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人生存状况的真实书写 ——简论王树军短篇小说

王树军

　　

底层人生存状况的真实书写
——简论王树军短篇小说
石杰
（渤海大学 辽宁 锦州 ）

　　摘要：王树军将其创作的河床凿在坚实的现实大地上。他的短篇小说多以由乡村进入城市者的生活为题材，表现底层人的生存苦难是其写作的重点。然而其笔墨又不局限于对苦难的书写，而是在苦难的叙述中挖掘人性的闪光点。底层文学常见的平面化倾向因此而得到了突破，底层人物形象也以其鲜活的质感而具有了审美意义。

　　关键词：王树军；底层文学；苦难；道德关怀；生命质感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现代社会中，传媒以其难以抵御的力量左右着人们的观念世界。各种信息经过媒体的筛选、扩张后进入人们的认识世界，形成一种公共性意见，而一些优秀个体在这种公共性意见的遮蔽下往往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从而变得无声无息。这种状况在文坛上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我们的脑海里反复萦绕着媒体灌输给我们的那些当红作家的名字时，时常发现他们的创作往往有些令人失望，甚至很可能是完全的失望；而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的作品，倒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读王树军的短篇小说，就令人生出这种感慨。

　　王树军属于“70后”作家，以短篇小说创作见长。有若干作品被转载于多种选本，出版过短篇小说集。虽然在文坛上也有一定影响，但其创作实绩却比名气大得多，可以说是“名实不符”。而其短篇小说创作的思想内涵尤其有着自身的特点以及由此构成的价值、意义。作为“70后”小说家，王树军的创作沉稳、扎实而又不乏生命的浪漫。他不像学者们所概括的“新生代”小说家那样：历史感薄弱，“少有社会重大变故的感性积累，由于大部分都是从学院走向写作的，都是由文学少年成为青年作家的，传统美学主张所看重的‘生活’对他们来说相对薄弱，因此从书写风格上明显带有内心想像与书面化的倾向。”[1]他的小说几乎不允许想象的自由驰骋，而是切近传统，平实自然，将创作的河床坚实地凿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或许是受齐鲁大地传统文化的熏陶吧，他具有很强的责任感，目光始终凝视着这个时代、社会，关注着当下底层百姓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面貌。从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的人生遭际中，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人的生存状况，其中，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人的生活构成了其小说写作的重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日益深入，市场经济全面铺开并且获得了体制上的合法性，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随之有了明显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农民和农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将目光瞄准了城市，想在城市谋得发展。然而城市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般美好，无论以何种途径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几乎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经济的窘境，《老黄叔》等篇小说就属于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老黄叔》写的是一个乡村的孤苦老人，由于生活实在艰难，不得已，携其收养的一名流浪儿进了城市。他始而寄人篱下，以捡垃圾为生；继而流浪街头，甚至想用撞死在车轮下这种极端的方式，换得一笔补偿费。作者对老黄叔的做法虽然并未予以肯定，但人物在城市生活的窘迫却被逼真地描写出来了，令人深深叹息。《城市漂客》写的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在城市寻找工作的艰难。心志高远的邵玉铭本以为大学毕业后就可以在社会上大显身手，现实却与他的想象截然相反。他在人才市场转了好几天，却连理想工作的影子也没抓住，于是只好去一家所谓的“报社工作站”联系报纸广告业务。事实证明这种工作并不适合他，他想去建筑工地找活干，又做不来。房租、饭费都没有着落，还得在亲人和熟人面前硬撑着面子。城市空间虽大，却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他心里好无奈，好孤单。结局最惨的是《一切为了房子》中的方千。为了在人前有点面子，方千咬牙向老同学孟波借了一笔款，交了新房的首付，并且为自己终于在城市有了立足之地而高兴。收入低微的方千为了还每月的房贷已经焦头烂额了，孟波的逼债更使他走投无路。结尾，“方千站在窗前，对着这座城市沉思了很久。他在心里说，既然我以前是漂在这座城市的，我还是飘下去吧！还是飘下去的好！说完，他打开窗子，从六楼上飘了下去。”[2]88一个苦苦挣扎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其他如《遥望城市的方向》《感谢母亲》等，也是书写乡村人在城市的经济困窘的成功之作。所有这些作品，都从物质条件这一层面，揭示了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人的生存状况，表现出作者的同情和怜悯。

