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的往事（1）

祖基

列车在送别的人群中缓缓的驶出天津站。我望着窗外熟悉的城市，心中涌出一丝丝离别的忧伤。
这是在一九六九年元月，十七岁的我告别了家乡和亲人；成为一名知青去往沧海市的兴海县插队落户。
几个小时后，火车停在了沧海站。下车后，我和同学们在领队的知青办工作人员的招呼声中，一个个爬上了开往兴海县的敞篷汽车。
车在公路上行驶了一段路后，便开上了一条土道。几天前刚下过一场大雪，路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西北风呼啸着扑面而来，天气格外的寒冷。汽车在颠簸的路上慢慢的行驶着。大约又走了两个来小时；我听见有人招呼，兴海县城到了。
卡车开进一条不太宽的街道，两旁是红色的砖瓦房。当我刚看到兴海县礼堂和路边的大众饭店时；汽车已经驶出了县城。
后来我们到县里来赶集，发现我们的县城只有三里长的一条街。县城通往外界的公路都没有修通，由县里到外面去要走挺远的土道；下雨天就会长时间通不了车。
汽车继续向前行驶，路变得更狭窄，村庄也变得稀少。远远的望去，白茫茫一片，连树也难找到一棵。卡车在一片土黄色的村庄前停住了，这条公路也到了尽头。
公社大院前停着许多辆马车，咚咚锵锵的锣鼓声震耳欲聋。等待的人群见到了卡车的到来，立刻兴高采烈的围了过来；乡亲们一面从车上卸行李，口中还不停地问寒问暖。
接我们的马车刚到村口，站在路旁等候的几个小青年立刻转身向村里奔去；远远的听见了一声声‘知识青年来了’的招呼声。路两旁家家户户跑出来的人们跟在车旁；热情的和我们打着招呼，这情景像是在迎接归来的亲人。
马车在大队部停住了，跑来的人群将我们团团围住；耳边响起来即亲切又温暖的欢迎话语。
我们五个同学分在第三生产队。队里安排我们在农户家里住下。我住的房东家是老两口，大爷是盐场退休工人，身体很棒，在生产队干活还是一把好手；加上退休金，这样算是村里的富裕户了。
我问大伯，咱们这里怎么看不到树呀？他答道，不长啊！咱们这里往东就到海边了，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能种庄稼的地方不多；一亩地也打不了多少粮食。每天下地干活要走七八里路，出去就是一天，中午都要带着干粮。孩子啊！来到俺们这里要做好吃苦受累的打算吧！不过咱们这几个村收入比别处强多了，一个工都超过五毛钱了；西边有的村一个工值才一两毛钱。
这收入是够低的，要比城市的学徒工的工资还要低；我心中暗自思量。不过这里当时物价也是很低，五六毛钱可以买到二斤渤海湾的梭子蟹。
第二天一早我围着村里转了一圈，见到街两旁都是土坯房，包括大队部。房子只是地基部分为了防潮用了不多的青砖，屋顶上面没有瓦，是用麦秸和泥抹成的。这里和我以前去过的郊区农村不同，见不到砖瓦房。
后来我问过房东大娘村里有砖瓦房吗？她告诉我一间没有。我说，那么咱们村都是贫下中农了，没有地主吧？我想地主家一定是住在深宅大院的。她告诉我，有啊！我们队就有一户。我说，那怎么村里没有一间砖瓦房啊？地主家也盖不起吗？大娘笑了，说道，我们这里的地主以前也是住的土坯房。
眼前农村的贫穷落后，让我知道了城乡有多大的差别；而且知青插队还是选择条件好点的村庄。
从城市突然来到农村，面对生活条件的巨大落差，一时真的很难适应。土房，土炕，煤油灯，喝又苦又咸的水；这些都还好适应。要命的是多的惊人的跳蚤，还有身上的虱子；实在是让我无法忍受。
从小娇生惯养的我更艰难的考验还是干庄稼地的农活。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季，农活不忙，是当时被老乡称作‘混工分’的时候，干活时间不长也不太累。
可是到了农忙季节，我体会到‘锄禾日当午’艰辛。当时的生产队社员干活积极性非常高，锄地时我就是拼上全力连个妇女也赶不上。
尤其是割麦子，每人割两陇，落在最后的我经常发现割着、割着前面变成了一陇；旁边的人替我割了。这样一天下来，个子高的我就累的直不起腰来了；队长见状第二天就安排我在麦场里干活了。
过了麦秋，生产队搞起了一摊副业；是去村北面一条河的入海处下网捕鱼。于是这个任务落在我们两个男知青的身上，据说是队长考虑我们会游泳；我想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干农活不太中用吧。
生产队的向合叔捕过鱼，他带着我俩先到河堤旁扎了个窝棚，在河里打下几个挂网的木杆；就开始利用潮水的涨落捕鱼了。
队里买了一条小木船用于下网，是那种后面有一只船橹用人摇的。我看到向合叔他摇起橹来轻松自如；就以为和在公园划船差不多，我便接过船橹摇了起来；马上出了洋相，船在河里转开圈了。
下网捕鱼的时间是随着潮水的涨落，不分白天黑夜。每天两次潮水的涨落时我们开始捕鱼；在潮水涨满后的时候开始下网，潮水退后就开始收获鱼虾了。每逢在夜间捕鱼，海风伴着汹涌的潮水迎面扑来；跳到冰凉的水中下网，感觉还是蛮刺激的。这活要说也是件艰苦的工作，可是有苦有乐。平时没有什么事情除了躺在窝棚里聊大天，就是去河里游泳划船；这要比生产队里干活强多了。
每次捕到鱼，多了就送回生产队里；少了我们就自己煮了吃，因为放到第二天也不新鲜了。刚捞上来的海鱼；我印象最深的是小黄鱼，身上金灿灿的鱼鳞，漂亮的很。我们把活蹦乱跳的鱼虾用海水煮一下，什么佐料也不放；那味道简直是太好吃了。
可是好景不长，这活干了一个多月就结束了。捕来的鱼卖不出去多少；剩下的只好分给社员自己吃。因为当时人们生活水平很低，农村没有人买鱼吃；城市太远，量也太少。最后生产队这次搞得副业以失败告终。
