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升初后的职业班

石建华

      1968年12月21日夜晚，窗户外面飘洒着细细的雨夹雪，严冬腊月里的刺骨寒风，在夜空中用力吹打着窗户上的玻璃，不断地发出啪嗒啪嗒地响声，爸爸妈妈还没有从单位上的学习班回到家。
       我和两个弟弟守在家里，围在简易两抽桌前，就听见这桌上的收音机里，有一个强有力的男高音，正在用顿挫悠扬的语调，一字一句地播送着，伟大领袖的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两个弟弟一边听着广播，一边议论着。
       三弟问道:“那啥叫知识青年呢？”
       二弟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向他简短的解释：“刚才你不是已经也听到了吗？毛主席刚才都说过了的：凡是初中、高  中、大学毕业的，除了小学以外，凡是读过书的，都应该算是知识青年。”
       三弟又说：“那，大哥是初中的，也就算是知识青年了。”
        二弟回答道：“肯定是的。大哥是初中生。肯定应该是，要算是知识青年了。”
       三弟又说：“那，大哥当知青，好久才能回来呢？”
       三弟的这个问题，把我们都给问住了，我们把他拉到身边来，摸摸他的头，拉拉他的手，谁也没法回答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窗外大街上飞驰而过的宣传车，发出此起彼伏的喧嚣声，不断地传进屋里。我心事重重地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飘飘飘洒洒的细雪花，一边听着两个弟弟的议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该怎么办？我读的这半工半读的职业班，还算是初中生吗？心里面翻江倒海般地翻腾着，我陷入了沉思。
       暗自回想着我自己小升初，读职业班的经历，一阵阵苦涩涌上心头。到底我是怎样读上这半工半读职业班的。细说起来，这人的命要不好，要倒霉，就连喝凉水都粘牙，我也是个命运蹉跎的人，小学毕业升初中，阴差阳错地都上了半工半读职业班。思绪把我带到了1964年夏天，在我小升初的那个时节。
      记得从61年9月到64年的期末，从小学四到六年级，在班上，我一直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学习成绩也始终名列前茅。深得班主任老师的赏识，在校长那里，我也是小有知名度的。
      在小学毕业升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对我寄予的希望过高，他总觉得我报考成都四中，应该是没问题的。就硬逼着我报考成都四中。可我常听别人说起，那个四中，可是全省的重中之重的重点中学，能上四中的，都是成都市尖子生中的尖子生。
      在本校我虽然算是拔尖的，但在那么大的成都市范围内来看，我根本就挨不上边。自己的成绩自己最清楚。所以，在我的头脑中，早就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畏难想法，凭自己的学习能力，我是绝对不敢报考四中的。
      开始,爸爸妈妈还是很支持我，要我就在人民北路附近，随便报考一所初中学校。可是班主任老师就为此事，曾经多次找过我的父母谈话。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他们竟然也同意了班主任老师的这个建议，决定要我去报考四中。
      在小升初的考场上，上午考语文，题目很简单，就是写一篇作文，写作文，自认为还可以，感觉还算好。我写得很快，考试时间大概刚过了一半，我就举手示意交卷。
       交完语文试卷，我信心十足地走出了考场教室，来到室外大操场。看看人家的学校里，有那么大的跑道，那么多的篮球架，单双杠，高低杠，还有那一排排铺着砂的跳远沙坑。心里想，这才是真正的学校喃，我的小学和这里比起来差远了。谁知道我能不能考到这个学校啊，如果能来这个学校上课，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站在这个大操场的一个双杠旁边，两眼巡视着大操场里的一切，就像是大观园里的刘姥姥，我是彻底被弄蒙头了。双手抓着双杠，挺身上杠就翻了两个滾，玩儿好一阵，就是舍不得离开。后来看着很多考生考完试，别人都往学校外面走，我也不能显得太特别，只好跟着一大帮参考的人流，默默地走出了学校，往回家的路上走。不大一会儿功夫，就到了公交车站。
      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我背靠着站牌的立杆，望着来来去去的人网车流，双手向上，无意识地伸展了一下腰。却在此时突然发觉，我一上午都握在手上的文具盒，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早就不在我的手上了。那个文具盒里，不仅装着我考试用的文具，更重要的是：里面还有下午考试必须要用的准考证。