　　如果说上述作品是从经济层面揭示由乡而城者的现实生存状况的话，那么另一类作品则以精神层面为着眼点展示了城市文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或者说是由乡而城者内心的窘境。《唯有娘亲》写的是女大学生苏茜的人生经历。苏茜的爹有着杀猪匠和酒鬼的双重身份，每到晚上，就喝得醉醺醺的，拿着刀，嚷着要杀了她和娘，逼得娘几次想离开人世。苏茜考上大学后，自卑和虚荣也同时滋生。尤其毕业留在城市工作并且和某局长的公子恋爱后，自卑与虚荣也与日俱增。她本想接娘到城里来，又觉得娘的到来会使她在男友面前丢面子。当不堪虐待的娘主动来城市寻找女儿而不得，乃至靠拾垃圾为生时，母女间的偶然相遇却使苏茜没与娘相认，甚至希望娘早日回到农村的老家去。直到一天夜里遇见歹徒，男友弃她而走，是在附近拾垃圾的娘听到呼救声奋力相救时，她才为母爱的无私所感动。小说对主人公苏茜的内心世界的描写十分真实，读者彷佛看到了一个乡村女孩子纯真的心灵如何在城市文明中萎缩、污染，甚至做出有违人伦的事情。《哭娘》与《唯有娘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主人公丁小是个私生子，丁小的娘历尽艰辛才把他养大成人。丁小大学毕业后在城市里有了工作，娶妻生子，丁小的娘也觉得人生有了出头之日，只等儿子把她接到城里去享几天清福。丁小虽然有孝心却做不了妻子的主，尤其丁小娘来到家里后，儿媳无情地羞辱她，甚至当着丁小的面破口大骂，“而丁小始终像个熟烂成一滩稀泥的西瓜，知道自己拿不成个，只有一言不发。”[2]163结局是伤心过度的娘当晚就离开城市回了村里，不久在自家的房梁上吊死了。小说从头至尾几乎没有谴责丁小的文字，相反却处处写他的矛盾、痛苦、悔恨、思念。也许正因为如此，丁小内心世界的窘迫才被充分地揭示出来，令人叹息、扼腕。

　　如果说上面两篇作品是从“情”字出发的，那么《小姨子》则着眼于“性”。和前两篇相比，小说的思想内涵更深刻，现实指向也更明显。女主人公丽萍是从农村出来的女大学生，毕业后到城市来找工作。虽然受过高等学府的熏陶，身上也还保留着农村姑娘的清纯、稳重。可是到“我”家不久就跟李羊私奔了，而且是在明知李羊是头色狼的情况下。当初，作为姐夫的“我”提醒她小心李羊时，她曾斩钉截铁地向“我”保证说“放心吧，这种人我是不会看上的。”[2]67那么为何私奔？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受李羊的性诱惑。李羊貌似前卫的性观念和性骚扰使得丽萍本不坚实的心理防线悄然崩溃，而尚未泯灭的道德感又使她事后因之痛苦不堪、懊悔不已；“我”在独自面对丽萍时心里也是十分矛盾。作为男主人公，“我”似乎是以李羊的对立面形象出现的：李羊嬉皮笑脸，“我”一本正经；李羊口无遮拦，“我”言语谨慎；李羊流氓得无以复加，“我”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但本质上，“我”和李羊又是相同的。“我”也曾对丽萍想入非非，也曾对她蠢蠢欲动，也为自己的性压抑而伤感。只不过和李羊相比，一个是显性，一个是隐性；一个付诸行动，一个藏在心里而已。其实何止“我”、李羊，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浮在“性”层面，处于性的迷乱之中，也可以说都是性的化身。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是将“性”作为人的低层次需要出现的，《孟子》中也有“食色，性也”[3]454之说，性困惑的描写使得作者的笔锋直契人性的深处。可见，在这篇貌似平常的小说中，所蕴含的思想却是十分深刻的，它妙就妙在人物与人物在对应中显示出来的共同性，或者说人的本质。结尾处丽萍虽然告诉“我”她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似乎迷途知返，可是，在性迷茫普遍存在的所谓现代都市文明中，哪儿才是家？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由乡而城者的题材在王树军小说中占有大部分位置，但也并非是全部，还有一些作品是写乡村生活的，比如《老子不软》《竞争》《如此女人》等，都很成功，所有的人物也仍然是底层人。

