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職場路,第28節 我的二弟下乡了

石建华

      1974年，对我来讲，真是一个多事之年。有好事。也有动荡之事。今年我的三年学徒期满，开始拿一级工的工资；受聘担任过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参加过五冶建设总公司举办的批林批孔学习班；这不，事情就到了眼下，轮到我的二弟上山下乡当知青去了。

    1974年8月，成都市又開始動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说这两年，知青下乡的政策比起过去，是有了一些松动，产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像解放前国民党抓壮丁的办法，实行了二丁抽一。三丁抽二的基本政策。家里有两个子女的，按规定可以留一个在父母身边，拿一个去当知青下农村。家里有三个子女的，可以留一个在父母身边，那两个就得去农村当知青。只要在家里排行是老大的，还有家里是独子的。按当时规定的政策，都可以照顾，留在城里直接分配工作，不再上山下乡。

    可是对我二弟来说，上面的政策就是再好，他都摊不上照顾的份。第一，他不是老大。不能得到照顾。第二，对他来说，家里有哥哥和弟弟，不算独子。还是不能够照顾。这一回，他看来是在劫难逃，躲不过去了。

    我的二弟今年在城北中学高中毕业，正好赶上了这一次成都市動員上山下乡。给他分配的下乡的地点是四川省西昌地区冕宁县，就是当年的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金沙江畔，刘伯承司令员和彝族头人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的那个县。是距离成都市有一千多公里的大山区，光坐火车都得要十几个小时。就算是到了冕宁县城，最后到达公社和生产队，还得有几十公里。还有一段是公社到生产队的山路，那里是不通车的。得靠步行才能到达的。

    虽然当时国家对上山下乡有了新的政策，家里排行是老大的可以不下乡，但是二弟在家里的排行毕竟不是老大，三弟还在读小学四年级，而且我这个当哥哥的又在成都市上班，天天上下班都经过总公司门口，当时我们家就住在总公司机关后面的大院里，大院里所有的人都看得到，谁家里有几个人，都在哪儿上班，在哪儿上学，这些情况谁也无法隐瞒。

    我的父亲在总公司机关上班，他领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登记表，我的大弟弟也许是看到了我，我这个当哥哥的，在农村当知青，没有花费什么事，仿佛父母没有操多大的心，在两年之内，很快就回来了。而且在他的心目中，我这个当哥哥，的确也是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人，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是也很顺利地完成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渡吗？我弟弟的的脑袋比我要灵的多，肯定能比我更早一些回来，所以，他也就毫不犹豫地填完了登记表，由父亲代他交到总公司的有关部门。

    二弟很快就办完了下乡的相关手续，在家里就等着出发了。在这几天里，天天在家里，他也是心不在焉地，无论做什么事，都显得那样无奈和懒心无肠。犹如度日如年。经常哼着一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的，我当知青时经常哼着的一个凄凉小调。在家里面来来回回地转来转去。看到这些，我心理也很不好受，此时此刻我是完全能够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就和我当初要离开家当知青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时不时地我也劝慰他几句，可他马上就对我发火。立马给我顶回来：“知青你反正是当够格了，都已经调都调回来了，当然，站着说话你也就不嫌腰疼了。”话已至此，我也不能再说什么，其实在这个时候，无论对他说什么，他都不会听得进去的。在他的面前，我再也不提起有关下乡的话题了。

    几天以后，我们的大院里进来了好几辆大客车（这些辆大客车负责把这批知青转送到成都火车南站，再由成都火车南站转乘火车到西昌。经过西昌转乘卡车到达冕宁）。来送知识青年们上山下乡的车队即将出发，我们全家都从四楼的家里来到大院里，在篮球场的旁边等待着，大客车停好位置。打开了门，我把弟弟的行李先拿上车安顿好以后，再下车找到二弟，看见我的爸爸妈妈正在和他交代着什么，三弟拉着他二哥的手，舍不得离开。我和大弟弟拉了拉手，告诉他，行李所摆放的位置。跟他说了一句话：“抽空多来信，农闲时就回来吧。只要好好地在队上表现，我相信总会有招工的机会，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弟弟跟我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转过身就上车了。

