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古社和贵族缔造大帝国

　　大隋皇族本为关陇贵族，是汉胡融合的产物，后来由隋文帝的二儿子杨广率军南攻陈朝。南朝有些遗民，例如作为虞舜后裔和古社史官而撰有《梁书》《陈书》的姚氏父子，却容许隋的一统，主要因为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借鉴汉朝的治国措施，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礼法结合。杨广继位后，正如年号“大业”，在短短几年完成几项大功，也产生劳民伤财的严重负面性。不懂功成身退，也不听劝谏，固执地征集数十万府兵远征高句丽，惨败后又不能振作精神去亡羊补牢，帝国瞬间崩塌。神州人口从约5000万的峰值大批死亡，到唐初仅剩1000万左右，死亡比例大约为80%。《罗辑思维》50期《失控的天朝》将相关历史说得很精彩。

　　隋炀帝的功绩，是建立在其父皇那代人打好的基础上，民意坚固，国库充盈，大量的粮食和银子供这个“皇二代”花，不像冉闵和陈霸先那样接手个烂摊子，而且强敌当前，外部环境恶劣。当然，陈霸先占有个优势，王朝建立之初就像个新生儿，起码人均土地是充足的，经过战乱而人心思定，大家比较务实合作而少了些腐化堕落。这时只需要像黄老道家主张那样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垂拱而治、最高统治者不胡来不折腾，特别勤劳节俭的华夏民族自然会创造极大财富，税收自然是很充足的，再大天灾完全能应付过来。陈霸先按照黄老思路做得很好，听取劝谏，君臣一体，不妄为不折腾，连他的敌人都放心投靠他。

　　隋炀帝在几乎每个方面都表现都不错，体现出贵族精神和深厚修养，例如尊孔重教、扩大科举、多元化地提拔人才而不限定高层或底层、多次降低税率、让利于民而不加大“国进民退”那种畸形、废除隋文帝晚年（主要是独孤皇后死后那两年）昏聩时搞出的苛法，反对连坐不参与谋反重罪的人。具备这么多优点不代表就没有缺点，杨广有个致命缺陷，好大喜功、当不能满足欲求时就昏庸变态。风林全集第8卷之《开科取士论》后序说得很清楚，这里不重复了。隋朝崩溃而各股势力出现，古社看中同为关陇贵族出生的李氏父子。李渊派兵打下长安后，因隋朝还有些民心在而将隋炀帝一个孙子捧出来当皇帝。相比之下，秦朝是一点也不得民心，六国贵族反秦，农民和官奴也反秦，而且起来第一个反。秦地百姓根本不爱大秦，集体倒向山东外人，尤其拥护刘邦这个楚人，而楚人和秦人是交战数百年的宿敌，有话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道家人物魏征和徐世绩，与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陈叔达等文臣武将，都曾拜古社人物文中子为师，后来共同辅佐文武双全的李世民平定天下、开创神州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古社史官修撰多部典籍，例如《贞观政要》，该书第三篇是给古社的或古社背景的几个人物立的小传。唐太宗特地去查阅古社编修的史书，但两次都被史官给挡住了，到第三次才没被挡住。唐太宗在史书中就两个问题做了些篡改，一是为李家称帝而摸黑下隋朝两任皇帝，二是突出自己在李家中如何重要而其父皇如何不行。古社人物很清楚唐太宗的心思，因这个自私考虑并非太大问题，也听之由之。后人猛批唐太宗篡改历史，但也应看到，如果换是搞极权不开明的君主，谁敢上前阻挡呢？汉武帝也生性残酷，并侮辱太史公，后来犯下累累罪恶。篡改有多少轻重之分，要怼就请集中有限的时间精力去怼那些大幅度篡改关键信息的暴虐得没人敢劝阻的统治者。

　　李唐王朝自初期起就倡导老子李耳总结出的道家学说，不同于始皇帝的极端专制和高压政策，而是倡导广开言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促进民族和睦与中外交流。魏征在贞观十一年进谏曰：“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诫。……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踏踏实实地遵循这些原则和措施，持之以恒而不嬗变，唐朝开创了贞观之治、贞观遗风和开元盛世。在这一连上百年的过程中，皇帝和大臣的良性合作起到关键作用，这要求皇帝尊重贤才、虚心听取劝谏而乐意处于制衡之网中，大家共同抑制官本位和皇帝制度那些丑恶性。唐太宗堪称这方面的千古典范，尤其不喜欢那些没有独立主见只会迎合上级喜好的人，说：“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