       这一下，彻底傻了，呆呆地站在原地，向周围地面四下张望，根本啥都没有。这可如何是好？我马上转过身，调头就慌慌忙忙地往四中考场猛跑。很凑巧，就在四中考场的大门口，就和刚才在教室里监考的老师巧遇了，我一看见他，就像见到救星一样，连忙跑上前，一把拉住这位监考老师得衣袖，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这位监看老师。
监考老师马上拉着我的一只胳膊，把我领进学校的教学大楼，走进一个办公室，把我的情况转告了另一个监考老师。两位监考老师在办公桌前，小声地商量着，说了几句话。然后一起走到我的身边。
       高个子老师面带着微笑，温和地对我说：“小同学，不要着急，我们负责给你安排一下，你先到食堂去吃饭，然后就回到这个办公室休息一下，你千万再不要到处乱跑了。下午我和这位老师一起，给你写一个书面证明，为你作证，证明你，的确是这个考场的考生。把你送进考场。绝不会影响你参加考试。”
       另一个中等个的老师转过身体，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支刚打满墨水的钢笔，递给我以后，又找出一副学生用的三角板和量角器，再找出了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擦，一块儿交到我的手上。和蔼地对我说：“小同学，我们把这些东西借给你，你先拿去参加考试。考完试以后，你记到还给我们就行。”我非常感激地向着二位老师点点头。含着感激的泪花转过身，转身向考场走去。准备下午考数学。
       由于我丢了东西，我明白：特别是丢了准考证，会给以后带来很多麻烦。心里就很不舒服，总想着弄丢了东西，回家后爸爸会不会骂我。老是想到这个事儿，心里总觉得忐忑不安。
       进入考场后，看着刚拿到手的考卷，感觉得考卷里，好几道题的意思都没看明白，还有几道考试题，在平时根本就不是问题，现在考场上我竟然不知如何下笔，当时我就感觉得翁的一下，脑袋里顿时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
抬头看着考场前面的监考老师，心里总想到：万一考不好怎么办？
       在考场上，我的心理顿时产成了过重的负担，这思想上一旦开了小差，考试的成绩就可想而知，当然也就不可能考好。后果当然可想而知。从考场出来，听见同考场的一些人，在相互核对着答案。心里的底气早就没有了。最终结果的自我感觉，成绩相当糟糕。完了完了，不要说这四中考不上，恐怕就连普通的全日制中学，我也不敢奢望了。
       果不其然，我从考场回到了家，我把考试的情况简单叙述一番，话还未说完，爸爸妈妈就劈头盖脑地把我好一顿埋怨，说我给他们丢了脸面。骂我没出息，担心我没考上中学，将来该怎么办？我自己也感到说不出的委屈和懊恼，也觉得这初中，我算是考不上了，给爸爸妈妈丢了脸面，自己也背上思想包袱，这中学我自以为没考上。所以就成天躲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独自发愁。
      没想到在三个星期以后，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带着班上的两个女同学，突然来到我家。给我送来了一份入学录取通知书。
      当时，我的姥姥就急切地问我的班主任老师：“那就是说，我的大外孙就算是考上了?”
      班主任老师肯定地回答：“考上了。”
      我姥姥立刻挺直了腰，马上转过头来，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这孩子不是考上了吗?考上了就行呗，别管是啥，考上不就行了，你们也别再难为孩子了。”接着就领着我的三弟出门了。
      班主任老师，把当时被录取的情况，简单地做了一个大概说明。我当时的分数确实不够，后来在做最后调整的时候，被当时的人民北路中学（成都市31中）半工半读学制的建筑职业班录取。这一下好了，能上学了。
      在外人看来，我也算是考进了中学，至少在九月初，我能和院子里的其他孩子一样，能禙着书包上初中念书了。至于什么是半工半读。什么叫职业班？我还是没弄明白。后来在学校报到后，我才有所明白，这半工半读，也就是每个学期所规定的学习时间段内，一半时间学习初中文化课，一半时间到建筑工地参加专业体力劳动。
      1965年夏季，为了对半工半读学制便于集中管理，成都市教育局等有关单位出面，将我们31中半工半读的学生成建制地全部并入32中。原32中的全日制初中生全部转入27中。我就这样从31中转到了32中，上学的地点就由人民北路转到了西安南路的枣子巷。
      我的思绪被外面巨大的喧闹声拉回了现实，窗外的雨夹雪还在漫天飞舞着，洋洋洒洒地飘落到地面上。室外的地面开始发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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