　　对底层人生存窘境的书写容易使读者得出展示苦难的结论。虽然表现出作者的社会参与意识和道德关怀，却也不乏创作主体的非文学性冲动。理论界对底层文学的这种观点，是基于底层文学的模式化、平面化而产生的。“……很多作家写到‘男底层’便是杀人放火、暴力仇富，写到‘女底层’常常是卖身求荣、任人耍弄，不仅人物命运模式化，故事情节粗俗化，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不见温暖，不见尊严，一律大苦大悲、凄迷绝望，鲜有十分丰饶的精神质感。”[4]这种概括对于丰富多彩的底层写作来说也许不无偏狭，但基于愤怒、同情基础上的道德关怀本身就难免使底层写作向苦难倾斜。它无可厚非，但不应该是全部，如何使人物展现出更丰满的精神之质而不仅仅是匍匐在苦难中呻吟，的确是底层写作不可忽略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王树军的短篇小说体现出超越性。他善于从平凡中体味不平凡的东西，善于在失望、绝望中展现希望，善于挖掘源自人心、人性、人情的力量。《老刘》中的老刘虽然家里生活困难，可是他珍惜“城市美容师”这份声誉。即使被城市女人骂为“没素质”，还是把捡来的钱包还给了那个城市女人，并且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老子不软》中的老软为了摆脱受人欺辱的处境，想方设法巴结地痞二疤，请二疤吃饭，让二疤享受自己的老婆，在二疤的淫威庇护下凌辱以前欺负过他的李杨，是个彻头彻尾的软蛋。可就是这个软得不能再软的人，在二疤要奸污他刚成年的女儿时，奋起反抗，把二疤的头砸得像个烂西瓜。《感谢母亲》中的“我”之所以能在逆境中挺过来，也是源于对母亲的责任和爱。他们都陷在苦难之中，活得卑微、艰难，但内心深处却始终存有人之为人的良知、秉性，不肯丧失最后的尊严。

　　作者对“孝”显然特别看重，《感谢母亲》《娘》《哭娘》《一脸阳光》以及《唯有娘亲》等，写的都是孝，人物或者在“孝”中洗去了心灵的污点，或者从“孝”里获得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卑微的生命也因此而放射出夺目的光采。“孝”是儒家人格修养的一个重要范畴。儒家人格修养范畴极为广泛，举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中庸平和、忠孝节悌，等等，都被纳入了儒家人格修养范围之内，而“孝”则有着其他范畴所不可取代的意义。《论语》中云：“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3]87“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3]87“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3]63都是对“孝”的强调。当然，除了“孝”，还有良知、勤勉、尊严、坚忍，等等，也都是作者发掘出来的人性中的闪光点，是使人物从困境中挣脱出来的力量，而且都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影子。凡此种种，不仅使得作者的底层写作超越了底层文学对苦难的单纯书写，而且也有一种借助传统文化、文明，为生活在苦难中的底层人确立人生信念、彰显价值观念的意向。它们不是理念层面上的，不是出于写作需要对人物塑造的强加，而是就在人性之中，是从人的内心深处生发出来的，如同他们的卑微、懦弱、残忍、自私一样。小说由此超越了对苦难的书写，不仅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批判，更有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塑造；不仅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关怀，更体现出艺术上的多维审美。这种情形本身就是作者创作成熟的标志，而如何使矛盾冲突的表现更尖锐，人物性格更丰厚、深沉，则是作者应该努力的。



参考文献：

　　[1]张钧.小说的立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2]王树军.一脸阳光[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3]杜宏博，高鸿.《四书》译注[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

　　[4]洪治纲.底层写作仅仅体现了道德的文学立场[J].探索与争鸣，2008（05）：33.


作者简介：石杰（1956-），女，满族，辽宁北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协特约评论家，渤海大学学报编审。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