　　《贞观政要·政体第二》记录：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唐太宗不仅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也真正说到做到，不是亮右灯向走转，不是穿新鞋走老路。《资治通鉴》记载：“魏征状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上亦为之霁威。尝谒告上冢，还，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皇帝想弄死魏征，随时出句声就行了，但容许这么刚直扫兴的大臣而到了“畏卿嗔”的程度，使得皇权处于良性运转状态，“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秦王政发淫威的话）的专制帝王才不容易做出傻事来。

　　唐太宗一生几乎没有滥杀大臣和造成冤案，例如被画成像挂在凌烟阁的二十四位功臣基本都得以善终。所以一直君臣和谐，大家都乐意与太宗共治天下，其结果就像有诗句称赞的，“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魏征《述怀》说：“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让许多贤才做到“深怀国士恩”，大家主动乐意去辅佐，而不是在淫威刑罚下被逼去效忠，这样的帝王才了不起。

　　有人将李世民与朱元璋相提并论，只因为两人都杀了功臣，都是有好有坏一个样，相比李世民被赞，朱元璋被批是很冤的。但要知道，这不是“有”和“无”的关系，而是“多”和“少”、“轻”和“重”的关系。朱元璋封了34位功臣，得善终者仅一名，其余没受封的功臣或贤士被杀不计其数，例如元末明初三大家，即德艺双馨的刘伯温、宋濂、高启，要么被腰斩，要么被默许毒死，要么被流放而死。李世民只处死了凌烟阁24功臣中的两个，其一，张亮听了假子的恶言和方士的迷信，竟然想着登基做皇帝，其假子还秘密养兵，李世民知道后才杀张亮。其二，侯君集过分贪财，连战利品也私吞，被人弹劾。李世民原谅他一次，并保护好他，但他却觉得自己遭排挤而与太子勾结谋反。对于这种不顾底线的行为，李世民杀之是正常的，连太子都不偏袒，岂能说是心胸狭窄也不公正呢？

　　李世民而不是朱元璋被誉为“千古明君”，这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前者吸取历史教训，近之隋灭，远之秦亡和汉武帝晚年弊政，都放在心上。《贞观政要·贡赋第三十三》记录：贞观十二年，疏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贡方物，太宗谓群臣曰：“向使中国不安，日南、西域朝贡使亦何缘而至？朕何德以堪之？睹此翻怀危惧。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乂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洪武朝那么多大臣也没谁敢向生性残忍、动不动就将大臣摁下重打大板的朱元璋进谏，而在法制建设方面，喜好严刑峻法而到了和平年代还不断“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也不能与李世民相比。唐太宗在贞观元年就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随后废除了不少苛刑，限制拷问和肉刑等举措。这不但没造成什么问题，反而中和了以刑罚和连坐为主的封建法律体系的残酷苛刻性。把“政法宽简”说成“放任不管和纵容犯罪”，这样的思想逻辑是根本错误的，不能作为推广“苛法酷刑”和“乱世用重典”的理由。由房玄龄等人制定出《贞观律》，是黄老思想在法制发明的体现和落实，其中不乏很文明先进之处。

　　《贞观政要·刑法第三十一》记录：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鞠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既而悔之，谓房玄龄曰：“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因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五覆奏，自蕴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

　　有必要说明的是，唐太宗晚年时不太乐意纳谏，人有所懈怠，而且劳民伤财大造宫殿，虽然远没有汉武帝晚年造成的那么巨大的危害，同时也能像汉武帝那样下“罪己昭”。另外，中年后的唐太宗看见自己逐渐衰老，也迷信起来，不同的是，他只私下服用丹药，而不像秦皇汉武那样喜怒无常地大搞劳民伤财的迷信活动，这也不可相提并论，因为仍然属于是多是少，是轻是重的问题。有人批评李世民忤逆父皇、杀兄夺位。然而，李家平定天下以李世民功劳最大，李建成太子那帮人则在后方恶言中伤在前线进行统一战争的李世民，李渊也不立李世民为太子。幸好，贤惠而精明的长孙氏很孝顺，大方得体而服侍周到，深得她家公即高祖皇帝赞许，从而为李世民化解一支又一支的暗箭，使之安心做事。后来成为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贤内助，劝谏很巧妙，因而有人说长孙皇后是武则天始终无法超越的女人。