    大院里的这批下乡知识青年，全部都上车坐好以后，车门自动关闭，这几辆大客车缓慢地驶出了大院，大院里所有的人都跟着这几辆大客车出了大院，来到了总公司的大门以外，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这几辆大客车，满载着我们的亲人，缓缓地离开了我们，驶向了远方。很多的人情不自禁地向着远去的大客车挥着手。不少的人都掉下了眼泪。在人群里，哪家没有当知青的孩子呢？当知青的孩子走了，离开了我们，去到远隔数千里之外的乡下农村。他们带走了亲人们的期盼，留给了亲人们无穷无尽的思念。等待这些知识青年们的将来的命运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些沉重的思念负担就像一座大山，时刻压在人们的心上，令人们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依然难以忘怀。

    三年零九个月以后，和我弟弟下放到一个公社的知青，都先后调离了农村，我弟弟所在的那个生产队，一共有六个知青，已经走了四个，我父亲和母亲实在沉不住气了，商量了好长时间，我父亲最后决定利用到西昌出差办事的机会，找到当时在西昌太和铁矿的老朋友想想办法。

    我父亲一直就是一个万事不求人的人，为了我弟弟的事，只得低下头，厚着脸皮去求别人。到了西昌以后，征得那些老同事、老朋友的多方协助，经过朋友托朋友，熟人托熟人，一个托一个地拜托朋友，找路子。苍天不负苦心人。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在西昌太和铁矿，为我弟弟弄到一个开电铲的招工指标，接受方的商调手续办好之后，我父亲连忙从西昌赶到冕宁，独自走了几十里乡村盘山简便公路，找到我大弟弟所在的生产队，把招工的事情告诉我的大弟弟。尽管当时这个工作岗位在西昌太和铁矿，是个开电铲的司机，但毕竟不是再当知青了，起码也算是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不再靠工分吃饭了。

    十多天后，我的大弟弟就要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班了，从生产队里临走那天，生产队里的那最后一个知青，用一辆手推车，把我的大弟弟的行李一直推到泸沽火车站，陪着我弟弟办完行李托运等手续后，他们就在火车站分手了。从这一刻起，我的大弟弟算正式离开农村，他不再是知青了。

    我弟弟在当地办完了所有的调动手续，终于可以离开下乡几年的生产队。当工人去西昌开电铲了。生产队里最后的那个知青，推着手推车，拉着我弟弟的行李，一起从生产队到泸沽火车站的这一路上，两个人的心情完全不同。不难以想象，这两个知青兄弟的这一路上，我不知道他们该聊些什么话题。就要分别了，互相能给对方说点什么话呢？

    当这两个知青兄弟在泸沽火车站分手以后，生产队里的那最后一名知青，当他推着那辆手推车，独自回到生产队的一路上，我不知道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很难想象，他是怎样才把那辆手推车推回生产队的。当他再回到生产队的那间知青住房，望着那偌大的空房子，又能说些什么呢？想当年，这间住房里挤满了一起下放来的知青，人声鼎沸，看如今除了自己以外，其他的知青均已席卷而去。就剩下他独自一个人，还要在这里坚守着。不知道还要坚守到什么时候。孤苦伶仃。心里又是啥滋味？

    很难想象，他又在何时，才能离开那间房子，离开那个生产队呢？也许是明年，是三年，还是五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没有人会知道，这个问题无人能够回答。人生前程的一片茫然，让那些个身在农村的知青们，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看不到自己努力的方向。也找不到人生的希望。

    1975年3月的一天，人民北路小学的领导突然给我工作单位上打了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到学校的办公室，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和我商量，我赶紧向工段长杨师傅说明了情况，请了一天假，赶紧骑着自行车到了人民北路小学校，见到了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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