秋后副队长郭宝祥领着我们去外地盐场包工干活。这是我一生经过的最苦最累的劳动。任务是清沟里的淤泥，两个人一组用筐往外抬。这活是要分开段自己干自己的，想着滥竽充数，少干一点也是办不到的。分组时宝祥队长知道没人会要我，他分开活后马上招呼我和他一起干。
抬筐时我发现扁担上的绳子总是被拉向他的一方；这让我感到无地自容。要知道他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身上还有枪伤。宝祥队长说来是个老革命了，年轻是时参加过海防游击队。他和我说过，一次他们一个班被敌人包围了；仗打的很惨烈，最后只有两个人突围活了下来。
一年下来，我就学会所有农活。虽说农活干得不是太好，可是大家公认我人实在肯出力气；第二年就给我评到了最高的十分工。
我发现这里贫穷原因就是没有赚钱的渠道。当时虽说是集体所有制，可是并没有什么大锅饭；没有人干活偷奸耍滑。农民种地可以说是十分的认真尽力了，粮食产量已经很难再增加了。如果想继续提高粮食产量，需要的是化肥、优质种子和机械化。当时公社已经有农机站，生产队耕地、压场有时候也会请来拖拉机；可是这些没有钱是无法办到的。
生产队的现金收入主要是靠湿地里的苇子，当时是盖房必需材料；另外是卖一些柴草。这些都是西部村庄缺少的，也就是我们这里工值高的原因。
生产队的人口不断增加，可是土地等资源是有限的；即使大家再努力干活，精耕细作，也无法摆脱贫穷。社员们意识到；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想法挣到钱。尤其是当生产队长的，更是绞尽脑汁来想办法增加生产队的收入。
郭庄子村有一千三百多人，分六个生产队。生产队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生产队长由村民选举产生。队长是由威望高，精通农业生产的人担任。队长和社员是同工同酬的，干一样的活，拿一样的工分；没有任何特权和额外补助。
一天晚上，随着生产队的钟声响过，人们来到了记工处。昏暗的煤油灯下，生产队长郭贵民，一个当初支援过淮海战役前线的老党员。他开口说道，有个事跟大伙说说；昨天金柱媳妇的哥哥来走亲，她哥是南乡刘庄绣花厂的业务员；他哥说可以帮着咱们建绣花厂，联系给天津搞加工的绣花业务。大家伙议论议论，看看这活能干吗？
接下来记工处便热闹起来，同意和反对的意见不断地争论着。同意的是年轻人多，反对的是些老年人，为首的是宝祥队长。两边似乎都说不到点子上，也都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越扯越远，声音越来越高。
贵民队长用烟袋锅子敲着桌子，大声说道，都别吵吵了！还是听听知识青年们的看法吧！他用眼望着我。
我开口道，其实大伙说法都有道理，可是争论的又没有意义；我们应该先去人考察一下再作决定。去刘庄去看看人家的绣花厂，看看咱们能不能办到，做的心中有数；再去天津确定一下是否是增加新加工点。如果能行，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都知道天津郊区很富，其实就是靠办厂子给市里搞加工挣钱；没有村办企业的地方比咱们这也强不了多少。
后来大伙都同意了办绣花厂。要知道当时只是大队有一个砖窑和一个加工粮食的机磨坊；这种对外的加工厂不仅是村里没有，就是在全公社也找不到。
这确实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失败了不仅是经济的损失；还会成为十里八乡的笑谈。当初搞乡镇企业虽说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说法，但也不会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搞厂子总归来说还是叫做搞‘副业’，好像总觉得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生产队刚盖好四间新房，原本是用来当作仓库。于是按上玻璃窗，吊上顶棚，粉刷好墙壁，成为了绣花厂。
接下来要找一个绣花厂的负责人，老乡们称作‘业务’的人。当时生产队经常用的办法是不记名投票，不仅是选队长；就连每人工分的评定也是投票产生。
投票选举的结果是我高票当选，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要知道绣花厂的前期工作一直是三个队长和会计在做，我始终没有参与过。而且当时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当选，包括队长和即精明还有文化的会计。我清楚这个结果是离不开三个队长在为我拉票，尤其是宝祥队长。
我们是给天津外贸一家鞋厂加工绣花拖鞋的鞋面；是需要用缝纫机绣花。我原来担心缝纫机怎么解决，生产队不仅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买机器，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当时的缝纫机是要票的。
没想到问题很简单的解决了，来绣花的人自带缝纫机，还没有任何补贴；就像平常干活用自己的锄头一样。而且大家的积极性很高，想方设法给自家学绣花的姑娘弄来缝纫机；从开始的七八台，到后来的十五六台。
刘庄绣花厂派来一名教授绣花的师傅，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她身材高挑，生得眉清目秀；由于长期在室内工作，肤色姣好；这容貌简直压到了全村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