　　再说，一山不容二虎，都是为了自己做皇帝，都是要致敌手于死地，这里没有谁对谁错。在隋末唐初的乱世中，再次统一中国基本上都是李世民带领的团队的功劳，这难免会功高震主，李建成害怕自己的太子位被能者居之。在玄武门相遇时，李建成和李世民两派人都争取先下手为强，无论谁胜利了，失败那派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说李世民邪恶不干净，那李建成就干净不邪恶吗？大家应关注的是，争皇位时给社会带来多大危害，上位后有没有成功治理天下，并较好地抑制住残暴、盲目、虚荣、好大喜功等人性问题。李世民除了逼父退位和抢了兄弟老婆，还杀死了李建成一批同党，确保敌对势力不会死灰复燃和动乱再起，这才及时收手，对敌人也是痛快杀死，而没有虐待僻和整人僻。这与为自己夺权或保住权力而害死、虐待和侮辱数以十万计人口的那些独裁者例如朱棣，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贞观政要·政体第二》描述唐太宗的举措和贞观之治：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贞观之治随着唐太宗驾崩而结束后，唐高宗继位，沿用太宗朝的政策和贤臣，就像汉初“萧规曹随”，而不是大搞“一朝天子一朝臣”那种折腾。由于太宗晚年造宫殿和发动辽东战争而引发一些平民起义，虽然很快平定，但唐高宗亡羊补牢了起来，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在水旱和虫灾的背景下粮食减产而物价上涨，唐高宗宁愿忍受少些财政收入也不通过货币大放水去征税，不开这个恶例也就不会对开动印钞机即可隐性征税而不直接让民众感到痛苦的短视做法上瘾，减少新币铸造，并真正打击私人铸币而不怕得罪有关势力。创业成功或奠定基础后，就应该这样守成，不头脑发热不胡来，当遇到新问题就敢针对病根去解决，相对于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和那些习惯挥霍而又虚荣的二代三代们，唐高宗表现得不错，生前也将通货膨胀给抑制住了。临终前遗诏说：“园陵制度，务以节俭。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者，请天后处理决断”。

　　武则天早已是位成熟理性的政治家，并完全掌握了大唐朝政，再过几年登基当女皇，还将国号改为“大周”。武周天子也沿用唐朝前两任皇帝的政策，并重用狄仁杰、张柬之和姚崇等大批贤才，乐意大家直言进谏，对那些冒犯自己的或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能宽容大度地对待。因此在武周朝大家敢说真话，而不那么多伪君子，许多问题得以提出和面对处理。其美中不足的是私生活不堪入目，当时就有人上奏对武则天说她性欲无节制，搞下男宠可以但不要搞太多。当然，只要不明显影响到大局和民生，自己身体也扛得住，后人就不要苛求帝王。武皇较多任用酷吏，有些向商韩法家那套模式靠拢，还废除了史官参政和谏官监督的制度，古社影响力有所减弱。不管怎样，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那半个世纪，颇为“贞观遗风”，社会相当开明、安康、雄健。后来国号改回大唐，经过几年不算太严重的曲折待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唐帝国步入鼎盛阶段。

　　唐玄宗任用姚崇、宋憬和张九龄等古社背景的贤臣，兴利除弊；为政比较温和，起码不嗜杀，不像秦始皇和晚年的汉武帝。例如，听到孟浩然说“不才明主弃”而不高兴，只为自己辩护下，允许他继续当隐士和写山水田园诗。生于唐玄宗登基那年而后来经历安史之乱的杜甫写诗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膝。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值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以导致大半人口死亡的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唐朝走下坡路，但还有近百年时间勉强延续下去，直到爱读《贞观政要》、勤政爱民、乐意纳谏的唐宣宗驾崩为止。

　　唐朝有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雍容大度，非常自信而有个性，不拘小节，让人们获得“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在最鼎盛的玄宗朝，“在朝百官，多不整肃。”“或纵观敕旨，或旁阅制词，或交首乱言，或远班问事，或私申庆吊，或公颂诗篇，或笑语喧哗，或行立怠惰，承宽既久，积习如常。”这放在明朝，定会犯下对皇帝大不敬的重罪而被施刑或处决。就像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这种行为无论在早先的秦皇汉武跟前、还是在后来的明朝二祖之世，都是不可想象的。作为文学中最凝练、最讲美和意蕴的古典诗歌在唐朝达到全面开花、登峰造极的状态，也是理所当然的。

　　唐朝对内对外都很开放而包容，曾在长安担任宰相的异族人士就超过二十位。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因此，大唐天子被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真可谓帝国首脑的风范。西域外和南洋的众多国家都派遣使节到唐朝，许多外国人定居神州而流连忘返，东瀛岛国多次派遣使者来学习文化技术制度等。唐朝时九菊一派东渡登陆东瀛，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一批“渡来人”。在思想信仰上，让儒家、道家、佛家、道教、儒教、佛教自由竞争，不像汉武帝过分地搞“独尊儒术”或“封建礼教”，像景教、回教、摩尼教、拜火教的传播和建筑也有。杜甫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杜牧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为灰。”如果放在明朝大多数时候敢说这些话，那会被批为“名教罪人”，被解读为对伟人圣人大不敬、侮辱神州。