚎叫”,为民众的自由呐喊,使诗歌成为地下抗议的集合点和谴责物质繁荣而精神灰暗的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宣言书。当局抓住《嚎叫》中一些描写性刺激的词句,将它列为禁书。这引发了一场全国瞩目的官司。许多作家和学者自动到旧金山法院出庭作证,以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为例,据理力争,替《嚎叫》辩护。最后,霍恩法官宣布《嚎叫》没有不尊重社会的问题,金斯堡胜诉。这个终审判决使《嚎叫》连续印刷30多版,成为二战后美国最畅销的诗集。金斯堡的名字随之很快传遍美国的每一个角落。
喻子涵写道:“你的身躯从凌晨到夜晚走在肮脏的城市大街上,你闪亮的冷眼穿过呼啸的冬日里凄凉而饥饿的黄昏。你从废钢铁、烂机器、空酒瓶和寂寞的垃圾堆里拾起破碎的心,在你宽厚的笔记本上记满一本愤怒的词汇:鸡奸,酗酒,自杀,美元,悍妇,鸦片,失业,机器,暴行……”“把污秽变成圣洁,把幻灭变成希望,让爱和人性复归……你便成了美国法庭上产生淫秽的邪恶的诗人。而伟大的诗歌本身及其捍卫诗歌的人们,却感谢你为压抑的诗歌吐了一口气,树了一块里程碑。”
金斯堡早期的诗作大都收入《真实的三明治》(1963)。《卡迪西》(1961)是《嚎叫》之后的又一力作。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加剧,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如火如荼,金斯堡常常跟民众走到一起,为民主与和平奔走。大诗人与大诗人之间是同频共振的,喻子涵情不自禁写道:“谁爱这个世界?只有你。而你像天空一样寂寞,像太阳一样孤独。”
(2019年2月25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学(92)
向艾伦·金斯堡致敬之后,《孤独的太阳》第一辑《石头的声音》只剩下最后一篇散文诗,也就是第十五篇散文诗《倾听》(组章)。这篇散文诗的主题是爱情,关键词是“沉默”和“倾听”。喻子涵写道:“你撞进我忧郁的五月,就注定了我一生的迷惘与倾听。”“或许,沉默就是命运,就是爱的一种特别方式。”“你能接受如此博大的沉默吗?沉默是激情,是冲动,是一份意愿,是一种独特的狂想,是爱的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有目的的爱,多么让人恐怖和忧伤,使我想起但丁的地狱和巴西森林中巨兽的阔嘴,有说不出的惶恐和惊慌。”但丁(1265—1321),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伟大诗人,当时意大利新诗派“清新体诗派”(“温柔的新体”诗派)的杰出代表,写有《新生》这部很受欢迎的爱情诗集。但丁曾经在长达20年的辛酸痛苦的流亡生活中,创作了不朽诗作《神曲》,以无比博大精深的内容和鲜明生动的诗句反映了那个处于新旧交接点上的时代。
在意大利文化史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拥有像《神曲》那样崇高尊荣的地位。《神曲》分为三部:《地狱》、《炼狱》、《天堂》。从历史意义看,它既是中世纪的终曲,也是新时代的开篇。《神曲》的故事是说诗人梦游地狱、炼狱和天堂,最后在天堂见到了上帝。喻子涵笔下的“但丁的地狱”指的就是《神曲》中的第一部《地狱》里的相关描述:地狱共分九层,如漏斗形,越往下越小。第九层最为恐怖,是冰湖,叛国卖主的人被冻在这里,很难再出来。至于“巴西森林中巨兽的阔嘴”,让我们想到了中南美洲宗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崇拜人形诸神。在石雕方面,频繁出现的形象是人性化的美洲虎,人形美洲虎或孩形美洲虎。美洲虎象征着热带丛林、生命和来世的恐怖和神秘。还有在日食期间威胁、吞噬太阳本身的猫科动物,这类动物栖身于土地的心脏:山中洞穴,森林腹地等等。
如前所述,《倾听》(组章)作为第一辑《石头的声音》的最后一篇散文诗,主题是爱情。这让我们其实更多地联想到了但丁的天堂,而不是地狱。贯穿于《神曲》的主轴是诗人的爱心——对贝阿特丽采(Beatrice)之爱,对文明之爱,对生活之爱,对哲理之爱,当然,也有对上帝之爱。照但丁的理解,爱是生活的最高本质,人与人之间关系最神圣的核心,因此,爱既是最高贵的人性,也是神和上帝。但丁认为,爱是统摄宇宙、主宰三界的动力,也是构成天地、遍布人寰的经纬。在《神曲》的最后一段诗句中,诗人已洞悉那“全宇宙的结”,他写道:“我看到宇宙纷散的纸张,都被爱合订为一册。”
也正是在爱的基础上,喻子涵写道:“在太阳落山时我学会了忏悔。”“你的忧郁是一种蛊惑,让我热烈,让我燃烧,让我饥渴和流泪。”“面对一颗苍茫而忧郁的心,我只能永远倾听,倾听……”
(2019年2月25日下午,写于北京)
诗学随学(93)
今天完成了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第一辑《石头的声音》包含的15篇散文诗的阐释。阅读喻子涵的这些散文诗作品,除了带给我持久的审美愉悦,散文诗中关于各种自然景物的栩栩如生的描述,还给我带来了回忆家乡的无比珍贵的种种情愫,更重要的是,这15篇散文诗构成了一个处处敞开又处处自足的美学体系,从而可以生成无数的阐释系统,而这是一部文学作品走向经典的关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完全可以置换成“说不尽的喻子涵”。阐释至此,喻子涵的杰出诗人的形象已经从此前相关论述的扁平化,开始变得有血有肉,开始生动起来。第二辑《孤独的太阳》、第三辑《心灵笔记》和第四辑(最后一辑)《回归或超越》的阐释工作,在此先放一放,过一段时间再继续。
自古以来,诗坛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有时小到其实就是两个人的灵魂共振与精神共鸣,这方面的例子不少,比如说李白与杜甫,歌德与席勒,拜伦与雪莱,庞德与艾略特,北岛与芒克,等等。我与喻子涵的因缘甚深,我们都来自无穷无尽的大山深处,我们的文学追求都历尽坎坷,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几乎同时从同一个地方出发,在走向诗人宝座、戴上诗人荆冠(不是桂冠)的这一漫长的历程中,尝够了“一山放出一山拦”的滋味。好在人生就是一个过程,我们毕竟没有放弃,没有半途而废。不仅如此,我们还继续把自己置于伟大的征程——“北京诗派”——中国后现代主义诗学路线图之上。
前几天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喻子涵写了一段话,我现在把它复制过来放在这里作为结束语:“达摩《诗学随笔》,打通古今中外,思路磅礴纵横,毫无学界匠气和媚权恶习。文本解读,抓住要害,重在点睛;理论体系,重在解构,以破求立。用微信这种新媒体,边阅读、边思考、边写作、边传播,一则连一则,厚积薄发,徐徐道来,既有尼采哲学随笔之味道,又是他倡导‘后现代主义’诗风的表现,真可谓:洒脱无所顾忌,疯颠自有灵魂。”
(2019年2月25日晚,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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